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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逆推顺述” 如果说结构过程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礼仪标识是研究的切入点，那么逆推顺述就是一种特定的研究方式或技术。本文认为，所谓逆推顺述，就是将在自己的田野点观察到的、依然活着的结构要素，推到它们有材料可证的历史起点，然后再从这个起点，将这些结构要素一一向晚近叙述，最后概括出该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 作为历史人类学来说，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依然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是已经消失了的过去，在田野中观察到的只是今天的生活世界，但田野方法的本质对历史研究来说也同样适用。陈春声已然说明，置身于历史场景，感受地方民俗风情，在历史场景和历史记忆中阅读文献，必会加深对历史记载的理解，并深刻地理解过去如何被现实创造出来。这既是说在田野中获取历史资料，在田野中观察和理解人的活动的历史，也是说如何对各种历史文献加以“田野”观察，将文献所述尽可能地还原到其产生和改变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和重释。 因此，即使是历史学者，即使是先入为主地阅读了一些地方文献，历史人类学研究对地方的了解还是从田野、即现实世界开始的。西南官话中的“坝子”是平地的意思，一个村庄叫做“村坝”，一个场镇叫做“场坝”，甚至自家的院子也叫“院坝”，说明聚落或建筑大多是在平地上建的，这恰是因为西南多山，平地较少而难得的缘故。这种地貌通常有比较明确的空间边界，即周边海拔升高，变为丘陵或山地，其社会的构成就与坝子以外不同，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单元。所以，较大的坝子往往就成为不同层级的权力中心最早建立的地方，通过占据坝子的优势资源，逐渐将权力向四下扩展，像成都平原、云南的丽江坝子、大理坝子就都是这样的地方。在西南还有一类地貌，就是山间河谷，江河的两岸形成比较狭长的平地，大一点的也称为坝子，但往往离山较近，两侧高山壁立，人们只能以江河为交通渠道，它们可能成为基层权力中心的所在，但其结构过程又与平原坝子不同。至于山地里一家两户相距甚远的“散村”，就更不同了。 我们的研究往往就是从这样的通过田野观察得出的印象开始的。刘志伟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正是这样，他从广州出发向南行进，发现地方上有“里面”和“外面”这种区分，在地方志这类地方文献中，“里面”往往被称为民田，而“外面”则被称为沙田。前者往往是块状村落，以桑基鱼塘为生业，有较大的祠堂和寺庙，后者往往是沿河的带状村落，种植大片稻田或蔗田，祠堂和寺庙或晚或无，由此梳理出珠三角社会的结构过程，祠堂、寺庙这类“礼仪标签”就是明初以来这个开发过程中宣示权力与权利的表征。正是从询问和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区分的问题开始，我们找到了对某一个历史时段的区域历史过程的叙述起点。 如果同样从眼前观察到历史遗存出发，看到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历史在元明之际存在较大断裂的话，那么在华北的许多地方，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连续性，而较明显的断裂发生在汉魏之际。从自然景观来看，华北地区并没有太多的改变，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开发较早，生计模式已然固定，除了山区之外，已经没有更多尚待开发的空间。而山区的资源相对贫乏，物种相对缺少多样性，无法吸引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所以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像南方那样在山区新建州县的举措极为少见。唯一的流动出口就是长城以北和西北地区，也就是日后的“走西口”和“闯关东”。但那里的生态条件和生计模式在相当长时间内限制了习惯于农耕的人们的发展，其结果是有限面积的开发、人口回流，以致缺乏新的区域社会建构。这就是为什么通过对南方的研究，似乎可以发现许多不同以往的新的历史解释，而通过对北方的研究，在总体的描述上，我们却似乎在重复或者印证以往的通史常识。 以山西为例。山西被称为“三晋”，有不同的说法。或说源自战国时期的韩、赵、魏，或按地理形势分为晋南、晋中和雁北，基本上忽略了东面的太行山和西面的吕梁山。虽然太行山区有所谓“八陉”与河南、河北相通，吕梁山区与陕西间的黄河也并非天堑，但直到当代仍属“欠发达”地区。