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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先生逝世已经十年了(此文发表于2000年，当时正值黎澍先生逝世十周年)。他并没有被人们遗忘。怀念、研究他的文章不断刊布于世,《黎澍十年祭》在他十年忌辰之际出版,此前还有《黎澍之路》在香港印出,说明他仍活在人们心中。黎澍生前以勇于提携奖掖青年、大胆扶植“新生力量”著称于世,笔者曾有幸蒙受过他的点化和指导,还与他有过文字上的往还。因此,当我1997年夏初接到《黎澍学记》(《十年祭》一书最初预定名为《学记》)组稿人的约稿信后,确曾动心想写点回忆。但后来转念一想,自己乃史学园地里的小草一棵,何足以配得上悼念先生这棵参天大树?为避攀附之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可当我将《黎澍十年祭》拜读之后,发现我的名字竟出现在丁守和、徐宗勉、蒋大椿诸公的文章中,实出意外。《十年祭》出版后,蒋大椿先生又曾在两个场合劝我或“逼”我写点回忆。一是他当面对我说:《十年祭》中的文章大都为老一辈学者所写,恰好缺乏你这一代人的文章,而先生对这一代人的影响最大,你既然与先生有交往,更应该写。二是在蒋先生近年发表的一篇《闪光的思想无尽的怀念——回忆黎澍先生》的文章中的一个地方,他说:“大约是1986年下半年(应为1985年5月,——引者注),山东大学历史系王学典同志当时在写硕士论文,内容是研究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到北京来找我。我曾向王学典同志讲到黎澍先生曾对我说过的上述内容,当然也加上了我自己的理解。我曾向黎澍先生引荐过学典。记得学典好像曾去访问过黎澍先生,但我没有同去。先生是否同学典说过些什么,学典没同我谈起过,不清楚了。”由此,我觉得,不把黎先生当年与我交谈的内容公布出来,恐怕就不太好了。 下面,笔者打算通过对自己一段问学经历的回忆,管中窥豹,借以反映黎澍先生的思想及其所掌《历史研究》杂志对当年一代习史者的影响,权当提供一点学术史资料罢。 一 我第一次面谒黎澍先生是在1985年5月13日。其实,最早见到黎先生应追溯到1980年11月。而和黎先生的思想、杂志结缘,大概比这还要早。据“《黎澍学记》组稿人”提供的“黎澍先生简历”告知,先生是于1975年10月复任《历史研究》主编的。《历史研究》杂志是1974年复刊的,但这一年只出一期,从1975年起改为双月刊。我正好从1975年开始订阅该杂志。黎澍是从1975年10月始任杂志主编的,1975年10月20日出版的第5期肯定与他无关,甚至第6期在他接手之前估计亦已编好。1976年的杂志看来由黎澍编辑无疑。可是这一年的杂志的头几期,其气息与上一年无异,看不出主编和编辑班底已易手的痕迹。如第1期上,就转载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署名的两篇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和《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主题当然是“邓”。第3期上,开篇就转载了“两报一刊”的《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一文。其余的均是标志“史学战线的新变化”的歌颂历史上的劳动人民起义、“评法儒”、“评《水浒》批宋江”之类的文章,而且相当一部分出自“工农兵”之手。于光远先生回忆说,“四人帮”被抓的当天,即1976年10月6日,他和黎澍先生就已经获知了这一消息。另据说,黎澍先生接手《历史研究》之后,即预见到“四人帮”会很快覆亡,且着手作必要的准备。丁伟志先生提供了相关事实:“唐山地震后,河北一位同志趁过京之便,赴黎澍寓所造访,披肝沥胆,纵论天下大势。黎澍同志当即断然告之:‘江青一伙垮台的事,估计超不过一年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黎澍同志在‘四人帮’垮台之前,就开始悉心剖析‘四人帮’祸国殃民的言行,每有心得,就和几位知心的同志交换意见,反复研讨,为与‘四人帮’之流进行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决战进行准备。”果然,《历史研究》在1976年第6期上就推出了一批清算“四人帮”的文章,而且是一批有力度的文章,如署名“本刊编辑部”的两篇:《〈历史研究〉的遭遇和“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的阴谋》和《痛打落水狗梁效、罗思鼎》。如此快捷,显然是有准备的。接下来的整个1977年,包括1978年的大部分文章,1979年的少量文章,都是批判“四人帮”的,理论旗帜是“反对封建主义”。这两三年的《历史研究》,老实说,在理论界叱咤风云,其影响超过当时处于尴尬局面中的《红旗》杂志,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尽了一份“鸣锣开道”的责任。