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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诞辰110周年了。 范文澜（1893～1969），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绍兴人。范文澜出身在一个与鲁迅相仿的“由小康坠入困顿”的家庭，那时恰好又是素有报仇雪耻性格的越人再次投身于反清的时代，范文澜的哥哥就是大通学堂的学生，他从小就是从仰望着徐锡麟、秋瑾等乡贤们的英姿、聆听着他们的传闻而长大的，在他的记忆中永远忘不掉秋瑾骑着高头大马、凛然走过他身边的景象。后来范文澜去上海浦东和杭州读书，二十岁时考取了北大，受中国这所最高学府的学风影响，他很快沉浸在浓厚的国学研讨氛围中，拜倒在国学大师黄侃、刘师培、辜鸿铭这些古里古怪的老师面前，那中间还有浙江人的国学大师陈汉章先生，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在那里奠定了。 大学毕业后，范文澜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继续深造，同时为蔡校长当秘书。不久他离开北大，辗转各地，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在这期间完成了《文心雕龙讲疏》、《群经概论》、《诸子略义》、《正史考略》等著作，渐渐地，他成为一个遐迩闻名的国学名家，在他而立之年就已经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但是，那个时代正是风云陡起、救亡大于治学的日子，所谓“以华北之大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范文澜在书斋中也坐不住了，秋瑾的身影又重现在他面前，于是他走出书斋，与青年学生一起在街头上呼喊、甚至在讲台上宣传马克思主义了。他参加了共产党，又因白色恐怖一度失去党组织关系，他又参加党的外围活动，1930年、1934年他两度被阎锡山的军警、蒋孝先的宪兵队捕去，经蔡元培等营救始获释，于是后来举家迁至河南教书，和共产党也靠得更近了。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加入了新四军，一身戎装重新回到党内。 1940年，因为延安需要历史工作者，刘少奇将范文澜安排去了延安。甫到“红都”延安，他说：“过去45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烦恼，现在我开始清爽快乐的生活了。”范文澜与许多热情烂漫的知识分子一样，开始了新生活。当时正好是中共整风的酝酿时期，毛泽东鉴于全党学习的需要，嘱咐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和中央党校讲《中国经学史演变》（讲稿发表于《中国文化》），毛泽东也听了他的讲课，后来因病未能听完，但毛泽东仍读了发表的讲稿，读后很高兴，认为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又鉴于“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所以，他认为“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毛泽东1940年9月5日致范老信），于是要求范文澜组织编写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写作的中国历史读本，围绕抗日战争中人们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疑问，给以历史客观规律、历史的主人是人民的回答，以此服务于中国革命斗争，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这也就是这本书出版时序言中所说的：“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整个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的目标前进。” 在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时期，由毛泽东创意和交代任务，范文澜开始组织延安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集体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后来1941年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设有四个研究室，由于经过了全党的整风，这时研究的重点是强调“中国问题”，范老领导的历史研究室就以编写中国通史为主要任务，写作的人员除了尹达、叶蠖生、金灿然、谢华、佟冬、唐国庆等之外，还有特别研究员的齐燕铭、吕振羽。应该说，范老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整风、甚至对毛泽东思想的成熟都有一定的贡献，如毛泽东当时的名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在第一章的《中国社会》里就吸取了他们研究的成果，有些还是他们起草再由毛泽东修改的。 《简编》于1942年开始在延安出版发行。这本书出版以后，影响远被，它既是解放区干部和群众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读物之一，也是解放区以外的人们热切关注的一本书，因为它用令人们耳目一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讲述中国的历史，通过这样的讲述宣传了社会发展史，把中国的历史接脉到当时的中国，并告诉人们中国将来的走向。后来，这本《中国通史简编》更成为中国史学著作的典范、传世之作，至今还有许多人是首先通过阅读它来了解中国历史的。当然，这套卷帙浩繁的通史巨著带有特定时期的历史痕迹，在一些细节上也不无疵点（如当时就有延安“十老”之一的谢觉哉和研究院的杨绍萱等提出：范本在材料的使用上有审读不慎的缺点）。在可读性上，后来的几卷也不如先前的几卷好读了。 