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考据作为中国本土的一种注重客观实证的学术研究方法，也是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一，是早期的民间文学学者常用的技术手段。钟敬文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古典文献功底，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将考据方法广泛运用于中国民间叙事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就这一学术范式进行专门讨论，对民间文学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间文学研究；考据；钟敬文；运用 作者简介：陈祖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提到考据，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古籍整理、史实辨伪之类的校勘、辑佚等工作，感觉这与民间文学研究好像没多大关系？其实不然，回顾上个世纪20、30年代，茅盾、闻一多、顾颉刚等主要就是运用考据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的。那么在科技信息时代，网络如此发达，民间文学研究还需要考据吗？回答是肯定的。虽说网络便捷了，人人都可以将收集到的民间文学传到网上并向所有人开放，但有的民间文学作品上传后即遭遇节录、分割、删削的“命运”；虽说网络发达了，但鱼龙混杂的民间文学作品更让人眼花缭乱了。哪怕通过现代拍摄录像技术将民间文学的表演过程全程拍录，也会因文字表达与理解不同而产生异文，可见，即使是研究当代的民间文学，也同样离不开考据。那么，在民间文学研究中到底该如何运用考据方法呢？除了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的考据研究模式外，钟敬文先生的民间文学研究论文同样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范例。本文拟以钟先生的民间文学研究为例，对考据方法在民间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做一点尝试性的探讨。 一、早期民间文学研究的考据范式 考据，又叫考证、考核、考订等，是一种绵延中国近三千年的传统学术思想与方法。考据源于对古代文献的疑问，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萌芽。自汉以来，考据作为学者所普遍使用的一种整理文献的技能或方法，发展到清代乾嘉时期达到顶峰，并形成“乾嘉学派”。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考据方法呈现新的变化，有学者以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为标志，将考据学分为传统考据学和新考据学。传统考据学以校勘、辑佚、辨伪、版本、注释、笺证为其基本方法，以文献的语言与事实为基本对象，其学风本质特点就是实事求是。新考据学受西学东渐影响，扩大考据范围，方法多有创新，除实事求是这一根本特点之外，还有考古学与文献学的综合研究，文献与文化、社会的综合研究，不同学科之间比较互证的三个特点。[1]20世纪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考据学与唯物史观结合，使考据方法有了辩证法的指导。而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尤其是网络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更是为考据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台湾黄一农教授就提出“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2]由是观之，作为学术研究操作方法的考据，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考据本身也从为经学服务发展到为史学服务，再到为文学乃至几乎所有的传统学科服务，成为了一切学问的基础。 翻开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其发轫之初就与考据关系密切。比如民间传说研究的兴起缘于顾颉刚关于孟姜女故事演变的研究，他用考据的方法对孟姜女传说进行了历史的和地理的爬梳、整理，建立了我国现代民间传说学的奠基石。其实在孟姜女研究之前，顾颉刚引发的古史大讨论，之后形成“古史辨”，着眼于上古史传说的考辨还原工作。以顾颉刚、杨宽等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们，通过对中国上古史的考证辨析，将融在历史之中的神话传说从古史中分离出来，促成了中国神话、传说研究的兴起。洋洋洒洒三百二十五万言的7册《古史辨》，有4册是关于古史传说的考辨，不仅是运用考据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的重要成果，也代表了我国早期民间文学研究的考据范式。 为什么民间文学研究需要考据呢？这是由民间文学的本体特征决定的。与作家文学相比，民间文学具有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和变异性特征，民间文学是以“发音”的方式呈现的，它可以让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感觉、甚至欣赏，却无法让研究者对出口即逝的声音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在多数情况下，研究者面对的通常是被记录下来的民间文学文本。众所周知，记录民间文学文本的多数不是讲述者本人，民间文学的记录资料由于记录者与讲述者世界观不同、对民间文学的认识或自身的兴趣等原因，记录文本呈现不同的复杂情形。首先是民间文学资料的散乱零碎。比如中国神话就没有一部记叙完整、比较系统的资料汇编，而那些分散在各个时代、各种观念的文献，不仅零碎而且有的还相互矛盾，需要严谨的考据功夫才可能整出某一神话的些许眉目。其次是有些民间文学资料在记录过程中的历史化、哲学化和文学化现象，使原本鲜活的民间文学改变了状貌，甚至改换了意义。再次是民间文学的集体创作和传承中的变异性，使民间文学没有像作家文学那样的固定文本，讲述者也不可能像背书那样一字不落地照以前的讲述重复故事，出现较多异文。