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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史学结缘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我走进史学的大门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志趣,而是由组织决定的。解放初,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是,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先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以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俄语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1954年进入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世界史。1959年回国后,我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曾任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组副组长,参与筹建世界历史研究所。1964年,世界历史所成立,我担任学术秘书。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主持筹办《世界历史》杂志。1980年至1993年,我先后担任世界历史所副所长和所长。我不是史学大家,论著不多,自觉满意的就更少了,但职责所使,却和同志们经常讨论这样一些问题:史学的任务与作用,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 史学是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研究的是过去,但目的是为了今天,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总结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经验,是为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我们探索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史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不是任人捏弄的面团。对史学家来说,切忌急功近利,追风赶浪,否则将身败名裂。近来,在报纸上揭露出的学术腐败现象,令人触目惊心。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道德文章”,把道德与文章联系在一起,而且把道德放在文章的前头,这是十分有道理的,道德不正,邪气必生。做一个史学家,首先应有为人民写史的情怀,他的工作,不是为自己,不是为某个个人,也不仅仅是为国务活动家能以史为鉴。 当前社会上有一股严重的浮躁风气,在政界,有些人不顾人民疾苦,大搞形象工程。在学界,也有人不讲质量,片面追求数量,搞学术炒作。应该肯定大多数学者,是令人尊敬的,他们自尊自重,不谋名利,不怕寂寞,甘于清贫的生活,也不因社会上有的人对史学的意义不够了解而放松自己的工作,一心于科学研究。 前面讲了要立业,先立德,现在我想就有关历史观的两个老问题表示一下自己的看法。 史学的价值在于它揭示历史过程的真实面目,历史研究必须遵循具体问题具体研究的原则。最近,有些学者因北京申办奥运时,提出了“人文奥运”的口号,又谈起了人文主义的问题,认为西方有人文主义,中国亦早有之。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文化问题曾成为中国史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有一位学者也曾著文说,人文主义不是西方所独有。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拙著《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中谈过我的认识,愿在这里重复一下我的基本观点。 任何民族、国家都是在特定的时空领域里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西方人文主义首先产生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有资本主义萌芽、封建贵族势力的削弱、农奴的解放、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诸多的变化标志了意大利社会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人文主义反映了时代的转折,人文主义者则充当了当时的市民阶层和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要求的代言人。例如,在经济方面,他们论证了财富是国家繁荣的基础;在政治方面,展开了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是新时代最适合的政治体制的争论;在宗教方面,揭露了僧侣的伪善;尤其重要的,在伦理方面,强调了人的尊严。 基督教在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精致严密的理论,文艺复兴时期,正在资产阶级化的市民阶层还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能与之对抗,只能在承认教会的神圣统治和教义的不可亵渎的同时,借助古典著作(基督教产生以前的希腊、罗马著作)的权威为自己的地位、权利和行为方式进行辩护,因此人主主义观点的表达方式不能不披上中世纪的神学外衣,例如在颂扬人的创造能力时,首先肯定这是上帝赋予人的智慧;在倡导学习古典著作时,尽可能说明这些著作与教义的精神是不相矛盾的。一句话,意大利人文主义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时代、在梵蒂冈的所在地、古罗马文明的发源地产生的具有特殊形态的文化现象。从意大利人文主义不可重复性的角度说,“西方人文主义”一词也不十分准确,因为西方国家在接受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时,既进一步丰富了人文主义的内容,又赋予人文主义以本国的特色。英国的人文主义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德国的人文主义则强调宗教改革,但毕竟西方一些主要国家有共同的文化源流,社会发展程度比较接近,政治、经济关系从来就比较密切,这些国家的人文主义共同之处甚多,相对于东方文明来说,自成一体,所以我同意用“西方人文主义”一词。 事物的特殊性并不排除普遍性,人类社会有共同的发展规律,因此,我们从不同文明中,又可以看到它们的相似的方面,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与人文主义中尊重人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但是,普遍寓于特殊之中。中国的民本思想是就君与民的关系而言,人文主义的尊重人是从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个角度提出的。因此,我不认为西方式的人文主义可以跨越时空产生于任何地区。同样,中国古代思想中许多优秀的思想,如“天下为公”就是西方思想中没有的。正因为存在特殊,不同文明才需要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补充、共同为世界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一个过程,观察新生事物不能割断它与过去的联系,同时又要看到它创新的一面。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绩。但是有极少数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这个看法是十分片面的。