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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生涯，随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国家社会性质的根本变革，总起来说可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大阶段，而前一阶段又可以1937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其学术观点和学术成就主要有这样四个特点：⑴学识渊博，中西融汇，古今贯通；⑵以一定的哲学观点解释历史，自成体系；⑶热爱祖国，积极弘扬中华文化；⑷追求真理，锐意创新，勇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雷海宗毕生忠诚于教育事业，身教言教，爱护学生，桃李满天下。不少知名学者皆出自他的门墙，至今仍深深怀念他。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是扬名中外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晚年是天津市南开大学的名教授，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专设条目。 少 年 壮 志 远 游 异 国 讲 学 宁 汉 声 名 鹊 起 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省永清县，出身于具有书香门第气息的中农家庭，父亲雷鸣夏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雷海宗勤奋好学，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雷海宗树立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1922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深受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时年二十五岁。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自然以中国学问见长，雷海宗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而获得优秀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六十年后，雷海宗的同窗好友、前南开大学秘书长、天津市图书馆馆长黄钰生教授回忆道，美国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发达，男女社交公开，血气方刚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难免受到影响，卷入较多的活动。但雷海宗专心读书，毫不旁骛，并规劝其他留学生当抓住难得的机会，利用大好的条件，努力学习，不要受外界的干扰。黄老感慨而深情地称雷海宗是他的诤友。 《杜尔阁的政治思想》是雷海宗所写的第一部学术论著，充分显示出一个青年史家的横溢才华和卓越见识。论文用英语写成，未发表，共分导言，杜尔阁——行政官和哲学家，杜尔阁的政治思想（一）、（二），以及结论五个部分。雷海宗以1913－1923年最新出版的居斯塔夫·舍尔主编的《杜尔阁著作集》（原文为法文）为根据，参阅大量史料和有关专著，对杜尔阁的一生、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特别是由政治实践和改革方案着眼，对杜尔阁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他认为杜尔阁是18世纪启蒙时代的产儿，重理性和人道主义精神，比较温和现实，并受重农主义影响，是一个具有哲学头脑的实际政治家，相信人类趋于完善的可能性和历史不断发展的进步性，以改革旧制度、促进人类精神进展为己任。他的理想和改革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旧制度、旧势力根本抵触，遇到了以法国王后为首的贵族朝臣特权集团的反对，终于失败。 1927年，雷海宗返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发表《评汉译〈世界史纲〉》、《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和《孔子以前的哲学》等文章。雷海宗在美国专攻世界史，返国在中央大学不仅讲授西洋史，迅又研究和讲授中国史，以身体力行其史学家应贯通中外、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主张。但是，其中也有一段小插曲。据当时中央大学历史系学生、已故著名史家蒋孟引回忆： 雷海宗先生，一代英才，学贯中西，但在中央大学时，只是一个刚从国外 回来的青年，讲授的又是外国史，有些冬烘先生妒火中烧，竟胡说他中国史学 问不够，中文水平不高。这当然不是雷先生所能容忍的。所以随即大写中国史 文章，并讲授中国史，无不大得好评，誉满全国，这远非冬烘先生之流所能望 其项背。[1] 《评汉译〈世界史纲〉》一文最先刊载于1928年3月4日《时事新报》，后又转登于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办的《史学》第1期（1930年）。雷海宗在文中认为，时间上和空间上人类史都不是一息相通的，人类史实际是好几个文化区域各各独自的发展演变，因此世界通史根本无法写出，若勉强写成，要么是“一部结构精密不合事实的小说”，或者是“前后不相连贯的数本民族专门史勉强合成的一本所谓世界通史”。由此出发，他批评《史纲》是威尔斯“鼓吹世界大同的一本小说杰作”，而作为世界通史，“此书本身无史学价值，我们不可把它当作史书介绍与比较易欺的国人”。[2] 《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亦刊登于《史学》第1期，该文实际为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奇的名著《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1章《历史与记事》的翻译。雷海宗在译文前说明，“克氏的议论虽不免有过度处，但以大体言之，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他觉得“中国真正史学不发达”，因而介绍克氏的史学理论，以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 《孔子以前的哲学》发表于《金陵学报》第2卷第1期（1932年），是一篇功力深厚、具有开拓性质的长篇学术论文。雷海宗对《尚书》与《周易》中的有关篇章（《周书》、《虞书》和《彖传》、《象传》、《系辞传》）的思想与年代进行了分析考订，然后据以勾勒探讨西周时代初兴的哲学和春秋时代发展了的哲学，最后得出结论： 孔子是史官思想的承继者，所以他言必称尧舜（《虞书》）、周公 （《周书》）。他是专注意治国之道的，与《尚书》的作者一样。老子 或《老子》的作者是筮人思想的承继者，他是偏重玄学的。后日中国哲 学界最占势力的儒道二家是直接由孔子与老子传下来的，间接由无数无 名的史官与筮人传下来的。 应该指出，雷海宗不仅密切注意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而且吸取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他特别提出法国学者马斯伯劳“192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是一本空前杰作”，“本文得此书暗示的帮助很多”。