近年来，随着政府和学者对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深入，出现了有的被采录者根据采录需要进行讲述的复杂情形。因此，面对各种历史文献和各类现代采集的异文，需要研究者对各文本产生的时代背景、地域特色、语言风格等情况进行细致的考证，以保持资料引用的科学性。可以说，研究者在使用民间文学的文献资料之前，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和考辨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也是做学问的第一步。因为只有材料的真实，才能保证结论的可靠。 二、民间叙事研究的考据实践 研读钟先生撰写的民间叙事研究论文，发现先生总是先整理中国各民族的相关文献古籍，接着梳理当时收集采录的新材料，然后通过比较分析，从而得出结论。感觉到先生论文中的资料非常丰富，却没有丝毫材料堆积之感，这精心选择的过程就是考据的过程，先生考据的运用似“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温和又富有诗意。 钟先生是位十分关注研究方法的学者，认为“治学的方法，是科学研究上一个重要的因素。方法得当与否，可以决定那研究成果的命运。方法可以使研究成果完美地丰收，或者使它悲惨地失败。”[3]在不同的座谈会和论著中，钟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自觉运用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并把他总结的“方法三层次论”和盘托出：“第一个层次，是世界观或文化观的层次，也可称为哲学的层次。它属于学术活动的最高层，是指导研究者客观地去审察所面对的事物（民俗事象）的根本性质的。”“其次，是一般或大部分科学共同使用的方法，例如分析法、比较法、归纳法以及调查法、统计法等。”“再次，是某种学科特殊的研究方法。”“以上三种方法，虽然各有性质、范围，实际上大都是互相联系的，在使用上也往往彼此互相协力。它们并不一定是‘楚河汉界’、截然分开的。”[4]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自然融合在这“方法三层次论”中。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方法论意识 钟先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民间文学研究的最高层，他有关考据方法的运用也是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指导下进行的。钟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实证精神，“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比实证主义站得高，但是实证的研究也不可少。没有实证的基础，那个理论是空洞的、抽象的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更高层次的抽象，那么实证的知识站不起来，是爬在地上的东西。”[5]因此他一贯重视具有实证精神的考据，要求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钟先生还特别强调要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他曾提出两种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不恰当的情况：“例如在论述歌谣、故事的文章里，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的某些理论公式，生硬地套在对象上，或者引用经典著作中的某些个别论断以充当自己的结论或立论的出发点。”[6]生搬硬套地引用肯定不是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论在先，论证为预定的结论服务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糟蹋，也违背了考据的基本精神。 由于一切理论都是一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的产物。时过境迁，研究者如何看待、利用以往的资料可能是考据的关键。面对文献哪怕是经典文献，钟先生认为，研究者“一定要研究他们（指文献作者—笔者注）在什么条件下，对什么问题说的话，当时这种学问的成熟程度和跟这种学问有密切联系的那些学问的程度怎样。”[7]比如钟先生在《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中关于鲁迅对于神话性质的考据，充分显示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首先，钟先生简略交待鲁迅之前的文人学者虽表达了对神话的意见，却很少注意神话的性质，将鲁迅先生放置到神话研究的历史背景中，为进一步的考据提供了个参照系统。接着还原到鲁迅所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高涨的时代背景，那是对古代神话、传说有了新的注意和见解的时期。然后引用鲁迅对神话之产生和特点的阐述：“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諔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8]最后钟先生指出：“在今天看来，鲁迅这种神话的观点还没达到马克思主义神话学的高度。……但是，从我们过去长时期的神话思想史看，它无疑是一种向前跃进的见解。”[9]在《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中，钟先生更明确指出鲁迅这种神话说法，“如果从当时中国学界这方面的实际状况看，不能不说它是比较进步的意见――我们应该记得：当时还有不少旧头脑的老学究，和那些‘走得太远’的‘新学派’的神话观存在呢。”[10]可见，钟先生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考核、思辨材料，使其民间文学研究充满随处可见的唯物辩证之光。需要说明的是，钟先生写于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系列论文，同样充溢着辩证的法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