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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进入21世纪，世界已更加紧密地连结成一个整体，或者形象地说，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民经济的蓬勃增长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有机部分，将更加面向世界，参与国际事务，并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中国人民首先必须更清楚、全面和深刻地认识世界。然而，今日的世界是由过去的世界发展而来，所以必须学习和了解世界的历史。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他指出，“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并号召，“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历史发展提供的经验教训，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进一步认清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的规律性趋势”[1]。我充分相信，世界史学科在新世纪必须和必定会有巨大的发展，这是时代的需要，中国和世界人民的需要。 要发展世界史学科，首先必须建设一支坚强有力的世界史研究队伍，其培养工作至少应从高等学校本科生做起。希望在21世纪，高等学校历史系设立更多的世界史专业，甚至建立世界史系。为提高世界史专业本科生的自学能力和业务水平，希望他们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精读一本较好的外文世界史教科书。如果能在二年级结束时，认真地逐字逐句逐页读完一本千页以上的英语（或其他语言）的世界史教材，相信该生的世界史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将有长足的进步，从而为三、四年级上选修课和撰写论文打下坚实的基础。 培养世界史领域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是建设世界史学科队伍的关键。根据教育部关于硕士博士点的学科与专业设置，历史学是一级学科，下设与史学有关的各专业为二级学科。在上世纪80年代，世界史领域设有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代现代史和地区国别史三个专业，与中国史领域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现代史和专门史三个专业旗鼓相当地皆列为二级学科。但90年代中期后，世界史范围的三个专业合并为世界史一个专业，成为一个二级学科。这样，世界史学科就下降为只与中国史学科内的一个方面如中国古代史，或中国近现代史，或专门史专业相并列。因之，世界史学科的招生数目、教师岗位设置、晋升名额、经费分配和物质设备都相对减少，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出现了萎缩现象，这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希望今后能提高世界史学科的级别，即将世界史学设为一级学科；或者恢复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代现代史和地区国别史三个专业的二级学科地位。 建设世界史学科，必须加强国内外世界史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国内已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代现代史和不同地区国别史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成立一个总的层次更高的世界史学会。至于国外，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是国际史学界权威性的学术组织，每5年召开一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05年将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第20届大会。中国史学会是该委员会委员，自1980年以来都组团参加各届大会，希望2010年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能争取在中国北京召开(1995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第1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中国史学家代表团曾提出2000年在北京召开第19届大会的建议未果。)。此外，国际上如在美国，还有专门的世界史学会，该会每两年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希望我国世界史学界加强与该组织的联系，争取2010年之前在中国召开一次大规模的高水平的关于世界史学科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二 建设世界史学科，最重要的任务是展开世界史研究。世界史范围极其广泛，几乎无所不包，但首要的应树立起科学的世界史观和世界史体系。据个人浅见所及，国内大概目前通行以下几种各有侧重的世界史观和世界史体系。 首先是持五种生产方式说的社会经济形态史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世界史学界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接受苏联学术界的观点，将世界历史按五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更迭划分为上古（古代）、中古（中世纪）、近代、现代各个历史阶段。上古包括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历史，中古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是资本主义的时代，现代则是资本主义衰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的历史。同时以重大政治事件特别是革命运动，如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的衰亡、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各阶段之间的分界线。可以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四卷本）作为这类世界史观和体系的代表。 其次是世界史纵横发展整体史观。上世纪80年代末，吴于廑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所撰“世界历史”条目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2]（p．52） 吴先生进一步阐述其世界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理论，指出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他总结说：“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2]（pp．62～66） 在谈到世界历史上划分奴隶制和封建制阶段时，吴先生认为，古代世界物质财富直接生产者被奴役、被剥削的方式，生产资料的占有制，包括残存的原始公社共有制，不同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完全丧失自由的奴隶、半自由的处于依附地位的劳动者以及自由劳动者在各自社会经济上所占的比重，各地也不一致。