这部《简编》，使范文澜更为人所知，成为中国历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五老”（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尚钺）之一。他是从旧经学转到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的，在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骤然演进的历史关头，他有这样的感受：“我在‘五四’前后硬抱着几本经书、汉书、说文、文选，诵习师说，孜孜不倦，自以为这是学述正统、文学嫡传，看不起那时流行的白话文、新学说，把自己抛在大时代之外”。一旦意识到这种时代的错误和失落，他奋起直追，于是，“想起那时候耳不闻雷霆之声，目不睹泰山之形，自安于蚯蚓窍里的微吟，如何不后悔呢”。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从旧到新转变的一个典型。当然这中间也有许多教训，比如延安发生的王实味案，范文澜就负有一定的责任。 《中国通史简编》（原始社会至鸦片战争前夕）完成后，范文澜又写成《中国近代史》（第一编上册），这两部书成为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读物，多次重印出版，至1978年又易名为《中国通史》分十册陆续出版，与郭沫若主编的另一种《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堪为姊妹篇，又与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并称“五朵金花”。在此前流行的历史读物有周谷城的《中国通史》，此后则有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纲要》等。以上诸老的通史著作，观点、方法大体相近，最大的区别是在历史分期上，“郭本”主张战国封建论（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因此后来发行最广），“范本”则是西周封建论，“翦本”、“吕本”与“范本”一致。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范文澜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许多著作和文章也曾得到过他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一直都非常关心范文澜。范文澜和郭沫若这两位历史学家都是毛泽东特别属意的，1964年春，毛泽东重读《中国通史简编》后，欣然写下《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范文澜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历史学家，党而不群、政不忘学是他的一个特点。延安以后，范文澜相继担任过北方大学、华北大学校长，解放后长期担任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范文澜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如同郭沫若，他们都“碰到了新问题”，虽然他们都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如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范文澜大声说：“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中国社科院《毛主席的教导和关怀永远鼓舞我们前进》），毛泽东还特别嘱咐范老：“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范文澜历史论文集》）。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女儿李讷看望范文澜，传达了仍然按照范的体系编写历史的指示，范遂立即赴近代史所安排工作计划，组织编著力量，范发誓要在五年内完成《通史》，他说：“我还不到八十岁，我还不算老”。但在“文革”前期和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和郭沫若都有因“崇孔”嫌疑而受到了冲击，毛泽东也颇不满意于其麾下两位历史学巨子的“崇孔”倾向。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的，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孔夫子的”。不过，相比较于郭（《十批判书》），尤其是冯，毛泽东还是把范区别看待的，他说：“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转引自黄丽镛《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但在后来的“批林批孔”中，范文澜仍然受到了冲击。1973年7月3日毛泽东召见王洪文、张春桥时，在批评了外交部后，突然锋头一转，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哪些“知识分子”呢？他老人家接着说：“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总之仍然是指责他们有“崇孔”的倾向，特别是不满于郭沫若“不能大骂秦始皇”，不过毛泽东仍然赞同郭沫若的历史分期法。 范文澜于1969年7月29日去世。晚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肩负使命不停地修改、扩充他先前的那两部著作。范文澜去世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依然十分关注《中国通史》编写的进度，范去世不久的10月31日，周恩来批转《为继续编写〈中国通史〉的报告》给陈伯达，要求由陈负责，并说“这个任务很重要，这是主席交给的任务”。 《通史》从第五册以后就由范文澜的弟子蔡美彪等负责编写，至1991年，十卷本的《通史》全部完成，并由人民出版社出齐。当然，那都带有特殊政治时代的印记。据说范文澜在晚年，曾觉悟到种种“今是昨非”，如《通史》中浓重的笔墨鄙薄宗教，他以为是错了，不过，他已经没有时间去纠正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