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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原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对宋史研究尤有卓越成就。1998年1月10日，91岁的邓广铭先生度过了他将近一个世纪的坎坷人生，离开我们而去。凡是知道邓先生的为人和业绩的，无不感到深沉的哀悼和痛惜。 1957年秋天，我调到《光明日报》工作以后，很快就同邓广铭教授相识。当时他在北京大学授课，又兼任这个报纸专刊之一《史学》双周刊的主编。此后十年间，曾经在业务上有过不少接触。邓广铭先生的博学明辨，论必据迹，无曲学以阿世的史识与史胆，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光明日报》作为一张为知识分子服务的报纸，根据知识分子的兴趣和我国近代报纸的传统，创办了几个学术性专刊。这些深受知识界欢迎的专刊，构成《光明日报》的一大特色。那时，经常出版的专刊就有《文学遗产》《史学》《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字改革》《民族生活》。这些专刊分别邀请社外学术界知名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负责专刊的编辑工作。 《史学》专刊始创于1953年4月4日，是《光明日报》版面上出现较早、出版最久、订户数目最多的专刊。《史学》编委会由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三方出入组成，范文澜、翦伯赞先后曾任编委、主编，编委会委员先后有陈垣、荣孟源、邓广铭、向达、邵循正、杨人、白寿彝、谢琏造、田余庆、汪、陈振飞等。编委会的工作，经常得到郭沫若、吴晗的关注。《史学》专刊初时由三单位各出一个编委为执行编辑：近代史所为荣孟源、北大为邓广铭、北师大为白寿彝。到1964年前后，谢琏造接替荣孟源，陈振飞接替白寿彝。三家执行编辑，一家负责一个月的主要审稿和版面工作。报社收到的史学稿件，集中后送交当月执行编辑，他们三位每周三集体研究一次。当时报社还住在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大街)接管原《世界日报》旧址，物质条件极其困难，印报用的是从上海旧《时事新报》接管的已经用过30年的一部“老掉牙”的轮转印报机；办公房屋更是简陋，拥挤不堪。偌大一个报馆，竟然无法为《史学》专刊提供一间开会、审稿用的办公室。后来轮到由北大执行编辑负责审稿的月份，邓广铭建议将办公地点移到北大历史系的一间办公室里，不料他们二人都不肯来。经过范文澜与翦伯赞商洽，《史学》的编辑工作改由北大历史系专负其责。最后即由翦伯赞选定北大古代史教研室的汪和近代史教研室的陈庆华、张寄谦在邓广铭领导下负责《史学》的编辑工作。前后十多年间，邓广铭自始至终参加《史学》编委会的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戚本禹以“改组”《史学》专刊的名义，派了五个人进驻报社，夺了邓先生《史学》主编的权，很快就把这个专利搞垮了。 邓广铭主编的《史学》专刊，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多次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推动史学界的学术争鸣。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如何正确评价曹操的讨论。“双百”方针是为促进艺术繁荣、科学发展而提出来的，是党领导科学和艺术的正确方针。但在执行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历了许多坎坷、曲折和磨难，未能保持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当时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知识界许多人心有余悸，整个学术界空气沉闷，万马齐喑。1959年2月间，报社编辑部和《史学》专刊编委一起研究，首先选择关于曹操评价问题作为突破口组织讨论，作一次开展百家争鸣的尝试。这次讨论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在学术界反应强烈。就像邓广铭先生说的那样：“曹操是个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参加讨论的写稿者不仅有历史学者，而且有各个行业的人。那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讨论曹操的文章投寄到《光明日报》，有的稿件在正版发表，大部分在《史学》刊出，可谓极‘一时之盛’。”(本文所引邓广铭的话，均见其《回忆“文革”前的〈史学〉专刊》一文，载《光明日报四十年》)。这次讨论冲破了学术界的沉闷空气，并且引发了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评价等一些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增强了报社编辑部的《史学》专刊同史学界的联系，在读者中有比较强烈的反响。