仅此一端,黎澍就不应被人忘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养成了一种在属于自己的书刊上乱加批抹的习惯。翻查我手中的《历史研究》,也留下了不少这种批抹的痕迹。我最早乱加批抹的文章,是发表在该杂志1975年第6期上的《农民革命与投降主义路线》一文。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是借“批《水浒》”的机会,继续坚持和重申“文革”前“阶级观点派”的农民战争史观。但当时我很可能被此一史观完全俘获。不但通篇都加圈点,在许多句下划多至三条横线,还在文内留下许多赞扬性批抹。这些批抹今天虽觉汗颜,当时却十分认真和虔诚。我在1977、1978两年的《历史研究》上所作的批抹最多。在1977年第1期所载《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的文末,我涂抹道:“此期历史研究,抹去了‘四人帮’给中国历史披上的各种色彩。由此可见,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逐渐将获得恢复。唯物史观将得到恢复和新的发展。”从涂抹圈划的程度和面积看,在这两三年的《历史研究》上,我所重视的是下面这几篇文章:诸葛计的《驳“四人帮”在农民战争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1〕林春的《论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2〕李洪林的《揭批“四人帮”是一场历史性大决战》〔3〕丁伟志的《“四人帮”是历史科学的敌人》、〔4〕宋振庭的《论“四人帮”的出现和灭亡》、〔5〕丁伟志的《“四五”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6〕《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这些文章对我来说,称得上是启蒙之作。我永远忘不了读这几篇文章时所给我的惊骇:宋振庭的文章让我这个乡下青年思考“四人帮”这个集团的社会基础,李洪林的文章引导这个青年去辨析“文革”时期我们这个政权的性质,丁伟志的文章使这个青年豁然开朗:“四五”运动的被镇压,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变而为“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的结果。这个青年后来之所以陷入一些过了时的历史理论之中而不能自拔,现在看来,很可能与上大学之前所受到的这种所谓“训练”有关。黎澍在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上共发表了三篇署名文章:《“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7〕《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8〕《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9〕这几篇文章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认为显示了黎先生卓拔不俗的见识,拈出了所谓的“反封建”问题。很奇怪,这几篇文章当初却并未引起我的重视,事后也似乎并未留下任何印象。前两篇文章上留下的若干涂抹痕迹表明,当初肯定是读过的,后一篇文章、亦即大家最看重的那篇文章,因其中没有任何涂抹痕迹,当初是否读过,不记得了。不过,读过的可能最大。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尽管李洪林、宋振庭、丁伟志等先生的文章会将人们导向对“反封建”问题的思考,但明确将“文革”时期的中国看作是“封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全面“复辟”,并由此生发出一系列滔滔宏论,那是超出一般人、尤其是我这个乡下青年的接受和理解水平的。我想,这大概是我对黎澍先生的文章未留下什么印象的主要原因罢。至于黎澍先生的名字,包括上面所说几位先生的名字,可以明白无误的说,当时是未记住的。真正记住这几位先生的名字,那是上大学以后的事情。丁守和先生说:“1979年大概是黎澍最忙的一年。”现在看来,这一年大概也是黎澍一生中最辉煌、最红火、最快意的一年。“1979年是在思想解放的高潮中度过的。”黎澍的这句话,流露着他的亢奋的心情。正当他在上层为矫正整个中国思想界的方向而努力时,我却在低层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苦斗。1979年8月底,我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开始了迄今已整整20年的大学校园生活。就像在乡下的那几年一样,大学4年我仍然处在《历史研究》杂志的影响之下,虽然已远远不是惟一的影响了。