这就使在世界历史上区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成为十分复杂的问题。因此，“前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社会，即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都很难以某一地区历史实例作为典型，也很难以某一实例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作为世界历史上划分两个社会形态的标准”[2]（pp．69～70）。 按照上述的世界史纵横发展的观点，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六卷本）将公元3—5世纪、1500年（实际上是15、16世纪）和1900年（实际上是20世纪）作为世界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史之间的历史分期时段。 再次是现代化史观。罗荣渠先生是在中国开辟和进行现代化理论研究的著名世界史学家。在《现代化新论》专著中，他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变革为立足点，认识到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称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为“一元单线说”，认为这种理论过度简单化、机械化，既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也不符合人类历史的实际。他宏观地架构起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框架，提出人类社会生产力经历了三次大变革。第一次大变革是工具的制造与火的使用，从而产生了采集——渔猎文明和原始社会诸形态与发展阶段。第二次大变革是农业文明，相应产生了农业文明社会诸形态与发展阶段。第三次大变革是工业革命，因之产生了工业文明社会诸形态与发展阶段。 罗先生主张，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时期，文明的演进大约经过四个阶段：原始农业文明、古典农业文明、原始工业文明和发达工业文明。生产力发展是各文明发展阶段推动社会财富增长的根本动因。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发展构成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的基础。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和其他因素相结合，在世界不同地区形成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包括各种过渡形态的变异形态。政治结构在世界不同地区呈现更大的多样性，其发展落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基本文化模式在世界不同地区又比基本政治结构呈现更大的多样性，文化传统具有更大的稳定性，成为影响历史动向的潜在的深层结构，人类从原始文明向发达工业文明演进的总趋势是：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由简单趋于复杂；各民族对自然力的支配由被动适应趋于主动支配；在每个社会系统，社会由一元趋于多元；在世界范围内则是由多元趋于一元，农业文明是地方性的，工业文明则是世界性的；归根到底生产力愈发展，经济因素的能动作用愈大，人的能动作用也愈大，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步伐就会愈加快[3]（pp．53～80）。 最后是文明史观。最近，马克先生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三卷本）问世[4]。在导言中，马克对全书的观点和体系作了提纲挈领的阐述。他指出：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史也就是世界通史。但另一方面，文明史又不同于世界史，即它所研究的单位是各个文明，是在历史长河中各文明的流动、发展、变化。把文明作为单位，就要区分不同的文明，划分不同类型的文明。文明是比较稳定的人类集体、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阶段性。本书根据各文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和历史学界的习惯做法，将世界文明史划分为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 农业文明时代各文明的共同点是农业成为文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类生产使用的能源，主要是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可再生能源。农民是人口中的大多数。这一时代可再划分为初级农业文明阶段和发达的农业文明阶段，而以生产工具的铜器和铁器为划分的标志。全书第一卷即论述农业文明时代的历史，包括古代西亚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华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罗马文明，发达的中华农业文明——唐宋时期、中古伊斯兰文明、中古西欧的基督教文明、农业文明的相互交流等共10章。 工业文明时代的生产力开始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能源多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工商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支柱，并改变农业的面貌和性质。人口快速增长，城市成为文明的中心。工业文明时代以18世纪下半期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为开端，又可分为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张两大阶段。 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有一个长达几个世纪的酝酿时期，亦即原工业化时期，大约从16世纪至18世纪下半期英国工业革命。全书第二卷即探讨包括原工业化时期在内的工业文明的兴起阶段，直至19世纪末，共分原工业化时期亚欧诸农业文明的嬗变、科学革命与科学思想传统的确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兴起、工业革命、早期工业化时期西欧的文化、俄罗斯文化的主要特征，伊斯兰文明对西欧工业文明的吸收和冲突、印度教文明对西欧工业文明的吸收和冲突、中华文明同西欧工业文明的融会和碰撞、日本文明对西欧工业文明的吸收和冲突等十章。 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张阶段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迄今不过一百年，其间人类经历了空前的变化。这是全书第三卷的内容，由科技进步与持续的工业革命、欧美工业文明的新变化、俄罗斯的新文明——苏维埃文明、拉丁美洲向工业文明的过度、工业文明在南亚东南亚的演进、东亚文明的演变、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东伊斯兰世界、非洲争取文明复兴的努力等八章构成。 三 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潘润涵、林承节二位先生新著的《世界近代史》。该书从1640年的英国革命写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论述了资本主义在此期间成长、发展的历史。