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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据范式的综合运用 考据有法，考无定法，每考据一事，都是各种学问知识比较、归纳、演绎的综合运用。这里综合既指多种方法的综合，也指多学科的交叉综合。钟先生方法论的第二层次是一般或大部分科学共同使用的诸如比较法、归纳法等，对所获资料进行比较、归纳、演绎也是考据常用的方法。比较、归纳是在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钟先生民间文学研究论文的前半部分，通常是简要列举梳理他所收集来的材料，按时间顺序从古自今、从历史文献到现代口头采录记叙；后半部分是对材料的分析比较。像《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槃瓠神话的考察》《中国的植物起源神话》《中国的水灾传说》等论文都是先分后总的综合考据。《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这篇论文虽没有列举太多材料（这与先生此文的研究目的有关），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先生收集到的资料是很丰富的。如文中为了论证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的产生时期，钟先生先梳理了相关的前期成果，归纳出学者关于这类神话产生时期的两类意见，认为这两种说法的根据和见解，“尽管有的比较全面，有的则不免偏颇。我综合考察了汉族民间所传的记录材料，参考了少数民族所传的同类材料，并参证以周围一些民族同类型或同母题（兄妹结婚母题）的神话传说，初步得出如下意见。”[11]先生的话很朴实，但在这简短话语的背后透露的是先生扎实的考据功夫。不仅考察了汉族民间所传的记录材料，还参考了少数民族所传的同类材料部分，比较了周边民族的同类型材料，这充分反映了先生占有资料的全面性。这“全面”既包括“死”的“有形”的已定型整理好的材料，还包括“活”的“无形”的尚未系统收集的相关信息。钟先生常为材料的收集地域不够普遍、统计不够全面而深感遗憾。有了材料之后，先生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把握可谓独具匠心。他说“如果仅是静止地‘观看’、机械地‘排列’远远不够，必须通过你的思维运动，深入其底里，让它在你的心目中自然、有序地‘活’起来，或为有自己‘生命’的东西。然后你要同它朝夕相处，同它对话谈心，同它交朋友，打交道；与此同时，又须仔细地用心灵去感受，去体会，去领悟，慢慢地令自己与对象声息相通，融为一体。”[12]先生把研究对象视为一种具有独特结构的生命体，通过同研究对象交朋友，反复琢磨、体会。这个认识、把握对象的过程就是比较、归纳、分类、统计等综合考据的过程，既微观透视又宏观鸟瞰。 综合考据还指多学科的参证互证。民间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生活，它跟社会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都有着或亲或疏的联系，研究民间文学时可能会涉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学问。先生在谈到对选题材料的收集时，曾提到除选题本身的文献、口头流传外，还要收集与选题相关的社会、历史等背景资料。如《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论证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产生时期的第三个立论根据就用到历史学、民俗学知识。钟先生通过列举了中国古代文献原始时代的杂婚（包括兄妹婚）的史实和习俗来论证这类神话产生于血缘婚还在流行（至少也是还被容许）时期，另外还引用了古代埃及、波斯等王室贵族中也有类似的习俗予以佐证。 （三）论证过程的考据分析 钟先生研究方法的第三个层次是某种学科所使用的特殊的研究方法。考据作为一种治学方法，在中国如经学、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历史学等所有的学科研究上都得到广泛运用，形成了一些具体的考据方法：本证法、旁证法与理证法。“考证所依据的文献资料可分为书内与书外两大类。以某一古籍本身的资料为依据进行考证，即是本证，也称‘内证’；以某一古籍之外的资料为依据进行的考证，则是旁证，也称‘他证’或‘外证’”。[13]关于本证法，钟先生单独运用得不多，偶有字词的考定，也不以提供一个切实可靠的资料文本为目的，只是简略地提出自己考证的结果或思考，并不一定给出确定无疑的答案。