今天的资本主义仍有发展的空间,仍会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因为在社会化的大生产面前,“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社会主义也只有在接受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建成。在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有过沉痛的教训。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曾一度对资本主义文明采取完全“决裂”的态度,结果吃了大亏。 在新旧事物、新旧社会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最易发生否认前人历史的行为。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克伦威尔政府就曾禁止在伦敦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剧。诸如此类的过激行动削弱了克伦威尔的统治基础。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未能很好总结历史经验,把欧洲的中世纪称之为黑暗的。前二年一位朋友送给我的一篇文章中仍这样说。对这个观点,早有人指出它的错误,因为中世纪不仅继承了古代世界的大量遗产,更有所发展,大学、银行、议会制度、哥特式的建筑、市民文学无不诞生于中世纪。尤其重要的,在中世纪出现了众多的城市。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古代。没有中世纪的成就,何来的欧洲文艺复兴与近代社会呢? 新社会的因素产生于旧社会的内部,我们不能割断新旧社会的继承关系,但是新旧社会毕竟有本质的不同,所以继承也只能是批判性的继承,不可能全部照搬。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受到中世纪议会制度的启发,但无论其体制、功能与作用完全是崭新的。同样,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吸取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因素,但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在资产主义国家,只要符合法律规定,任何人都可竞选议员和总统,但是竞选需要有金钱铺路,结果权力还是落在富人和资产阶级政客们的手里。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实质是金权的统治。 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的统一,如何运用这一观点去认识新旧社会的交替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以为这是一个至今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和世界,但是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史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者布鲁尼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中,认识到人的伟大,而肯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必然导致重新评估人的历史作用。中世纪的编年史家认为,历史进程受天意的决定,布鲁尼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把佛罗伦萨的历史看作是该市人民继承和发扬古罗马共和国的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从而排除了神对尘世的干预,使西方史学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但是人文主义史学是唯心主义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使我们有了一种科学的历史观,才使我们真正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动因。中国历史学家今天的任务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深入实际,把握时代的脉搏,一方面,根据历史材料去分析社会上产生的新问题和新事物,并用我们的研究成果去检验我们以往的历史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另方面,依据社会的需要,利用社会提供的新材料,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国际史学界无论在研究的时空领域,还是在研究的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变化。国际史学界提出的所谓的全球史(Ｇｌｏｂ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这样一个课题就体现了这种变化。全球史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说的世界史(ｗｏｒｌｄｈｉｓｔｏｒｙ)。它主要研究某一局部的社会现象从其发生、发展,最后成为全球现象的过程。以文明问题为例,全球史不只是利用西方的史料,观察西方文明的东传,还要利用东方国家的史料,考察东方文明的西渐,从而考察两种文明的碰撞及其产生的结果。 在今天,全球史还处于探索的时期,还缺乏对经济、技术、移民等等全球化现象作综合、整体的研究,尽管如此,全球史的研究对我们今后如何编写世界史是有启迪作用的。全球史已引起国际史学界的重视。2000年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曾把它作为大会的主题,并在会后将有关这方面的论文结集出版。 在这里,顺便谈谈国际史学发展的趋势问题。当前国际史学有二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走出国门,改变孤立的研究状态,对重大的问题进行共同的探讨;二是十分重视比较研究。这些特点反映了国际史学界对史学家的要求,前面提到的全球史,以及像中国为什么长期滞留于封建社会,而西欧国家则成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等等问题,也只有放在世界范围内才能看得更清楚。我国历史学家已开始这样做。在2000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戴逸教授曾主持了“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圆桌会议。 为适应当前国际史学的发展,史学家必须有丰富的知识(包括外语)和宽广的视野。只攻一点,思路狭窄,研究问题的深度必然有限。作为一位当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应该放眼世界,随时关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这是时代的要求。 从1980年起,根据胡乔木同志的指示,中国史学会组织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参加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至今,中国史学会派团出席大会己有5次。我担任了历次代表团的秘书长,每次参加大会,或与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长期接触中,深感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对整个世界历史认识的深度方面,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尚有较大距离,殷切希望中国史学能站在国际史学的前列。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历史悠久,缺乏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不可能对人类历史有完整的认识。在二千多年前就产生了《史记》这样伟大著作的国家,应该对国际史学多作贡献,这不仅是中国史学家的要求,也是国际历史学家的要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