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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大师英国的卡尔·波普尔是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90年后，对中国学界中的青年学者影响很大的思想家。1986年他的《历史主义的贫困》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内部发行在中国出版，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猜想与反驳》，1992年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用波普的名字仍以"内部发行"方式的出版了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96年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由于供不应求1997年又重印了一次。现在波普尔在中国学界是与哈耶克齐名的大师级人物。而20多年前去世的著名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自1958年以"绿皮书"介绍到中国以来，对中国学界，特别是民间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至今其影响不衰，几次重印。文革中许多青年都从中汲取过养份，就连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顾准著作中都不时闪现出《历史研究》的影响。（1）这两位大家在关于历史规律性的问题上，在古代希腊社会的衰落和当代文明面临的问题上，都从各自的不同的学理入手研究，得出了精辟的结论，但究竟谁更高一筹，则见仁见智，也许，可以说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是殊途同归。 一 众所周知，卡尔．波普尔在其名著"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是受到人类知识进步的强烈影响的"，但"人们无法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预言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因此，我们无法预言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2）。从而彻底批判了人类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人类的未来可以预言的神话。 汤因比用几十年的时间写成卷帙浩繁的"历史研究"中，通过对人类历史上已存在过的二十一个文明成长与衰亡之间的比较，得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若干可循规律。其中最重要的律是"挑战和应战"。即在人类社会面临新的挑战时，能否出现"富有创造性精神的人物"带领群众冲破旧习惯，使社会进入活动状态，从而使文明成长变化；当"少数创造者退化或萎缩成了一个在解体中的文明社会的少数统治者，这就等于说这个社会已经从活动阶段进了静止状态"，这时如果不能出现新的创造者带领社会中的大众应答新挑战，使社会进入新的活动状态，社会将停滞，文明将面临解体。（3） 有趣的是，不相信人类历史有规律可循的波普尔，对于人类的未来，得出了近乎规律性的结论："未来取决于我们，而我们不取决于任何历史的必然性"；（4）而总结出若干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汤因比，也承认了人类未来的"无法预料"性，而"这个不可知的因素就是在挑战真正地到来的时候，当事人的那种反应。这些心理上的突出状态，事实上是无法衡量和计算的，因此也无法在事先做出科学的估计，这些却是在发生遭遇的情况时起关键作用的力量"。（5）殊途同归，二者都明白，任何一个社会的命运，是由这个社会中的当事人决定的。波普尔的"我们"是指拥有健全理性的或狂妄的人类在掌握某种知识后的创造力或毁坏力，而汤因比的"不可知因素"，恰恰是无法预测那些当事人在遇到挑战时，他们拥有的"科学知识"如何指导他们对应挑战。 波普尔和汤因比都认为始终模仿过去的社会是一个不能成长和发展的社会。文明世界的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仍可见到的一些以几千年前或几万年、几十万年前的部落方式存在的社会，他们顽强地模仿着老一辈的生存方式，汤因比认为那是尚未发展到文明的每一个个体都极小的原始社会。（6）用波普尔的话说：就是始终处在部族主义的封闭社会中。如果说模仿过去是一个停滞的社会，那么，在一个社会已经创新出新的形态后，一些人再企图回到过去的社会则是反动运动。卡尔·波普尔一生都是和这些反动的思潮进行斗争。汤因比也为我们这个文明面临的守旧观念和暴力倾向（包括核武器的竞赛）忧心忡忡。 看来，二者都不否认，以开放的态度勇于探索人类的未知领域，在人类文明成果的积累上不断地创新，是人类文明成长的不二法门。而封闭保守，害怕向陌生的世界挑战，拒绝社会变化，是人类文明的敌人。 