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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分类学中，“人类”（Home）是个属名，一般认为，人类这个属可以分为三个种：能人、直立人和智人。近年来，随着科学新发现的增多，有人还提出了不少人属新种名，如“鲁道夫人”、“匠人”、“海德堡人“等，但这些新种名现在还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可（吴汝康：《人类起源研究的新进展和新问题》，《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4期；《对人类进化全过程的思索》，《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4期。托拜厄斯：《直立人及其在人类演化上的位置》，《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4期。刘武：《西班牙新发现的人类化石及人属一个新种的命名》，《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4期）。 我们都知道，人类是从古猿中分化出来的。原先人们曾认为腊玛古猿是人类最早的直系祖先，但自本世纪后期起，这个观点已经被完全放弃，“腊玛古猿”的名称也被取消了（龚缨晏：《关于人类起源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94年第2期；《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命题》，《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大约在700万年或更早一些时候的非洲，人的系统与猿的系统开始分离，大概在250万年前，在非洲诞生了最早的人类，这就是能人（吴汝康：《对人类进化全过程的思索》；龚缨晏：《人类远祖的新发现》，《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大约距今将近200万年前，出现了直立人，它的化石在非洲、欧洲和亚洲都有发现（吴汝康：《人类起源研究的新进展和新问题》）。直立人的起源地很可能还是非洲，但他们出现不久，就逐渐走出非洲，向欧洲与亚洲扩散，一直到达太平洋西部的爪哇岛等岛屿（侯亚梅等：《东亚和早期人类第一次大迁徙浪潮》，《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4期）。 现在所发现的东亚最早的人类属于直立人，比它更早的人类“能人”尚未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关于东亚早期人类及其文化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很少有定论。例如，一般认为，中国境内迄今所知最早的人类是元谋直立人（俗称元谋人），其年代约为170万年前，但也有人认为其年代不会超过73万年，甚至更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633页；刘东生等：《关于元谋人化石地质时代的讨论》，《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1期）。1961年，在山西省的西侯度曾出土过一些石器，有研究者认为其年代可能早至180万年前。但是，对于西侯度的这些石器，“从发现之始，就存在不同认识，中外学者怀疑它们是河流撞碰所产生者不乏人在”（张森水：《在中国寻找第一把石刀》，《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2期）。在泥河湾盆地，据报道曾发现了可能超过200万年的石制品，但其年代同样受到许多人的质疑。此外，对于80年代后期发现的巫山直立人的年代（约200万年前），也有不少人表示怀疑（侯亚梅等：《东亚和早期人类第一次大迁徙浪潮》；张森水：《在中国寻找第一把石刀》）。至于前几年提出的什么“东方人”、“蝴蝶人”、“竹棚能人”、“中国古猿“等新名称以及“云南是人类发源地”的说法，更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根本不能成立（吴新智：《中国远古人类的进化》，《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4期。吴汝康：《人类起源研究的现状和展望》，《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2期）。 直立人带着相同的石器文化离开了非洲来到欧洲与亚洲，因此东亚的早期石器文化与西方有着明显的共性。但后来，东西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旧石器人类文化可以分为五种技术模式。第一种技术模式以石核制品（如砍砸器）为特征，它发源于非洲，并且随着直立人的扩散而传播到欧洲与亚洲，它是东西方共同拥有的文化基础。大约150万年前，西方出现了第二种技术模式，又称阿舍利技术，其特征是大型两面器，特别是手斧。大约15万年前，欧洲出现了第三种技术模式，又称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或者称作莫斯特工业，其特征是比较先进的石核修整技术。大约距今3万5千年前，欧洲出现了第四种技术模式，又称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它以石叶为特征。第五种技术模式则是中石器时代的技术模式，以细石器为特征，出现在一、二万年前。西方的旧石器文化经过了从第一种技术模式到第五种技术模式的发展过程。与此相反，东亚的旧石器文化一直以砍砸器为主，第一种技术模式始终占主导地位，它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延续到晚期；第二种技术模式与第三种技术模式并不存在，特别是缺乏像手斧这样两面加工的石器。半个多世纪前，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根据东西方早期旧石器文化的差别，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旧石器早期的东西方文化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圈：西方文化圈以手斧为特征，我们姑且称之为“手斧文化圈”，东方则没有手斧，而是以砍砸器为特征，可称之为“砍砸器文化圈”。东西方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传统。