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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就像有些研究哲学的，离了自己所研究的某类哲学，连人话都不会说。 邓：我觉得在哲学这个层次，还是要把它当人学来做，不要把它当作专业，当作技术，当作课程。如果以为机构调整一下，就可以做到，那就错了。这些年我们调整来调整去已经试过了很多。像我们哲学学院，这几年已经调整了很多次，一会儿变成哲学系，一会儿又变回哲学学院，一会儿又变成人文学院哲学系，一会儿又变成哲学学院哲学系，类似的调整已经很多，但是根本问题不在那里。我觉得在一个哪怕设置不是很合理的机构之下，如果有一种学风，即那个地方的学者比较强调跨学科，强调学科之间的融合，学者与学者之间的互补和沟通，恐怕那个地方的学术就会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我比较强调这一点。体制方面的安排有不尽合理的，我们发现了再改。我想我这个思路可能跟你有点不一样。如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学问有一种不是把它当作饭碗来考虑的态度。之所以形成所谓专家之类的条条块块，还是为了占一个饭碗。这种饭碗有一种排他性。你不是这个专业的，那么这个课我就包了。这种条条块块的分割，已经形成这样一种不让你去跨学科的研究。 肖：说实在的，大多数学者避免不了这种倾向，即对于他们来说，学问首先是一个饭碗。我不想否定这一点，也不认为这有什么大错。我要思考的是如何使他想要拿到这个饭碗，就必须按学术本身所要求的学风走。他不按这个学风走，就拿不到这个饭碗。 邓：饭碗有很多种。以前的那种饭碗是一种消极的饭碗。 肖：对啊。在我所说的新体制里，学问依然同时是一个饭碗，学者处在一种被迫的学风中。我依然觉得，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只能这样。 邓：我考虑的还是从软环境方面进行考虑的。我还没有从硬环境角度考虑。在这个方面已经有一些转机，即某些领导已经意识到，跨至少两个学科以上的通才比较难得。还有一个观念问题。以前那种自上而下的饭碗，每个人都被规定好了一种狭窄的领域，学者来帮上头做事，帮上头打工，所以教授是打工仔，而新型的饭碗要求学者立足于自己的知识面，自己能搞什么，就凭着自己的实力，按照自己的兴趣，搞出一块来，在其他的方面不行不要紧嘛。国外也不一定是每个学校里面样样都有，一个学校有一两个科目很强，它就强了。 肖：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把这个学风软的硬化，还得靠领导，还得自上而下。 邓：你这样说，我就没有信心了。 肖：你对领导没有信心啊。 邓：不是对领导没有信心，再好的领导他也是领导。我是对这个体制没有信心。在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体制中，我觉得中国的学术是没有希望的，只能够苟延残喘。 四、西学研究中的翻译问题 肖：现在来谈西学的翻译问题。我还是从个人的体会出发。我答应别人写一篇文章，关于柏拉图的，于是就去复印一些柏拉图的著作英文版本，然而把不同的译本放在一起比较，结果出现了很糟的局面：同一句话，有不同的英文译法，意思相差有时也很大，我不知道该采纳哪一个。不过我也发现大多数的翻译做了详尽的注释，注明别人的译法，说明我为什么这样译，以及相关的背景知识，还包括自此以后的相关争论。再看看我们中国的翻译，柏拉图的，好像就这一家理解，他也不告诉你他为什么这样译，不告诉你关于某处已经有过什么争论。后来我和一个学术编辑讨论出版集译加集释的问题，像中国古代一样。比如说做一种译本，同时把后来的不同研究和各种翻译注释在下面。我觉得这才是一种文化跟另一种文化的沟通性翻译。我也把这种文本称之为复合性译本。然而，第一，找这样的人太难，第二，国内的体制没提供可能。有的人想做，可是他不一定能得到这个体制的认可，就没法解决生计问题。后来我俩想退一步，只做一个时期的集释集译，比如说关于柏拉图某本著作在十九世纪美国的各种翻译和研究的集释本。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邓：我是做康德哲学翻译的。康德的哲学翻译，还谈不上集释。三大批判一起来翻译，好像还是第一次。在译本里，我们没有对国内的译法做比较。但是我们留意到了德国人是怎么理解的，看他们是怎么解释的。我们还是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首先拿出我们的根据德语本的译本来，算是填补空白，算开始。希腊文也存在这个问题，好像柏拉图已经有好几个译本了。大家都在摸索，谁也不敢说我的是定本，或者说我是独特的，我可以跟你争，你那肯定错，我那肯定对，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基本上还是填补空白的阶段。