雁北地区长期承受北族的压力，除了在北族政权统治下的时期，其发展多带有军事或准军事的特点。因此其发达地区就是狭长的汾河河谷及其南北两端的盆地群，一是南面的晋南盆地群（临汾、运城、长治），一是北面的晋中盆地群（太原、忻定），形成一个不太规则的哑铃状地带。在这个地带，今天许多村落的历史都可以上溯到宋元时期甚至更早，村落形态大多呈簇集形，因生计模式主要为灌溉农业，其分布与大小河流呈正相关。从文化景观看，村落和乡镇中现存的寺庙大多是明清时期的，其次是宋、金、元时期的，再次即北朝、隋唐时期的，汉代及以前的遗存很少，与陕西、河南颇为不同。因此，很容易给这一地区进行历史分期，即北朝—隋唐、宋—金—元和明清。但三者之间有没有明显的断裂呢？ 如果逆推回去，会发现，北朝—隋唐时期这一地区浓郁的胡人影响被极大地扫荡了。考古发现的太原地区胡人墓葬说明，这里曾经存在一个胡人的社会，但其遗存在今天的地面上几乎完全看不到了。佛教的遗存还在，但必须仔细地分析北朝—隋唐佛教与宋以后佛教对社会影响的差别，比如社邑与北宋以后的普遍存在的社已经是两回事了，前者表明信仰结社与“自治”结社是分离的，后者则开始有与基层管理体系联系在一起的迹象。再比如，在北朝—隋唐时期，这里是王朝统治中心的腹地，两者的依存关系极为密切；但宋以后，河东地区对王朝的重要性大为消退，这里也没有产生多少在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前两个时期之间是存在一定断裂的。 相形之下，宋—金—元时期与明清时期之间的断裂就没有那么明显。从王朝的角度看，北宋和明是汉人政权，金、元以及后来的清是北族政权，差别好像很大。但从社会的角度看，北宋时期的确经历过一次重建过程，但金、元时期并没有对原有的制度做出太大改变。金元之际山西一些地方出现了世侯的统治，但很快就消失了；晋东南的社的体系自北宋以来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晋南和太原地区的水利灌溉体系及其基本规则也是历金元明清而基本未改；在金元时期进入这里的女真、蒙古人群，规模和影响远远无法与北朝—隋唐时期相比，就更难逃迅速融入主流社会的命运；明清时期一直不绝若线的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在清末民初被轰然弘扬，也正表明当时的人们对金—元—明连续性的挑战和重塑汉人正统的努力。唯一的不同是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力量的兴起，但我们至今还不太清楚他们的资本流向，至少这种变化没有明显地改变当地的社会结构。简言之，由于这一时期这里没有也不可能经历如华南或西南那样的开发过程，也就很难看到“入住权”、土客纠纷、族群冲突、士大夫化以及创造和改变“礼仪标识”这类人的能动表现，虽可以有“顺庄编里”却没可能有“粮户归宗”这类改变。所以在寺庙和祠堂的背后，看到的更多是调适而非创新。通过调适而延续，为什么不可以是当地人们的最佳选择呢？ “逆推顺述”的目的正是为了揭示区域历史的节奏变化，因为“逆推”的起点虽然是当下的世界，但能“推”到哪里其实就是找到某一个历史上的节点，然后使这个节点再成为“顺述”的起点。最古老的中国史书《春秋》其实也是“逆推顺述”，孔子的逻辑起点是当时社会上下的“违礼”行为，就是从他所在时代的失序或社会变动出发的，他所找到的历史节点就是“三家分晋”，于是《春秋》就从那时开始往后“顺述”。在这个意义上说，“逆推顺述”又不仅是一种研究技术和叙事技巧，而是另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官修正史的传统从过往叙述至今，虽遵循了时间的线索，但目的在于表达法统的承接和国家的力量，而“逆推”是从当下的生活世界出发，目的在强调“当下”对于历史叙述的意义以及地方人群的活动对形塑历史的重要性。 研究古代历史的学者受困于所研究问题的史料的缺乏，故而不得不常常采用假设和含混的表达，或是做适当的跳跃，用逻辑的连接替代证据的连接，因此“新史料”的发现往往引发轰动；研究近代历史的学者又往往受困于史料的纷繁，个人无法做到古史研究所倡导的“穷尽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结论，故而在精细研究和宏观认知之间进退两难。但在当下的生活世界，这两个极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平衡，就像顾颉刚研究的孟姜女故事一样，人们口中的孟姜女故事包含了从先秦到当下的历史层累。对于“当下”的人来说，越久远的历史越是碎片，只有成为他们生活资源的部分才会保存下来，这与历史学者面对的情况差不多；同样地，即使晚近的史料再多，如果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没有意义，也会被人们无情地忘却。因此，现实世界的生存境遇是一个过滤器，它会告诉我们应该研究什么，历史研究怎样才会有意义，史料过少或过多的窘境也会因之得到一定的缓解。 层累地制造古史说的另一个方法论意义，是揭示出每一个稍晚的“层”都可以是稍早的“层”的“当下”，都是可以进行“逆推”的起点。