莫维斯的这种理论为国内外很多人所接受（戴尔俭：《旧大陆手斧与东方远古文化》，《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3期；林圣龙：《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1期；王幼平：《中国早期原始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成因》，《国学研究》第三卷）。只是在3万年前开始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才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因素，类似于西方的第四种技术模式和第五种技术模式的石器，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4期；李炎贤：《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划分》，《人类学学报》1993年第8期）。 但是，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慰文等人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莫维斯的理论提出挑战。黄慰文认为，手斧并不是欧洲所独有的，在东亚与南亚都有手斧。在东亚，除了中国黄河中游的“汾渭地堑”、长江中游的汉水谷地以及珠江水系的百色盆地发现了手斧外，还有朝鲜半岛的全谷里也存在着手斧。在印尼、马来半岛、印巴次大陆、中亚及阿尔泰地区也都有手斧。特别是广西百色盆地出土了不少手斧，其年代可以上溯到距今70—80万年前。1998年3月，国际著名的刊物《科学》（Science）也发表文章介绍了百色的手斧。同年，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国家自然博物馆还专门举行学术讨论会，黄慰文应邀作了报告。黄慰文等人认为，由于旧石器时代的东西方都有手斧，因此莫维斯为西方所制定的那套分类体系同样适用于东方。而且，东方手斧的发现，“表明旧石器初期存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可能性”（黄慰文：《中国的手斧》，《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1期；《对百色石器层位和时代的新认识》，《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2期；《东亚和东南亚旧石器初期重型工具的类型学》，《人类学学报》1993年第4期；《亚洲直立人果真“只长个儿不长脑袋”吗？》，《文物天地》1999年第1期）。 针对黄慰文的观点，一些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中国出土的那些所谓的手斧，并不是真正的手斧，“严格地讲，这种以砾石和石片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完全不同于以石核工业为代表的典型手斧—阿舍利手斧。”可以将这些手斧称作“原手斧”，以区别于西方的手斧（安志敏：《中国的原手斧及其传统》，《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4期）。还有人认为，东亚发现的那些手斧不仅数量极少，而且是否与欧洲的手斧真正相似实际上并不清楚。例如，通过对一些被认作是手斧的标本进行的考察，结果表明，“只有一件相似于西方的手斧，而且还是一件从地表拾起的、没有准确的出土层位和可靠的年代的标本。”因此，中国旧石器文化中即使有手斧的话，也是极其稀少的；莫维斯关于东西方两大文化圈的理论依然适用（林圣龙：《关于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软锤技术》，《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1期；《对九件手斧标本的再研究和关于莫维斯理论之拙见》，《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看来，关于东亚是否存在手斧以及旧石器时代是否存在着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问题，目前还不能解决，有待于将来的继续研究与讨论。 大约距今20多万年前，出现了智人。我国学术界一般将智人分为前后相继的两大类：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在国外，最著名的早期智人就是尼安德特人，在中国，则有金牛山人、马坝人、大荔人等。晚期智人就是现代人类，我国曾称之为“新人”。在人类这一个属中，其它所有的种都已经灭绝了，只有晚期智人依然在地球上生息活动，而且日益兴旺。晚期智人（现代人类）又可以分作三大人种，即欧罗巴人种、尼格罗人种和蒙古人种，俗称白种人、黑人和黄种人。需要强调的是，这三大人种之间虽然存在着肤色及其它差异，但都属于晚期人类（现代人类），它们是一个统一的生物物种。 那么，现代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呢？它同早期智人的关系如何呢？国际学术界正对此进行热烈的讨论。总的说来，关于现代人类的起源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一种理论认为，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类是从该地区的早期智人进化而来的，当然在这个进化过程中各地也存在着基因的交流，这种理论被称为“多区进化理论”。第二种理论主要依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的，它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现在世界上各个种族的所有居民都是20万年前一位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我们可以将这位女性祖先称作“夏娃”）；现代人类离开非洲扩散到欧洲与亚洲各地后，完全取代了当地原有的早期智人；因此，欧洲与亚洲的早期智人不是现代人类的祖先，它们与现代人类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理论被称为现代人类起源的“夏娃理论”或“完全取代理论”或“单一起源论”（龚缨晏：《现代人类起源的理论问题》，《世界历史》1995年第5期；刘武等：《DNA与人类起源和演化》，《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3期）。 东亚是古人类的重要活动区域，任何一种现代人类起源的理论，都必须要经受东亚古人类化石材料的检验。