俞金尧先生随即在《世界历史》2000年第6期发表《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一文，明确提出潘、林重申“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这个命题，“是与我国世界史学界目前流行的认为世界历史是从分散向整体发展，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是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转折点，它导致了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的一系列变化和事件，从而被视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的那种观点针锋相对的”犤5犦。俞先生进而就世界近代史姓“资”、资本主义是怎样被宣布为最高权力的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变成帝国主义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强调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是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地理大发现”。 2003年，钱乘旦先生在《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以现代化为主题将世界近现代史分为五个阶段，作为新体系的基本构架。 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离现在约六七百年，其基本特征是在相当程度上瓦解农业文明，而民族国家的形成对现代化的起步具有关键的意义。 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的起动阶段，即现代化过程在西方国家发起，其第一步在政治领域首先迈出。从英国革命开始，一系列政治变革无非是争取一种合适的政治制度，为现代化构筑政治与社会空间。政治条件的成熟给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提，工业革命起动。十八九世纪，工业革命全面铺开，现代化迅猛推进。由于西欧的某一个角落开始现代化，整个世界都被推进了一个新时代。 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成熟与发展阶段。工业革命深入进行，社会进入全方位变化，社会表现出更多的阶级色彩。经过种种的冲突与整合，“成熟的”现代社会逐渐在西方国家出现，这个过程大约经历了两百年。 第四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在西方国家向“成熟的”现代社会迈进时，现代化也在全球扩散。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一种现象，即它们出于抗拒西方的动机，自觉或不自觉地扭转现代化的方向，把“现代化”转变成一种维护传统价值和社会结构的手段，而不再是改造传统社会、创建新社会的途径，这是一种反方向的“现代化”，即“反现代化”。 第五个阶段是现代社会出现新的转型迹象，大致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算起。在这个阶段上，非西方国家仍在为实现现代化而伤透脑筋，西方国家则似乎已出现超现代化的新动向。西方社会是否正在向“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发展？也许，新的社会转型正在发生，“现代化”作为一个时代也将成为过去。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新的关于环境和生态的史观与史学正在我国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和《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分别组织了以“自然灾难史：思考与启示”为主题的圆桌会议笔谈和环境史学论坛。陈志强先生则在《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发表《历史研究变革大趋势下的世界史重构》一文，强调世界史体系的重新构建是历史研究变革大趋势中的必然过程，其核心是关注人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对于“以吴于廑为代表的中国世界史学者”所提出的“世界史纵横发展论”，陈文批评说：“只是人们仍然无法从‘世界史纵横发展论’里找到发展的动力何在，即人类世界发展到今天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6]（p．136） 陈先生认为，前人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研究大都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衍生出来的多种制度和思想成果，而把人与自然资源、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置于次要地位，而实际上，人类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从生存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角度出发，陈文对人类发展史上经历的采集的、游牧的、农耕的和工业制造的各生产生活形态，以及在这些生产生活形态的基础上形成的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的演进，做出了系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阐述和解释。 限于个人的水平、能力和时间，这里只对大致见到的几种世界史观和世界史体系进行简略的介绍，供学界同人参考。科学的发展需要展开切磋讨论，甚至可以形成不同的学派。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各种观点和看法通过讨论可以互动互补，相得益彰。我期望并相信，在21世纪，中国世界史学界在世界史观和世界史体系与结构方面，以及在世界史研究的广大领域，一定会取得新的突破，纷纷涌现出丰富多彩的研究成果，在国际范围内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中国世界史学者的重要新贡献。 【作者简介】王敦书（1934－），男，福建福州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世界史专业古希腊罗马史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兼任《历史教学》编委，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 【责任编辑：蔡世华】 参考文献： [1]光明日报，2003－11－26． [2]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3]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马克主编．世界文明史，上、中、下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俞金尧．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读潘润涵、林承节的世界近代史[J]．世界历史，2000，（6）． [6]陈志强．历史研究变革大趋势下的世界史重构[J]．历史研究》2003，（1）．如前文所引，吴先生明确地认为物质生产的进步与发展是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共同基础和最终推动力。陈先生如果不是忽略了，就是不同意这个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