[3] 1931年，雷海宗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发表《殷周年代考》一文，载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他采取了新的研究方法，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他提出“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中国古今朝代，皆不逃此原则”的观点，先对已确知的中国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做出统计，以证明“四世当合百年”，亦即“每世平均二十五年”的看法基本无误，然后根据已知周代君主的世数而推定周室元年当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并进一步推断盘庚迁殷适为公元前1300年，汤定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4] 雷海宗在武汉大学讲授欧洲通史。武汉大学图书馆善本室现藏其《欧洲通史》（二）一课的铅印详细提纲，由之可看出雷海宗在世界史方面的渊博学识和深湛造诣。该提纲共三百页（六百面），分四十九章，每章末开列外文参考书目，合计约三百余种。《欧洲通史》（二）包括时间约从公元5世纪到20世纪初，雷海宗将其分为：（1）黑暗时代（西洋文化酝酿时期，476－911）；（2）封建时代（“中古”、“中世纪”时代，911－1517），其中又分为封建文化之极盛（911－1321）和封建文化之破裂（1321－1517）两个阶段；（3）旧制度时代（1517－1815），其中又分为旧制度及其文化之成立（1517－1648）、旧制度之极盛（1648－1789）和旧制度之末运（1789－1815）三个阶段；（4）欧美文明时代（1815以下）。全部提纲体系完整，层次鲜明，子目详尽细致，覆盖面极广而条理一目了然。其特点在于：（1）打破国别界限和王朝体系，以全局的眼光，抓住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来讲述整个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历史；（2）着重探讨阐发西方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嬗变发展和各个流派，19世纪尤详。整个提纲实际是一部绝好的西洋文化史，内容极其丰富，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可惜只是一部提纲，未能窥其全貌，但已足以启人深思，仔细玩味。[5] 重 返 清 华 独 树 一 帜 坚 决 抗 日 誉 满 中 华 1928年，清华学堂完成了从八年制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四年制正规大学的体制转变。1929年春，蒋廷黻离开南开大学，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蒋廷黻在美国留学长达11年之久，精通中外历史，掌握多门社会科学专业知识，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职务后，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推行“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综合与考据并重”的方针，力求使清华历史系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为此，他在1932年聘请雷海宗返回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 1932年秋，年方而立的雷海宗一领青衫，文雅朴素地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清华园。当时历史系的学生赵亚芬在五十多年后生动地描写了雷海宗给予她的最初印象。她回忆道： 那是在1932年秋季开学前，我回到清华园，系里的同学告诉我说，我 系新来了一位教西史的教授雷海宗先生。有一天我去图书馆，走在大礼堂 前面草坪旁的行人道上，身旁的同学轻声对我说：‘迎面来的就是那位新 教授。’我抬头仔细端详一眼，只见走来的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 年纪大约三十以上，头上平顶头，身穿一件褪色的旧蓝布长衫，足着一双 尖口布鞋。我心里想这位新教授不带丝毫洋气，真像一位乡村塾师。我没 有把我的想法告诉在身旁的同学，而且五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敢说出这一 深藏在心底的秘密。因为，我以后上过雷师的课后，我对他的敬佩与景仰， 更使我羞于将这种幼稚想法启齿告人了。[6] 然而，许亚芬能看到雷海宗的外表，却无法深知他当时的内心。雷海宗是怀着欢欣鼓舞之情重返母校的，但还有严肃庄重的另一面，那就是决心与蒋廷黻相配合，开拓创新，努力建设独具特色的清华历史学系。1935年后，蒋廷黻离教从政，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雷海宗独挑重担，继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直到1949年。清华历史学系的发展与建树，是和雷海宗的贡献分不开的。 雷海宗到清华后，重点从事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他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并编选大量史料，以《中国通史选读》为名，作为铅印讲义发给学生，共7册43章769节930页（1860面）。全书内容从史前石器时代一直编到溥仪退位，材料选自各方面文献，系统完整，极其丰富。值得注意的是，雷海宗打破了传统的王朝体系，以时代的特征为标准，结合重大历史事件和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与演变，来划分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他还讲授“殷周史”和“秦汉史”两门专门断代史，供历史系高年级同学选修。为了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外国史学名著，雷海宗又开设“史学方法”一课，采取教师总体指导，学生重点读书定期报告，全班展开讨论的教学方法，使课堂既生动活泼，又深入研讨，学生眼界大开，深有所获。另外，当教外国史的教师休假时，他还不时讲授西洋中古史、近古史等课程以补空缺。 在教课之外，雷海宗更潜心进行历史研究。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教育和学术训练的爱国知识分子，雷海宗的研究方向和志趣在于从宏观的角度，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抓住若干根本性问题，对四千年来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做系统的历史考察与解剖，并落实到中国的现状，找出弊端症结和解决办法。 1934年，雷海宗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发表《皇帝制度之成立》一文，指出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四千年间，国君最初称王，下有诸侯；其后诸侯完全独立，自立称王；最后其中一王盛强，吞并列国，统一天下，改称皇帝，直到近代。皇帝视天下为私产，臣民亦承认天下为皇帝私产。寄生于皇帝私产上的人民则等同于皇帝的奴婢臣妾，丞相与小民在皇帝面前同样的卑微，皇帝制度是全民平等的独裁统治，由皇帝的积极建设和人民的消极拥护所造成。皇帝是唯一维系天下的势力，民众则是一盘散沙。经过辛亥革命，皇帝制度崩溃瓦解。