这样，在这场国际科学大讨论中，中国的材料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多区进化理论”认为，在东亚大地上，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现代人类存在着明显的连续进化，东亚的蒙古人种是从当地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而不是来自非洲。例如，在头骨形态上，从直立人到现代人类都存在着矢状脊、印加骨，都表现出上面部低矮、鼻区扁塌、上颌颧突等性状；在牙齿形态上，都具有铲形门齿与双铲形门齿、上颌门齿中断沟、下颌臼齿转向纹、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等特征。此外，从我国的旧石器文化发展过程来看，存在着明显的前后连续性，根本没有出现过文化中断，根本不存在外来文化大规模地取代当地原有文化的现象（刘武：《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及其在现代中国人起源与演化上的意义》，《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4期；《第三臼齿退化及其在人类演化上的意义》，《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3期；《蒙古人种及现代中国人的起源与演化》，《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1期。吴新智：《中国晚旧石器时代人类与其南邻（尼阿人及塔邦人）的关系》，《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3期；《中国和非洲古老型智人颅骨特征的比较》，《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2期；《从中国晚期智人颅牙特征看中国现代人起源》，《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4期；《中国远古人类的进化》。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 “单一起源论”除了用分子生物学材料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外，同样以中国的一些古人类化石作根据。该理论认为，中国的一些古人类化石表明，当直立人还在中国大地上生活的时候，早期智人已经存在了。例如约25万年前的金牛山人，它是早期智人，其生活的年代与北京猿人后期阶段相近，而且它的体质特征与欧洲及非洲的古人类相似，而与东亚的直立人差别甚远。这说明，金牛山人与东亚的直立人之间没有连续的进化关系。此外，大荔人、山顶洞101号头骨以及柳江人等都类似于西方的古人类，而与东亚的蒙古人种相去较大。近年来，国外还有人对多区进化论所提出的那些证据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认为这些证据不仅缺乏可靠性，而且实际上反而为单一起源论提供了佐证（刘武：《蒙古人种及现代中国人的起源与演化》）。 传统认为，大约1万年前，蒙古人种在亚洲北部完全形成，然后向南扩散，来到南亚地区，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了南亚蒙古人种。但近来，国外有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亚洲地区的人类牙齿形态可以分成两大类型：“巽他型牙齿”和“中国型牙齿”。巽他型牙齿比较原始，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而中国型牙齿则主要分布在亚洲东北部地区。巽他型牙齿最先出现在东南亚地区，然后向亚洲北部迁移，并在自然选择或遗传漂变的作用下，形成了中国型牙齿。也就是说，蒙古人种最先出现在东南亚，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现代亚洲人实际上都起源于东南亚（刘武：《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及其在现代中国人起源与演化上的意义》；《第三臼齿退化及其在人类演化上的意义》；《蒙古人种及现代中国人的起源与演化》）。 根据单一起源论，在晚更新世，西来的现代人类完全取代了东亚的原有居民，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上的交流或融合。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中国史前史以及史前时代的中西关系史都将彻底重写。多区进化论虽然认为自直立人开始的中国史前人类及文化是在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下自成体系地发展起来的，但也并不完全排斥中国与其它地区的基因交流及文化往来。“事实上无论在体质特征或是在古文化上都可在中国晚期智人阶段看到外来影响的证据。中国南方柳江、资阳、丽江的人类化石头部枕骨的发髻状构造可能来源于欧洲尼安德特人，这种构造是尼人的典型特征。山顶洞102号头骨的颧骨额蝶突的外侧面比较朝向外侧也是与所有中国更新世以及更晚的大多数头骨不同，却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一致。水洞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物中有明显的莫斯特文化的影响。”此外，中国古人类特有的扁平的面部也表现于欧洲的斯坦海姆人和阿拉戈人，铲形门齿可见于欧洲的尼人；马坝人高而圆的眼眶与欧洲尼人相似而不同于中国其它化石人类。所有这些现象，都可能是东西基因及文化交流的结果。（吴新智：《中国远古人类的进化》；《从中国晚期智人颅牙特征看中国现代人起源》）。 本世纪的人类学与考古学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但同时人们也深深地认识到人类的起源问题远非原先所想象的那样简单。20世纪已经结束，我们依然不清楚人类起源的具体过程，依然不清楚东亚远古人类及其文化的最终源头，依然不清楚史前时代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继续努力，特别是要加强国际合作，加强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加强中外考古材料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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