这是我们长期欠债欠下来的。像日本人，《康德全集》的翻译已经有好几种了；还有《黑格尔全集》，都又好几种了，而中国这么多人……太丢人啦。我本来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写文章都写不过来，但是为了翻译，我把其他事情都放下来，是觉得我们太丢人了。中国搞西哲的，连一个康德全集都没有。亚里士多德的全集，已经有人去做了。 肖：我们要改进学术标准，中国才可以很快赶上去。我们还是来看看研究生教育问题。从研究生教育来看学术标准。你搞了这么多年教育，肯定体会很深。就拿现在的博士论文来说。假如对一个博士说：你不要写博士论文了，你就把柏拉图著作在英国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各种译本给我集译过来，并把当时的学者和译者的各种观点分别注释在下面。这样的话，不出十年、二十年，他们的博士论文对中国西学发展所起的作用就比现有的博士论文写作所起的作用大多了。 邓：那当然。这个也可以算博士论文啊。如果我的学生这样做，我一定要保他过关。问题是没人愿意这样做。 肖：是没人要求去这样做吧？ 邓：主要还是没人愿意。因为这个东西，现在的中国人是看不起的，觉得只是个工匠，没有自己的体系，所以学界不会承认。当然做出来了，学界肯定会承认。 肖：他没信心？ 邓：不是这样的。在这个商品经济时代，能够想献身哲学的这些人都是有很大抱负和理想的，都不是那种到这里来扎扎实实地做一些整理工作就心满意足的人，都是心气很高的。所以我通常就让他们自己选题。 肖：他心气很高，不是坏事，是好事。但这还是属于学术观念的问题。假如某人心气很高，但认识到不真正经过这个过程，就实现不了自己心气高的理想，他就不会因为心气高而不愿做那些事情。就像有些人喜欢谈尼采，说尼采的著作是语录体，是片断性的。我就说，你们知不知道，尼采二十多岁就是语言学教授。我说不能忽略这个前提。 邓：我说的心气高是指他们不愿做基础工作。一个是要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另一个想的是如果要研究哲学，就要做国内数一数二的；要做到这个程度才去做它；如果没有这个希望，他就去搞别的工作。这就是心气高，瞧不起做小事情。当然，我一般也不会阻止他们，人各有志。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还得回到原本，他们也许就会更重视基础性的东西。其实我也是这样，我原来哪里想到会搞翻译。我开始就是觉得自己有点思想，就要把它表达出来，后来发现还非翻译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够去做那些所谓的思想的事情。 肖：你的学术经历表明，最后才发现这一点，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的想法是形成一种风气，一种标准，没有遵从这种风气和标准，他就做不了学问。这样是不是事半功倍啊？ 邓：在这些方面，我一般是在顺其自然的基础上稍微加一把力，但是不勉强。 肖：研究西学就得从西学“小学”开始，就像国学研究从“小学”，从文字语言开始。国外走的也是这条道路。我的一个感觉是中国既不了解西学，也不了解国学，两个都是皮毛。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两个都是皮毛呢？比如西方也有很多专家，他们也是经过本科教育和基础教育，后来才走向专家道路的，然而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基本训练和我们的不同，他们都经历过很多学科的训练。比如我最后不搞神学了，但我的神学训练还在。 邓：西方也有这个问题，它过分注重于资料的收集，考据和考证，然后呢，它都上不来。最近《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被翻译过来了。这套哲学史的作者都是非常专的专家，对文献的考证都搞得非常繁琐，什么伪书啊，什么年代啊，都搞得很细，但就不是哲学。 肖：问题是，从个体而言，一个人走多条路不可能。只有少数的天才才能马马虎虎做到这一点。在一个大的传统里，有人做这个工作，有人做那个工作。而我们呢，既没有人做这个工作，也没有人做那个工作。比如说搞哲学的，这几年哲学也没有看到谁搞出什么名堂来，而基础的工作也没人去做。我的意思是说，从体制角度来说，它那个体制保障了知识的分工，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分工。 邓：我觉得在自上而下的体制下很难。 肖：因此还是要改变体制。没相应的体制，靠一两个人，效果微乎其微。 邓：这就要求领导必须是专家，他知道哪个人搞的东西很有价值，就给他提教授、副教授。给他提上来，将来他会有成就的，虽然他目前发表的东西不多。这就是从学术规律来考虑问题的。改变体制应该从根本上改变。 