我入学之初,史学界正轰轰烈烈开展“历史动力”问题的论战,论战主要围绕戎笙刊发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上的《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一文展开。1979年9月,山大历史系开会讨论历史动力问题,我亲眼目睹了我的老师们之间的唇枪舌剑,气氛之热烈,使我们这些新入校的学生大开眼界。后来被戎笙批评的孙达人先生回校作报告,他在台上“痛斥”戎文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这个问题也把同学们的寝室和饭桌搅得难以平静。那是一段最少禁忌、蓬勃自由的校园生活。同学们的思想被一篇又一篇史学文章所“解放”。1980年第1期《历史研究》上的董楚平和王致中的文章把这种解放推向高潮。我至今还记得我是怎样被这两篇文章特别是前者激动得热血沸腾。以往都说,尤其是老师在课堂上刚说,农民战争后建立的新王朝是这种战争失败的标志,现在董先生却说这是农民战争成功的标志,这是何等鞭辟入里,痛快淋漓!这时,又读到好像是《光明日报》上一篇论洪秀全如何腐化的文章,其中说他竟有83个“后宫”。在我原来的脑子里,洪秀全等农民英雄都是些通体透明的“高大全”,现在好了,也在搞“封建”的“三宫六院”!原来的一些所谓的“现代迷信”就这样崩溃了。我最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不管现在和将来,人们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杂志,但只要人们不从整体上肯定“文革”10年,就必须认可它在这一时期思想上的价值。“文革”虽短,但却是20世纪甚至更长时期内,人类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岁月之一。最先站出来揭破这一“黑暗”并给这一“黑暗”最系统最深刻反省的,不是其他杂志而是黎澍主持的《历史研究》。“现代性”在今天可能声名不佳,可并不影响它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是一座灯塔,而《历史研究》杂志正是这座灯塔的光源之一。这大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启蒙”罢。就是在这种“启蒙”的背景下,我第一次“远距离”见到了如日中天的黎澍先生。我们七九级历史专业的学生入校不久,班主任请搞明清史的潘群先生(现退休在南京大学)给我们介绍治学经验,潘先生那时刚发表了一篇论“资本主义萌芽”的文章,持论大概与黎澍先生一样,比较“低调”,所以,他在报告中把黎先生赞扬了一番。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知道学术界有黎澍其人。黎先生参与组织的那次影响深广的“五四运动”60周年讨论会,山大历史系有若干位老师与会,后来在课堂上,有的与会老师议论过黎澍。特别是当我得知我多年订阅的《历史研究》杂志原来就是他主编的情况之后,印象当然就极其深刻了。就在这时,黎澍来到了济南。 1980年11月14日,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济南珍珠泉礼堂开幕。能容上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会议由山大历史系牵头主办,记不得是主动还是被动,我们这些学生都来旁听开幕式和主题报告会。黎先生的主题报告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声如洪钟,容光焕发,语调异常自信。他的报告内容中心是讲思想解放,强调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毁铁路、拔电线杆等。记得在讲思想解放、向西方学习时,他举了“裸体画”的例子,意思是说西方的“裸体画”是艺术,有什么不好?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振聋发聩、闻所未闻。黎先生的这个报告可能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心理上、精神上所能有的承受力度,与会者们议论纷纷,会间休息时,我就看到我所尊重的两位老师直摇头,颇不以为然。往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据说会上争论得相当激烈。好几年后,与先师葛懋春先生谈起那次会议,才知道黎澍先生未等会议结束就中途匆匆返京。在济南,就好象接到了北京方面打来的批评电话。他的主题报告本确定在1981年第1期《文史哲》头条刊出,返京不久,他就给葛师来了一封加急电报,让把那篇文章撤下来,葛师当然照办。近日借来“义和团研究会、山东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义和团研究会会刊———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专辑》,在这份专门反映这次会议的专辑上,摘要刊登了许多人的发言,惟独没有黎澍先生的发言,甚至在会议综述上,也未提及黎澍先生的讲话。