《史学》专刊持续办了14年，组织了多次学术讨论，发表了不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文章，对于繁荣我国学术研究，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不断改进、持续出版这个专刊的过程中，邓广铭先生是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辛劳的。 邓广铭毕生治学，终身执教，桃李满天下。他在主持《史学》专刊编辑工作中，也非常重视培养人才。《史学》专刊先后联系了不少青年作者，他很细心地处理他们的来稿，鼓励他们在参加学术讨论的实践中锻炼，为史学界培养了不少年轻的专家学者。而今有些已经出名的史学专家，他们的研究工作是从《史学》专刊这块园地上起步的，他们的科研能力也是在历次学术讨论中受到锻炼的，他们是在《史学》专刊上崭露头角而后得到社会重视的。《史学》专刊起到了培养一批史学专家的作用。邓广铭先生曾经深感欣慰地谈到这一点：“编辑《史学》专刊，虽不是我们的专职，但我们对于外来稿件的审阅、去取，却都是严肃认真的。我们决不以投稿人知名度之高低决定稿件之采用与否。因此，有好几位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史学》专刊上刊出的，而且是在《史学》专刊上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之后受到鼓舞，奋力前进，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这类事，也常常被我们引以自慰。” 我在光明日报社工作的十年间，国内外风云变幻，烟雨莽苍，党内风波迭起，政治运动接踵而来。自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舆论导向经常偏离正常轨道。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完，全国报刊开始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一些代表人物进行过火的批判。这个时候，学术批判搞成了政治运动，声势压人代替了分析说理，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极左思潮进一步发展，不但严重地影响报社编辑工作，也给专刊的编辑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本来，像《史学》、《文学遗产》这样的专刊，文章内容多与现实距离遥远，在一些政治运动中可以超脱一些，应该允许和正版有所区别，也不应该与其他专刊强求一致。可是，政治运动一来，总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当强劲的极左思潮凶猛袭来，势若狂风暴雨，铺天盖地，整个知识界“在劫难逃”，所有专刊也都陷入困境。 由于形势发展迅速，瞬息万变，舆论导向往往朝令夕改，难以捉摸。加以当时清规戒律甚多、报社编辑部与专刊编委会难以及时通气。遇事即要求专刊和正版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而对上边来的指示，常受“纪律”限制不能告诉专刊编委。致使专刊编委蒙在鼓里，难辨动向，造成编辑工作上的严重困难。邓广铭先生说：“尽管我们要坚决贯彻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但我们同时也很同意翦老的一个意见。翦伯赞老说：史学研究要为政治服务，但不能为政策服务；如果跟政策跟得很紧，我们的编辑工作有时将会陷于被动。事实也正是如此，《史学》是《光明日报》的专刊，是要由光明日报社最后把关的，而《光明日报》却是不能不为政策服务的。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安排的《史学》版面，到印在报上时，有些文章位置却有了改变。”以后在“让步政策”的讨论和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也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我读到邓先生这段话的时候，深感歉疚。 邓先生为他最后出版的著作《邓广铭治史丛稿》所作的自序中，曾引章学诚所说的“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察之功”这两句话，用以概括他毕生的学术追求。他在生前所作撰述，力求“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绝不“奄然媚世为乡愿”。半个世纪以来，邓先生正是本着这种科学精神，在宋史研究中披荆斩棘，一往无前。对于宋、辽、金对峙时期的一系列存在争议的重大问题，力排众议，经过精细的“考察之功”，提出具有远见卓识的“独断”。例如40年代后期写的《释“拐子马”》、50年代写的《论赵匡胤》，以及他的专著《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王安石——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岳飞传》等等，都是厚积薄发、穷形尽相之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这种富有创见、旗帜鲜明、坚持原则、毫不含糊的治学精神，也运用到专刊的编辑工作中。遇到认为不合情理的事情，不苟且，不暧昧，不肯违心相从、随波逐流。如在全国报刊上普遍开展的“清官”问题的讨论，他对当时流行的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论调是不赞成的。