同时为了行文的简洁流畅，钟先生会将这类考据信息放在注释部分，如《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的两处本证法的注释：“原文，此句作‘惟有田章父识之，余者并皆不辨’。以下文看来，‘父’字或有误。”“原文此处接连下文语句似颇朦胧，或许有讹夺也说不定。”[14] 钟先生考据方法运用得最普遍且娴熟的是旁证法。旁证又可分书证和物证，“所谓书证，指利用某一古籍以外的存世文献资料来进行考证。”“所谓物证，指利用存世文献以外的遗迹、实物，如古代遗址、金石器物、碑版志铭、甲骨卜辞等资料来进行考证。”[][15]先生主要运用书证，有些物证的材料，先生也是通过文字资料来转述的，比如《楚辞中的神话与传说》对《楚辞》的三种辑本进行比较分析，《槃瓠神话的考察》下篇关于槃瓠的图腾性质，引证的材料包括宗教仪式，与宗教仪式有关的衣服、装饰，槃瓠石像等本可以是物证，先生就是通过文字资料来引用的。对书证的运用，钟先生首先是广泛举例证明，不满足于孤证。先生治学实实在在，一切从材料出发，用材料来说话。先生材料的涉猎范围是古今中外，不分学科的。如为证明南方某些少数民族和犬属之间存在着一种图腾关系，钟先生引用衣服装饰的材料作为一旁证。钟先生先列举了国外的龟氏族和小鸟氏族的人、中国古代哀牢夷部落的的装束；接着引用《搜神记》、《后汉书》和《南村辍耕录》中记录的装束互证；最后选择《贵州通志》、《峒溪纤志》和《皇清职贡图》的地方志中装束描写的材料。这些书证从国外到国内，从古代到近代，从不同时空证明某些少数民族和犬属的图腾关系。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仅表现在正文的书写上，也表现在对材料的选择和注释的说明上。如关于槃瓠神话的引述，刘锡蕃《岭表纪蛮》第一章有则记录，是槃瓠神话的异传，先生没有引述于正文部分，一方面可能如他所言，比较完整而重要的文献前文都已引述；另一方面，更可能是因为这则记录钟先生没找到第一手资料，有待查考，故将其放在注释部分。即使放在注释部分的考据材料，先生也不会只粗略地立个孤证，同样是严谨对待。如有个注释引了刘锡蕃《苗荒小纪》的槃瓠神话后，又引《桂杨风俗记》中土人赛槃瓠的礼俗为佐证，肯定其为槃瓠神话的歧传；还有个注释说到正文引的刘锡蕃所记的一篇与本文讨论有较大差异的异文，作者又引《周书》卷的例子进行旁证。可见，钟先生考据的材料虽多，但写论文时对材料的取舍总是有节制地引用最能说明问题的。所以，阅读钟先生的论文，可以感受到其字里行间的无限张力。 其次，钟先生对书证的运用，还表现在与民间文学学科特殊研究方法的融合。早在上个世纪初叶，钟先生对中国民间故事的研究，就创造性地运用了类型研究法、历史地理研究法等民间故事常用的研究方法。之所以说是“创造性地运用”是因为先生的研究没有为这些外来的研究方法所束缚，而是与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进行有机融合。《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就是先生在浏览国内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参照《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而做的开创性成果。此外，先生研究民间故事时不仅关注异文的共同点，更关注异文的差异点。如《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三至七节记叙的是从古代文献到现代采录的14个天鹅处女型故事，这些个故事是由于含有天鹅处女型故事一般共有的情节而构成了一个异文群。文章的第八节是将上述异文分为古代的与古代的对比，现代的又分组进行比较研究，第九节则是在上节比较的基础上，总结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形态变化，第十至十一节分析天鹅处女型故事的10个质素，更是古今中外的各学科的书证似信手拈来。文中故事类型学研究方法与考据结合得浑然天成，不易觉察。其他还有如《中国的地方传说》《槃瓠神话的考察》《蛇郎故事试探》《呆女婿故事试说》等都是考据与故事类型研究融合极好的范例。 除本证和旁证外，还有理证，即缺乏文献资料或遗迹实物的证据，而仅用推理进行考证得出结论的方法。钟先生理证之法是依据相关材料之外的理据，对材料的进一步推论，如对槃瓠神话的文本记录中存在后起文化色彩现象的原因分析，就是理证。《为孟姜女冤案平反》中关于孟姜女传说在唐以后转变为反对残酷筑城徭役的新主题、新情节的推测，也是理证。其实钟先生论文中的本证、旁证和理证常是融合在一起，不好截然分开，也可说是一种综合考据。正如万建中所言：“在钟先生的论著里，研究方法不是框框，不是套路，不是表层的和外显的，大多情况下也不是单一的”。[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