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第一、二辑以蒙古族源研究为主题，整理汇编了自20 世纪初以来以中文形式发表的部分论文、著作章节和译文。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历史、语言等方面对蒙古族起源和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研究；二是关于蒙古族源传说故事的研究；三是对原蒙古人室韦-达怛的研究。 关于蒙古族族源，主要有东胡说、突厥说、匈奴说、吐蕃说、丁零说等说法。吐蕃说，较为完整而又最先提出是在约成书于明末的《蒙古黄金史纲》，清代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进一步发挥。此说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用佛教经典和西藏神话来附会蒙古族族源，材料不实，难以为信。丁零说的提出者是今人苏日巴达拉哈，代表作是《蒙古族源新考》，因缺少较有力的证据，信守者不多。流传时间长、影响广泛的是前三种说法，均始于南宋，以东胡说为最早。 东胡说的提出，源于将蒙古族源与东胡后裔蒙兀室韦相联系。最早提出者是南宋初期洪皓的《松漠纪闻》，曰：“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朦骨国，即《唐书》所谓蒙兀部”。清代魏源在《元史新编》中认为“蒙古人之祖先实出于鞑靼”，实与此一致。清末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以蒙兀室韦和室韦蒙瓦为据，认为“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也，其先出于东胡”。沈曾植《蒙古源流证》从语言考证，认为蒙古语和鲜卑语相差无几。王国维《蒙古考》考证了蒙古与蒙兀室韦的族源关系。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一书将乌桓、鲜卑、契丹都划为蒙古语族，属于东胡语族后裔。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一文系统梳理和分析了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方面的资料，否定了匈奴人和蒙古人同源的观点，进一步证明形成蒙古民族的核心部落是东胡后裔室韦——达怛人。林幹《东胡早期历史初探》一文认为蒙兀室韦属于契丹系统，语言和契丹相类，而服饰、辫发和使用“角弓”的风俗习惯和鲜卑相同，而且鲜卑与室韦的活动地区相同，可见鲜卑、契丹、室韦、蒙古都属于东胡族系。在国外，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放弃了原持的匈奴说，改为东胡说。苏联学者维克托罗娃在《蒙古人》一书中提出：古代蒙古民族历史的新阶段同东胡人是分不开的，这些东胡人可以被看作是晚近蒙古人的直接民族先世。蒙古国学者苏赫巴特尔在《论蒙古民族起源》一文中也研究得出蒙古族源与东胡、鲜卑有关，认为拓跋鲜卑应是蒙古人祖先。法国学者韩百诗、美国学者托马斯·爱尔森等也认同东胡说。 主突厥说者，南宋赵珙的《蒙鞑备录》、清朝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民国柯劭忞的《新元史》以及波斯拉施特的《史集》等，均为其代表。其中《史集》详细叙述了 14 世纪以前蒙古各部的起源和分支情况，并把他们归为突厥系。1889 年，俄国人雅德林采夫带领考察队在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发现了古突厥碑铭《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此后突厥碑铭资料便成为部分学者持突厥说的重要依据。外国学者多桑、霍渥斯，中国学者岑仲勉、冯家昇等也主突厥说。 匈奴说之始略晚于突厥说。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中记述“黑鞑之国号大蒙古”，同时代人徐霆疏证曰“即北单于国”，单于国就是匈奴。俄国蒙古学、东方学的奠基人雅琴夫·俾丘林在其翻译出版的《古代中亚各族史料汇辑》中认为“匈奴是蒙古人的古时族名”。白鸟库吉曾一度持有匈奴说。中国学者方壮猷、黄文弼、佟柱臣、谢再善等也持此说。匈奴说在蒙古国学术界影响很大，策·道尔吉苏荣、纳·热西扎木苏等均持此说。 突厥说、匈奴说都曾流行于国际蒙古学界，成为当时蒙古族起源研究的主流观点。但随着反映蒙古早期历史的汉文史料被翻译介绍到国外，以及考古资料的进一步丰富，经过多年的讨论，东胡说日益深入人心。此外，蒙古族源混合说又日渐成为学术研究的新趋势，并逐渐接受混合的基础是以东胡说为主导。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轻根，他在《蒙古种族考》一文中认为蒙古是由室韦、突厥、吐蕃三种人混合之种族。张振之《蒙古种族是从哪里来的》认为唐以前没有蒙古族，唐以后塞外各族相互往来，互相同化，产生了蒙古民族。邵循正《蒙古的名称与渊源》一文也认为蒙古是室韦和突厥的混合部落。孙进己认为蒙古民族是由蒙古高原上先后活动于此的许多民族的成分逐渐混合、融合而成，蒙古王族或所谓纯洁的蒙古诸部起源于蒙兀室韦，而其他普通的蒙古部则起源于其他室韦部落，后来蒙古族又融入了许多非室韦系的部族。易华《蒙古族源：人类学透视》一文认为构成蒙古族基础的原蒙古人可以通过室韦、鞑靼追溯到鲜卑、东胡，大体上属于蒙古人种，而另一部分蒙古族可以由突厥追溯到匈奴、斯基泰，大体上源于印欧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从鲜卑—室韦—蒙古的演变脉络追寻和考察蒙古族起源过程的考古学证据，正是对东胡说的回应与验证。从这方面考虑，《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第一辑主要收录了王国维、亦邻真、林幹、郑英德、陈得芝、孟广耀等东胡说观点的论著，以及张振之、邵循正、孙进己、易华等混合说观点的论文；另外，还收录了一些从语言学、地理学和社会历史发展等角度探讨蒙古族起源的论文。 