这份专辑是1980年12月30日编定的,可见那时对他的发言就已经开始封杀了。事实上,早在黎澍决定来济南参加义和团讨论会时(1980年夏),山东这边就已经在作应付他的准备了。因为他对义和团运动的看法众所周知,据说应付的措施之一,是当时的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义和团讨论会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亲自动员孙祚民先生撰写批判王致中的文章,〔1〕———王致中否定义和团的文章得到黎澍的欣赏和支持刊发在《历史研究》上,孙先生果然向大会印发了这篇文章。〔2〕所以,大会后来对他的“封杀”行动决非偶然。黎先生带着一团“反封建”的热情之火而来,但不知道会议的筹备者早给他准备了一盆冷水!从《黎澍十年祭》所提供的有关情况看,黎澍1980年11月的济南之行。可能意味着1976年10月以来,他的一段最为舒心的黄金岁月的终结。但我在那时对这一切都懵然不知,直到我5年后赴京面谒他时,也仍然不知。 二 义和团运动讨论会之后,当时人们对黎澍先生讲话的不同反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先生形成的初步认识,没有印象了。自己的思想当时尚未完全成型,尚依违于当时的不同思潮之间。真正受到黎澍所代表的那股所谓“新启蒙”思潮的影响,那是考取了研究生之后、特别是在酝酿撰写学位论文的时候。他所主持的《历史研究》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直是崇高的,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在大学生活结束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历史研究》杂志给我的突出感受,是除了它继续提出一些重大问题外,就是它推出了一篇又一篇在校学生的作品。并且《历史研究》还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大家都来提携青年人”的短评。这一举措,可以说鼓舞了、刺激了一代青年的习史热情。 1983年本科毕业前夕,我报考了研究生。“史学理论”专业在此之前全国都没有,我最初选报的是近现代史专业。但很快就又听说,山大中国古代史专业专门辟出一个史学理论方向,由主编出全国第一本“史学概论”教材的葛懋春先生招考,我立即改投到葛懋春先生门下。 作出这一选择的主要根据是我一直怀有难以抑制的理论兴趣。入学不久,我们参与了葛懋春、项观奇两位老师的一项科研活动:编选《历史科学概论参考资料》。我被分派承担从“历史主义问题论战”、“历史动力问题论战”、“农民战争史问题论战”文献中选取论文的工作。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有意识地思考一些曾经左右当代史坛的一些理论问题,也是从这时开始,翦伯赞进入了我的视野。尽管在《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出版的1980年,我就买到了它。选择“翦伯赞史学思想研究”做毕业论文题目,是我后来走向黎澍的关键一步,没有这一步,我可能没有当面向他请教的机会。这大概是1984年底的事情。记得那一时期的研究生,在准备毕业论文时,每人都有一笔可观的经费,可以外出“游学”,地点由自己确定。因翦伯赞在1949年前发表的论文,在山大找不全,我遂决定去北京。临行前,老师们为我拟订了一个要拜访的学者名单。其中包括黎澍先生。这个名单我现在还保留着。名单上的学者为:丁伟志、庞朴、黎澍、宋士堂、蒋大椿、白寿彝、瞿林东、田昌五。可能考虑到北京大学张传玺先生手头有许多翦老的资料,葛师专门给张先生写了封短信让我带着。从4月中旬至6月上旬,我一直在北京呆了50多天。在京访学期间,在拜访了名单上所列的除丁伟志、白寿彝和田昌五先生外的其余5位先生后,记得还拜访了胡绳武、苏双碧、田钰、陈高华、郭德宏、张海鹏、杨济安等先生。这些先生都对我的选题提供了宝贵的指导。记得在去拜访黎澍先生前,我曾经犹豫过,或者说不敢去。但蒋大椿、张海鹏先生力劝我见一下黎澍先生,说对了解六十年代前期史学界内部冲突,很有帮助。张海鹏先生还说,那一时期引发争论的许多文章,许多讨论会、许多关键讲话,都与黎澍有关。我遂决定去拜见黎先生。蒋大椿先生很关心我的论文,也鼓励我从事翦伯赞史学思想研究,并帮忙引荐,很快约好了与黎先生见面的时间。初次见面时的情景,我大都回忆不起来了。但心头永远装着温暖的感觉:黎澍先生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架子,绝对是孟子所说的那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良师。他那容光焕发的脸上所绽开的真诚微笑足以化解掉所有的陌生感。我落坐的地方,就是李锐先生后来在《最后一天的书桌———哭黎澍》一文中所描绘过的那间“他的卧室兼书房”里的可能是来客通常坐的那张“小沙发上”,黎先生坐在他书桌旁的那把“转椅上”,面对面。无论是当时感觉还是事后回忆,我都认为这次访谈就我的直接期待而言,是“不成功”的。