肖：从上而下地改变，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一下子很难做到。但是我们的空间还是有的。我的一些同学现在在当大学教师。我们经常聊天。我就问，当年你们都当学生的时候骂老师骂得很狠，现在你们当老师了，你们打算怎么做？我说，你们改不了现在的体制，但是你们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还是大有作为的，比如如何给学生开文献，如何组织和训练学生独立思考，如何管理学生作业和论文的，等等。 邓：目前的体制，比以前强多了。在这个体制下我们做学问的也有了一定空间。所以我觉得，在现有体制下主要问题还是观念，要自觉，要宣传，要影响。知识分子自己要争气。当然，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改进，但那个东西，我们一介书生无能为力，最多只能呼吁。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等待，等待上面的觉悟。 肖：我们希望它觉悟，但是不能指望它觉悟。 五、如何指导博士生 肖：在体制没有变或者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你从一个博导的角度来看，觉得自己可以为学生做些什么？ 邓：我觉得，在博导带学生方面，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候，简直没法带，我总是想辞职。那一年闹了风波，其实背后并不算完全是为那个事情本身，我真是觉得现在没法带学生。比如说，考试啊，录取啊，我们根本没有决定权。他让你带，让你怎么带，你都得听他的。你要是让我来选人，我根本就不那样选。像当年钱钟书这种数学都不及格的人现在可不可能录取？按我来说像那样的人也应该录取。在现在的体制，那根本不存在，也根本不可能。他们总是觉得你会开后门。 肖：在这种招生办法下录进来的学生，你是如何对待的？ 邓：我不专门管他们，主要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看他们的文章，给他们批改文章，每一门课都要有一篇文章。我带博士生，包括带硕士生，最能够跟我学到东西的就是他们写文章来让我给批改，给讲解，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样改，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写？这是扎扎实实的学艺。至于课堂上讲课，当然也是一个基本的训练，但还是在于他们的动手能力，在于他们能不能写出东西。一个学生听了这么多课，他自己能不能写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问题，他论述的程序讲不讲得清楚？这个是最重要的。再一个，就是论文，就是他们的毕业论文。 肖：在阅读方面呢？ 邓：阅读，基本上是开两种类型的课，一种是原著选读，一句一句地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已经开了七个学期，还要一直读下去。每个学期只能读那么一点点，不求全，他们跟我读了一个学期，虽然没读完，但是也该知道怎么读书。我就是在训练他们读书的能力。 肖：那讲课很大形式上就是训练读书的能力。 邓：我那个不完全是这样。比如说一次课三小时，顶多读两段文章。研究生，预习过的，自己先把它读下来——康德的句子很长，然后他们解释，一句一句地解释，这什么意思，那什么意思，然后呢，他们讲完了，我再讲一遍，我讲完了——我讲的时候录音，他们再提问：只要是康德的问题，不光是这一段，联系到这一段或不联系到这一段的别的问题，我都解释。我的解释包括背景，包括康德当时跟别人的论战，包括康德的整个体系。其实我涉及到整个体系，以及人们对康德的评论。我把它叫全息式学习法。有的人说一个学期只读这一点，那什么时候才能读完呢？我说不需要读完，我在读每一段的时候，就联系了康德整个的哲学。这是一种类型。另一种类型就是方法论课。我们进校当研究生时，我们的前辈老师说这是哲学史更高一层的课。哲学史方法论，实际上就是对哲学史的看法。哲学史方法论课，我基本上采取上大课的方式，而不是讨论班的方式。讨论班，基本上就是采取提问的方式，提到基本上没有问题为止，再进行下一段，那个时间就很长了，一节课就只能讲一点。上大课，就是我讲，我一期课可以讲十五六讲，那就没有时间讨论的，但在课间课下都可以问。 肖：这个方法论你讲了多少年？ 邓：有好多年了，一般是每年或每隔一年讲一次。当然要讲黑格尔的哲学史方法论。这个是必须的，再有就是马克思的历史感，逻辑学和中西比较的一些课题，等等。 肖：有没有定型呢？ 邓：还没有完全定型。有时候他们要求我讲什么，我就加一些东西进去。方法论是比较宽泛的，没有一定的具体的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