当前的关键应确定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7] 1935年，清华大学为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清华学报》外又创办《社会科学》杂志，其创刊号第1卷第1期首篇刊登了雷海宗的力作《中国的兵》长文。该文认为中国春秋时代上等社会全体当兵。战国时代除少数文人外，全体文人当兵，近乎征兵制。汉代通过“更赋”制使上等社会不服兵役，终于实行募兵制，将卫国责任移到职业兵（大部为贫民、流民、外族兵、囚徒）肩上。由军民不分，经军民分立，到军民对立，专靠羌胡兵，这就使国势日衰，社会病弱，中原终于成了汉代那些属国的属国。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只有隋及盛唐百年间，曾实行半征兵的府兵制，这也是汉以后中国汉族自治的惟一强盛时代。中国二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文德的产物。只有振兴武德，实行征兵制，叫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才能使中国自主自立。[8] 1936年，雷海宗接连在《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和第2卷第1期，发表了《无兵的文化》和《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两篇论文。第一篇文章首先指出，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这样一个消极的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可称为“无民的文化”，但其轮回起伏，有一定法则。随后，从政治制度的凝结、中央与地方、文官与武官、士大夫与流氓、朝代交替、人口与治乱、中国与外族等七个方面对秦以下中国两千年的历史进行分析探讨。最后，提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独特的语言文字，或可解救中国文化不致沦亡。第二篇文章一开头认为日常所谓“西洋史”包括埃及、巴比伦、回教、希腊罗马、中古以下的欧西等五个文化。文化是个别的，断代当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不能把几个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而牵强分期。随后，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点，将中国文化四千年的历史分为古典的中国和综合的中国两大周，并进行了概述。最后，将中国史与世界史相比较，指出其他各个文化都经一周结束，而中国文化的发展却出现了第二周，这在人类史上是特殊的例外，中国是得天独厚，大有可为的。[9] 1937年，《社会科学》第2卷第3期和第4期连续刊载了雷海宗的《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和《中国的家族制度》两篇文章。前文以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回教初期的教主为实例，说明人类史上政治元首亦即政治实权者在世袭以外的继承制度与方法，目的在于给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共和国家之政治实权领袖的更替承袭方式提供参考。后文则论述中国在春秋以上是大家族最盛的时期，战国时代大家族渐衰，但汉代恢复古制，大家族成为社会国家的基础，此后一直维持了两千年。近代以来，大家族制度遭受冲击，小家庭渐兴，如何建立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家族制度，甚为紧要，颇堪玩味。[10] 在宏观的综合性的论文外，雷海宗也进行微观的研究，写出考证性的文章。例如，他在1936年《清华学报》第11卷第3期发表《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的文章，将《 史记·封禅书》同《汉书》的《武帝纪》和《郊祀志》中的有关记载列表排比，得出结论：武帝建年号是在当时的三元七年，即有司建议的元狩七年，即武帝最后决定的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6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年号制度创立的一年，值得大书特书。[11] 此外，雷海宗还在《清华学报》和《社会科学》各期发表多篇书评，对当时新出版的国内外重要学术著作做出评价。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沟桥的炮声将雷海宗从宁静的清华园震醒。不久，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南迁。雷海宗对日寇侵华义愤填膺，随清华文学院师生经长沙、衡山、蒙自、最后抵达昆明。看到全国军民英勇抗战，浴血杀敌的情景，雷海宗精神振奋，一扫原来对中国的兵所持之悲观看法，在1938年2月13日汉口《扫荡报》发表《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第一句即宣布，“此次抗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接着热情歌颂“我们此次抗战的英勇，是友邦军事观察家所同声赞许的……我们最好的军队可与古今任何正在盛期的民族军队相比……我们只有募兵，而其效能已几乎与征兵相比，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稀有的奇事”。随后，列表指出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只经过由分裂到统一而后再分裂衰亡的一周过程，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却经历了二周，其原因在于两千年来中国南方地区的大开发，保持并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元气。也正因此，今日才能如此英勇抗战。“二千年来养成的元气，今日全部拿出，作为民族文化保卫战的力量。此次抗战的英勇，大半在此。”最后，雷海宗期望，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文化将结束第二周，揭开第三周的帷幕。[12] 1938年底，雷海宗将自《皇帝制度之成立》以下诸文的篇名及次序稍加变更，增加《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一文，合编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传统文化之评价”，包括“中国的兵”、“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无兵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两周”五章；下编为“抗战建国中的中国”，仅包括“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二章。最后为附录，即“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一文。《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篇幅不大，却是雷海宗的精心杰作，出版后在学术界乃至一般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反响，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成为20世纪中国的史学名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