关于蒙古族源，还流传着一些传说故事，皆与图腾崇拜密切相关。有的学者认为蒙古族的先民根本没有“图腾崇拜”一说，所谓的“狼鹿图腾”只是后人根据一些神话传说的推测，是人们的主观臆造。有的学者认为，蒙古族先民是由古代的氏族集团演化而来，传承了本氏族先人的狼、鹿、鹰、熊、天鹅、树木等图腾崇拜，并且至今仍在蒙古族一些部落的民间流传。《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第一辑收录的这方面主题的论文，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过狼图腾、鸟图腾、树图腾等崇拜，特别是狼图腾，来探讨蒙古与突厥民族的历史关系和文化联系，并指出这两个民族图腾族源传说的共同核心在于萨满教的苍天崇拜观念。另一类是通过熊崇拜、天鹅仙女神话等来探讨蒙古族与满-通古斯语族的文化相似性，共同点在于二者都强调祖先与天神之间的关系，标榜氏族起源的神圣性。 《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第二辑专门收录了对原蒙古人室韦-达怛的有关研究。在鲜卑人迁入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内地以后，北魏时期在东胡故地居住的主要有契丹人和室韦人。对室韦这一族称，伯希和曾提出“此名（鲜卑）代表之原文，与后译之室韦所本者同”。室韦还有另一个名称达怛（鞑靼），二者在汉籍中可以互通互易，可合称为室韦-达怛人。他们是原蒙古人，语言还没有经历后来的突厥化历史过程，保持着东胡后裔语言和方言的特点。唐代是室韦-达怛人民族学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回鹘西迁和契丹远征外蒙古高原，给室韦-达怛人提供了大批涌入外蒙古高原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机会。蒙古高原各部在《辽史》中被称为阻卜，也写作术不姑。这是契丹人对蒙古高原各部的总称。女真人沿袭了这个称谓，《金史》中作阻䪁。辽金时期蒙古高原各部是形成蒙古民族的基本成员。 中外史学界对室韦、达怛（鞑靼）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国外研究中，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最有深度。在室韦问题上，以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为代表。1910 年，白鸟库吉发表《东胡民族考》，内有《失韦考》一节，主要运用语言对音方法，对室韦的部落、地理、官职诸名称等作了考证。同年，津田左右吉发表《室韦考》一文，主要就《魏书》、《隋书》和两《唐书》记载的室韦部落的地理分布及前后室韦部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919 年，白鸟库吉又作《室韦考》一文，系统地考述了自后魏至辽代的室韦历史，摒弃了《东胡民族考·失韦考》中的许多观点，重新提出一些看法。在达怛（鞑靼）问题上，箭内亘《鞑靼考》、前田直典《十世纪的九族鞑靼》等影响较大。 国内研究方面，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了一个研究室韦、鞑靼、阻卜的高潮，发表了一批论文，如吴廷燮《室韦考略》（1922 年）、王国维《鞑靼考》和《黑车子室韦考》（1928 年）、方壮猷《室韦考》（1931 年）和《鞑靼起源考》（1932 年）、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1939 年）等。王国维《鞑靼考》一文认为《辽史》之阻卜及《金史》之阻䪁就是唐宋人所称的鞑靼，并就阻卜一词的来历提出一个假说：阻䪁二字乃鞑靼二字之倒误，后又省作阻卜。这些观点影响较大，既得到较多认同，也引起徐炳昶《阻卜非鞑靼辨》（1930 年）、王静如《论阻卜与鞑靼）（1932 年）的反驳。1952 年，蔡美彪发表《辽金石刻中的“鞑靼”》一文，根据从《辽道宗哀册》中发现的有关鞑靼的文字，与《辽史》道宗一朝阻卜叛乱的史实相比勘，证明《辽史》所称阻卜正是《道宗哀册》所称鞑靼。至此，王国维力倡的阻卜即鞑靼说基本上成为定论。1957 年，岑仲勉发表《达怛问题》一文，对达怛名称含义、族属、三十姓达怛、九姓达怛、阴山达怛、黑鞑靼、白达达等进行全面论述，史料收集颇为详备。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室韦、鞑靼、阻卜的研究又获得较大进展，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了一轮新高潮。突出的特点是积极参与讨论的学者明显增多，发表的论文大幅增长，论题涉及范围广泛，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更趋细化、深入，加强了对考古资料的利用，从而在一些纠葛不清的问题上有所突破。 总之，通过对蒙古族源相关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我们基本了解了学术发展历程、当前研究的进展状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研究趋势和发展方向。现从百年来研究的众多论文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汇总在《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第一、二辑之中。虽不免有遗珠之憾，仍希冀可为本项目的深入开展和学术界的继续讨论提供较完备的资料基础。（本文由孙莉 闫广宇摘编自 王 巍 孟松林主编《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第一辑）》之“前言”。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