因为黎先生在我说明来意后,径直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了起来。中间我做了几次努力,试图让黎澍先生回到我的问题上来,但先生总是对我的问题一带而过,并不驻留。所以,我所渴望知道的事情,一些关键细节,一些幕后活动,黎澍先生可以说一点也未提供,甚至还在回避,更别说像蒋大椿先生所指出的对有关人物的臧否了。对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是理解的;对黎先生来说,我毕竟是生人,是“后生小子”,他是不会谈那些人事纠葛、“宗派”举动的。下面,就是黎澍先生谈论的保留在我笔记本上的全部内容。整个访谈进行了近两个小时,谈的内容较多,可惜,部分因为我的速记技术太差,部分因为我还要力图与先生“对话”,大多没有记下来。 可能是一开始为了回应我的问题,黎澍先生首先分析了翦伯赞提出历史主义的原因:“不能把历史归结为农民战争史,这本是常识。但是,从五十年代末期起,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把历史归结为农民战争史,翦当年提出历史主义,就是针对这种现象的。他反对对历史的非历史看法。”人们为什么把全部历史都写成农民战争史呢?黎澍认为,这是《联共(布)党史》的影响所致:“《联共(布)党史》出版后,当时的联共中央专门作出决议,指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应该完整地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马列主义的程序应该是,《联共(布)党史》提到某著作,就学某著作。这实际上是让人学斯大林主义。因为《联共(布)党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多半是列宁的,而且是这一〔部〕《党史》所解释的列宁,不是列宁著作中的列宁思想。所以说,我们所学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带有俄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这种俄国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又加上中国方式的理解和阐发,于是,由此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就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历史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弊端。《共产党宣言》指出: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联共(布)党史》却据此指出:历史研究要想成为科学,必须把历史归结为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各国劳动人民的历史;毛泽东又进而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起义、战争和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中国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用上述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就自然而然地变为农民战争史了。翦老的历史主义就是针对这种现象提出来的。中心是:不能把历史讲成农民战争史”。黎澍接着评论道:“好多历史问题,从理论上就搞乱了,我们的历史学家有必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很多问题我们说不透彻,或自己认为蛮好,但就是拿不出去。以往的研究以毛泽东为根据,谁也不好说话,谁说得和毛主席不一样,马上可以解释为反对毛主席。好多问题就这样从理论上搞乱了。建国以来的史学思潮的性质值得推敲,我对这一段历史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有一点怀疑。” 在谈到农民战争史研究时,他说:“唯一动力论值得研究。农民战争的作用到底多大?农民起义也杀人,也破坏。张献忠在四川杀得只剩下两姓。直到康熙年间,去四川任县令的人,只要招足三四百口人就实授职衔。”记得黎先生讲到这个问题时,起身从书架上抽下一册书,翻到记载张献忠杀人的地方,指给我看。书名我已经失记。然后他又坐下接着说:“鲁迅认为农民没有什么立场可言,贼人来了,他们随大流,被官军当贼杀;官军来了,他们又跟着跑,被贼人当官军杀。农民只想稳稳地做奴隶,他们的命运只能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农民的水平只能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