过去我们常常提到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指的是米粮主要产区从宋代到明清时期的变化过程。湖南、湖北、江西的农业发展与湖区的开发有很大关系，学者们的现场观察和民间文献搜集都可以将这一变化推到明初，然后讨论自明初以降的整体社会演变过程，成为新的米粮产区只是这个整体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我们也知道这一过程并非滥觞于明初，而要追溯自宋代、至少是南宋，那可能是另一个“结构过程”。宋代的遗存在今天当然是难得见了，我们的做法是将明代的传世文献当作“当下”的田野，看看那里面是如何描述明代以前的江西和两湖的，描述了该时期、该区域的哪些内容，结合考古发掘、信仰、传说故事等口碑资料，“逆推”到上一个历史节点。我们已经知道两宋时期的江西已经出了不少名人，也知道江西商人在元代就已经活跃于西南边陲，那个时期的赣江及鄱阳湖流域已经不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 “顺述”，即按时间由远及近地叙述历史过程，是历史学者习惯的做法。但因“逆推”作为前提，“顺述”的起点及其所涉内容就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按照传统的做法，这个起点往往只能是国家或者王朝的预设，我们的王朝断代史就是个典型。比如我们讲明朝的事，往往从太祖开国讲起，顶多从元末起义开始，于是历史叙述就被限定在了王朝叙事的框架内。假如是一部个人生命史，当然也可以从出生讲起，一直讲到生命的完结，这当然是遵循着生命的自然周期，不过也就被限制在其个人叙事的框架内。但一个王朝，只是这个世界上芸芸众生的一个过客；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也不可能脱离他身边的人、事得到描述，当我们从众生的行动及其后果去描述王朝，或者从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去描述他，叙述的起点就会不同，“顺述”的内容也会不同，因为每个人、每个地方经历的事是不一样的，即使经历同样的事，他们的反应也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些反应反过来对国家或者王朝制度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经过“逆推”之后再“顺述”出来的历史，就可能是一部不一样的历史。 站在普通人、小人物，甚至是弱者的立场上讲述他们的故事，从人的活动而非概念化的国家出发理解历史，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顾颉刚的倡导和年鉴派的实践，都可以从90年前说起，华南研究的工作也已开展了30年。但是，我们是否已经通过一个个区域研究的个案，重新绘出了一幅历史中国的新貌呢？虽然前景可期，但目的还没有达到。很多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还没有通过大量精细的研究揭示出来——当我刚刚从晋祠对面的北大寺、古城营两村调查归来，就看到金胜、董茹等村的城改签约新闻，我们还不能提供一个可与珠江三角洲的结构过程进行比较研究的北方范例。许多“礼仪标识”在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剧烈冲击下消失不见了，使我们失去了借以透视其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的表征——在山东济宁的南阳湖畔，发现了一块嘉靖二年的临清卫左所的社坛碑时，心里是多么激动！但这类“礼仪标识”过去不是相当普遍的吗？没有了这些“礼仪标识”（或类似的历史遗迹），却充斥着许多伪造的“遗产”，又如何能“逆推”到地方历史的某个可供“顺述”的起点？ 我们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和材料做一块立体的镶拼图，这块镶拼图是没有边界的，也就是很难完成的。许多不同的主题碎片叠加成一个小尺度的区域历史板块，然后逐渐凑成一个较大尺度的区域历史板块。由于材料和投入的限制，这些板块之间一定会有许多连接不上的空隙，那些主题碎片的叠加也会高矮不一，但待到较多的区域历史板块被如此这般地镶拼起来之后，这个镶拼的过程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这就是一个很容易明白却做起来不易的游戏。 本文的写作虽然极大地受惠于同萧凤霞、科大卫、刘志伟的相识与合作，但并未将此文交给他们给予指点，因此文中所述主要是个人的理解。如果表达有错误或不准确的话，责任在本人。同时，在该项目历时8年即将结束之际，本文亦可被视为个人的学习总结。 （本文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引用请以刊物原文为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