二 波普尔在其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探讨了古代希腊文明生成和衰落的原因，汤因比也在其传世大作"历史研究"中，也多场合探讨了古代希腊文明的生成和衰落。他们都认为或不否认古代希腊文明的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但究竞是战争本身对文明的冲击，还是战争的结局是以代表着走向开放社会的雅典一方的失败而告终，对希腊文明的衰落造成了影响，二者的看法则侧重不同，而特别重要的是，对这场战争的起因、性质二者有颇为不同的看法。究竟是波希战争后，古代希腊世界国际关系中雅典的帝国主义政策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从而造成了古代希腊文明社会的解体？还是封闭社会的斯巴达，与代表开放社会的雅典不同倾向的尖锐冲突，引起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而战争中复古主义的斯巴达的胜利，才导致了以雅典为代表的刚刚走上开放社会的古代希腊文明的解体？战争的性质是城邦争霸还是阶级斗争？ 汤因比认为：古代希腊文明如果不是由于希腊社会中自身的人为的错误造成了希腊文明的衰落，人类可以直接在希腊文明的不断发展上使人类通向更高文明。即以雅典完成了经济和政治变革成为全希腊的模范后，又成功地领导希腊城邦联盟取得波希战争胜利的形势下，未能建立起"一种把古代希腊世界团结在一起的那种政治联盟形式"。"其所以失败的原因，看起来很明显，就是一切有关城邦都跨不过城邦主权政治这块绊脚石"（7）汤因比认为在当时的物质界限中，"区域性的主权单位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保留。那就是主权的城邦制度必须让位给更高水平的新型国家"（8）但是，当时的各城邦"彼此不能容忍、不能合作；"在公元前431年，"它们发动了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造成古代希腊的衰落"（9）而"这个悲剧中最悲惨的一幕大概是雅典，它本来是'全希腊的解放者'，其结果却变成了一座'暴君的城市'。雅典所犯的这个错误不但为全希腊，而且也为雅典本身，带来了永远无法挽回的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灾难。"（10）显然，汤因比认为造成古希腊文明衰落的深层原因是由于各城邦未能从城邦主权的观念下解放出来，从而使希腊社会未能在国际关系上创造出更高级的形式来容纳它的发展。而直接造成希腊文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则是由于雅典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造成的，雅典的霸权政策导致了与其他城邦的矛盾，造成了斯巴达对战争的介入，从而造成了希腊文明衰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汤氏认为战争的性质具有城邦之间的争霸权斗争和进步与保守势力的阶级斗争二重性质。他说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上评价伯罗奔尼撒这场战争，即这次"社会大灾难"、"全希腊的巨大罪恶的起点"时，"如果要述说古代希腊社会的成员如何犯了这次自戕的罪恶，他（修昔第底斯）也许还会同样地着重指出两种罪恶的战争，城邦之间的战争和阶级之间的战争。"（11）汤因比也承认战争后保守势力把希腊文明引向衰落（12），但他更倾向战争本身对文明的摧残。他说"在过去四、五千处间大约有二十个文明瓦解过，它们瓦解的原因，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所以能够摧毁一个文明是因为它使那些共同组成一个社会的地方国家在彼此之间发生冲突，造成毁灭性的自相残杀。"（13）在战争本身造成文明的衰退落和暴力对文明的消极意义上，汤因比的观点是一贯的。 而波普尔则认为公元前6至5世纪，古代希腊社会正在进入一个伟大时代——开放社会，正是由于这个刚诞生的人类社会中的第一个开放的社会使许多守旧的势力感到恐惧，各种反动的力量（包括雅典内部的），即仇视开放社会的力量集结在一起，对这个以雅典为代表的新生文明——开放社会进行了拼死的打击。伯罗伯尼撒战争就是以斯巴达为首的希腊社会中的封闭社会的中坚，联合了一切守旧势力，包括雅典城邦内部的守旧势力对新生的开放社会采取的军事行动。在这场军事冲突中，以雅典民主派为代表的走向开放社会的力量，遭到惨重失败*。从而导致了古代希腊文明的衰落。 波普尔认为，在古代希腊文明中，正当以雅典为代表的人类文明的成长力量取得伟大的革命成就时，以斯巴达为首的反动保守力量竭尽全力来绞杀这场革命。所以他说"这样看来，我们必须理解成功地阻止住这些发展（发展即指走向开放社会——本文作者注）的斯巴达的历史以及导致民主政治的雅典的历史。"(14)波普尔认为在公元前5至6世纪时，在希腊出现了从原始的封闭的部族社会向当今人类主流文明发展的起点，他说，"希腊的部族封闭社会的瓦解可以追溯到占有土地的统治阶级开始感到人口增长之时。这意味着'有机的'部族社会的结束。因为它使这个统治阶级的封闭社会出现社会冲突。"为了缓解这些冲突，希腊社会的许多城邦开始向海外殖民，建立子城邦，但这些跨海移民在组建成新城邦时，采取了新的开放的民主的社会组织形式，新的子城邦和母邦的联系，"又造成了也许对封闭社会来说更为危险的事情——商业和从事航海的新阶级。