尽管他“所听到的‘小道消息’，仿佛有一个未见诸明文的高级指示在那里起指导作用”，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于这场讨论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按照他的说法：“对于这种论调，我们一直是跟不上的，因而在《史学》上便没有刊出批清官的文章。”他在当时那样严峻气氛中这样做，是需要拿出很大勇气的。其后如像“让步政策”问题等一些学术讨论，他对那种片面、武断、无原则的一边倒现象，总是十分反感，嗤之以鼻的。 及至批判《海瑞罢官》事件，邓广铭和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于姚文元无限上纲，罗织诬陷的卑劣手段深恶痛绝。这时极左思潮已居全面统治地位，任何报刊已经难以抗拒这场来势汹涌的风暴。再要坚持原则，独立思考，已无可能。邓先生说：“有一次，我们北大历史系教师座谈整理后交翦(伯赞)老去看，他认为会上的发言都是批判吴晗的，一面倒，过左了，最好不要刊出。当我们把整理稿送交报社之后，报社却又认为发言的都在维护吴晗，太右了，也不肯采用。这次的座谈会记录终于未能见报。”对这一点，他在以后无限感慨地说：“在缺乏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环境下，不但办报困难，即使办一个学术专刊，也是同样会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的。”这也是笔者和我们编辑部许多同志都有同感的。 《光明日报》的多数专刊是受读者欢迎的。美中不足的是，多数专刊学院气氛较浓，有些读者不满意，报社编辑部未能及时协同各编委会研究改进。到了1958年，“大跃进”一来，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报社来稿增多，版面紧张，报社内外都有停办专刊的意见。当时，我到报社不久，对有关情况不甚了了，对此问题也未认真研究，加以受到当时“左”倾思潮影响，是年10月，报社编委会未作慎重考虑，未与各专刊编委会协商，曾单方面决定停办全部专刊，并于10月25日在报纸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宣布自11月起全部停刊。当时毛泽东主席正在郑州开会，看到了这个启事就说：“《光明日报》的副刊如《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还说，他看《光明日报》就是看这些副刊。他让吴冷西同志写信把这些意见转告给我。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进行了讨论，认为原来匆忙作出这个决定是不慎重、不严肃的，因而是错误的。当即决定：由报社编辑部一面向各专刊编委会传达毛主席的意见并作自我批评，同时商谈专刊继续出版的有关问题；一面指定专人草拟一份纠正上述错误决定的新启事，公告读者。邓广铭先生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脾气耿直，他对报社诸如此类的不当作法本来窝一肚子火。但他顾全大局，体谅报社的困难，继续按期编发稿件，使《史学》专刊得以不间断地继续出刊。对邓先生的热心支持，我和报社同仁深受感动。 邓广铭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是治学精深严谨、领域宽广的宋史研究的一代宗师。他所撰述的一系列宋、辽、金对峙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论文与专著，都是有鲜明特色，极富创见的传世之作。早在40年代，陈寅恪先生为邓先生撰著《〈宋史·职官志〉考正》所写的序中，就称赞“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又说“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两部著作及先生所写其他一系列开创性的论著，还曾被人称作“《宋史》成书六百年来的第一次认真清理”。回顾邓广铭教授半个多世纪宋史研究的累累硕果，令人愈益叹服陈寅恪先生独具慧眼。 在精进不休的学术研究的同时，还拨冗热心于传播学术知识的学术专刊的编辑工作，这是邓广铭先生一生中不同于一般学者的地方。早在3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他就参与为天津《益世报》主编《读书周刊》；40年代在重庆又主编过《读书通讯》；抗战胜利后又做过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的执行编辑；50年代起为《光明日报》主编《史学》专刊。一个学富五车、享誉海内外的宋史权威，却能在研究与教学之余躬身于报刊的编辑事务，这是他奉行“文以益世”古训的最好说明；也是他坚持学术研究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教材，以报纸为阵地，向读者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的具体实践。在他为《光明日报》主编《史学》专刊的十余载中，能与他合作共事，作为一个老报人，笔者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感谢他为《史学》专刊所做的一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