到了公元前6世纪，这种发展已导致旧有生活方式的部分解体，甚至导致一系列的政治革命和反动。它不但导致用暴力来保住部族社会，在斯巴达就是这样，而且还导致伟大的精神革命，出现了批判性的讨论，以及随之出现了从神秘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的思想。"（15）"封闭社会的解体确实引起了阶级问题和其它的社会问题，这对公民必定产生影响，就象家庭的严重争吵和破裂对儿童容易产生影响一样。"（16）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二十六年，在斯巴达的一支远征军进犯雅典北部时，雅典的寡头党就决定同斯巴达勾结来反对自己的国家，以实现他们反对民主政府的计划。"这个事件表明，甚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二十六年之时，雅典的阶级形势是何等紧张，而在战争期间，阶级形势就变得坏得多了"（17）而在战争开始时，用反民主的修昔底德话说：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几乎整个希腊世界都在动乱之中，在每一个城邦里，民主派的领袖们和寡头派的领袖们都在作出艰苦努力，……他们用尽一切可以想到的手段使一方压倒另一方"（18），因此"我们可以说，开始于希腊部族瓦解的这场政治的和精神的革命，在（公元前）第五世纪达到其极盛时期，并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已经发展为暴力的阶级战争，同时也发展成为希腊两个为首的城邦之间的战争。"（19）波普尔认为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人类文明社会在其初始时开放与封闭、民主与专制、人道与反人道，尊重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进步与反动两大社会力量的大决战。同时波普尔也不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身造成了希腊文明的衰落。他特别指出：雅典为代表的人类文明大发展的时代包括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他说："标志着人类历史转折点的这个时期，我乐意称之为伟大的世代（Great Generation），这个时期是雅典人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不久和战争之中的那个时期。"（20）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人也不难看出，战争中，当时希腊世界的外交军事商业和国际联盟以及各城邦大会对宣战媾和的辩论诸活动其文明程度之高令人惊叹。波普尔认为战争本身并不构成希腊文明的衰落的原因，所以应该理解为波普尔认为战争由以斯巴达为首复古主义力量取胜才造成了古代希腊文明的衰退，即开放社会发展受挫。 汤因比认为当时希腊社会中的城邦主权政治观念是林立的邦国是通向更高文明的组织形式——"一种把古代希腊世界团结在一起的那种政治联盟形式"的绊脚石。汤因比认为在当时的物质界限中，"区域性的主权单位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保留。那就是主权的城邦制度必须让位给更高水平的新型国家"（21）汤氏的这种新型国家显然是指联邦体制，他说"当时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办法应该是通过各城邦之间的自愿协议而对城邦权力进行一些长期性限制。"（22）但汤氏认为雅典帝国主义政策不但破坏这种可能，而且雅典的"军国主义"把希腊引向灾难。他说"但不幸的是……提洛同盟变成了雅典帝国，而这个帝国引起了伯罗奔尼撒战争"（23）。因此，由于雅典未能完成把古代希腊人团结在一起的新政治联盟形式。最后不得不由罗马人用军事手段进行统一。而罗马所以能完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是因为"罗马这个国家的组织结构原则同这种偶像（城邦主权）祟拜是相当不相容的；因为这种组织结构原则是一种'双重市民'制，它把市民对于国家的职责分为两类，一种是对于自己出生的城邦的责任，还有一种是对于罗马所创造的更大国家的责任。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调和办法，这种办法只有在那些偶像崇拜还没有死死地控制住全体市民的城邦里，才能够是从心理上做到的"。（24）"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些雅典人在内政方面不许有任何停滞状态出现的本领是非常高明的，而在公元前五世纪迫切需要维持国际秩序时，他们却无能为力了，其结果是到四百年后，才由罗马人完成了这项伟业。"（25）当然在称颂罗马的建立世界帝国的辉煌业绩时，汤因比并未忘记谴责罗马人的暴力，也承认罗马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统一秩序的成就也不能阻止始于希腊的希罗文明的衰落。（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