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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们对历史科学的种种问题存在明显的歧异，但是对于中外史学发展的进程中，真正够得上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真正能称得上优秀史学家的，则具有共同的看法和认识，即：这部史学著作以极其丰富的资料来反映它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内容，而它所依据和使用的资料则是真实可靠经得住检验的。因此，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既要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又要对这些资料进行考辩、鉴别，而后加以运用，由此完成一部优秀的著作。对文献资料的考辩、鉴别，也就是考据，它所使用考辩、鉴别文献资料的方法，就是考据方法。由此看来，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把史料的搜集与考订集于一身，所以他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考据家。史学与考据，是不可分割的。称考据方法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其道理即在于此。 那么，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否也以考据方法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方法？我认为答复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以考据方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的。 通常说，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非常正确的。不过，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也必须以可靠的历史资料为前提。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举个例子说，过去有关思想史的著作曾认为陈亮是个小所有者。由此为基点，进而论述陈亮思想的进步性。其实，陈亮家有田二百亩，果园四十亩，是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中等地主，而不是什么小所有者。至于陈亮思想的进步与否，则与他的出身成分有关，但并不决定于他的出身成分，而与所谓的小所有者，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用阶级出身、个人成分参照，甚至决定某个人的思想，这是唯成分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长时期人们误解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与错误使用的唯成分论不无关系，与不认真探索一个人的真实阶级出身、成分也不无关系，这是应当辨清楚的。实际上，对于考据，马克思主义历来是极其重视的，像毛泽东提倡对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恩格斯也说过，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一个历史问题，必须依靠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材料，才能完成任务，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需要考据方法的。就考据的目的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容许有所不同，但就考订资料中的一字一义、年代、地点、职官制度等等，此前的考据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据方法，则是一致的，无任何差异的。就两者的关系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据方法，是继承了前此的考据方法的。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应当进一步汲取前此的考据方法，使自己的考据方法精益求精，成为考辩材料的更加锐利的工具；对前此的考据成就，则应当批判地继承，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 若干年来，对考据方法总是持有这样和那样的偏见。一种是极其轻蔑的态度，认为考据是堆积材料，"吃材料饭"，繁琐零碎，甚至对陈寅恪以小考证这类轻狂的口吻予以抹杀，这种观点固然是不足取的，但是随意和任意拔高考据方法及其成果亦是不足取的。有这么一小批人，从来不读也不懂马克思主义，但敢于批评马克思主义，从来与马克思主义无任何渊源，但口口声声地说要离经叛道，以自标置。在极尽贬低马克思主义之能事的同时，对考据之学及其成果极尽吹捧之能事，从轻蔑马克思主义的自大狂，转化为对考据之学卑躬屈膝的渺小者，这帮人口口声声宣称，历史科学是实证科学，当着让他们用胡适惯用的一句话"拿出证据来"，他们提供的是东拼西凑，从别人论文著作抄引的二三手的资料！ 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考据方法之间的关系，不妨扼要地分析一下已故的郭沫若院长在史学上的业绩及其巨大的贡献。《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青铜时代》是郭沫若史学的代表作。前两本著作，大体上可以说是对甲骨、金文此前研究的概括性的总结之作，有关甲骨金文的断代分期研究，已经越出了考据的范围，但这两部著作还是以考据方法为其重要的研究方法的。但郭沫若的考据方法已别开生面，同通常使用的不大一样。如他的且（祖）字的解说，以传统的汤盘铭文（即"苟日新"等句）的诠释，是那些不懂社会经济关系的学者永远无法考释了的。显然可见，这种考据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学说的指导下表现了它的威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郭沫若自许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再版，这种学术的傲气和豪气，不仅无伤大雅，而且给人们以鼓舞，追踪并超过前哲，包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在内又有何不可。《青铜时代》则是郭沫若对此前自己研究的修正、补充、提高等的进一步发展。这本著作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以他的以前研究为基础，从宏观方面论述了殷周奴隶占有制的社会性质，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史相结合，开创了和拓宽了殷周史进入科学领域的道路。不错，历史科学是一种实证科学。但，历史科学更是以丰富的实证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郭沫若为中国史学的科学发展所作出的伟大业绩即在于此。论者以为，研治甲骨文的当推四"堂"，即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和郭鼎堂（沫若）。罗雪堂怎么能够与王观堂相比，而郭鼎堂则超过了王观堂。郭沫若之所以后来居上，凌驾前哲，从历史方法论上看，主要在于：郭沫若把传统的考据方法加以汲取，融化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中，并在马克思主义下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考据方法的关系是紧密结合着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最高层次的研究方法从这里也同样地体现出来。 三、寄语新世纪的年轻史学工作者 漆侠先生一向重视史学人才培养，我请先生谈谈对21世纪青年学者的期望，先生说：治学没有捷径，简单地说就是多读书多占有材料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我请先生结合自己治学的心得体会谈得再具体一些，先生说： 首先要注意个人修养，知识分子名利思想严重是个弱点，应注意克服。青年史学工作者要有远大理想，不要为名利所累，只有胸襟宽广、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才能深刻地洞察历史。 研究中国古代史要处理好通史和断代史的关系，即通与专的关系。这个关系很重要，过去我在《关于宋史研究》一文中说过，如果只搞通史而不搞断代史，那就必然把通史停留在一般化、表面化的水平上，根本不可能从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特殊面貌中描述波澜起伏变化不已的古代史发展的总过程以及总规律。反之，如果只搞断代史而不同通史密切结合起来，这就必然地如古人所说，"断代为史，失其陈陈相因之义，"人为地割断了与通史的联系，不但无法说明这一断代史是怎样从前代发展而来，而且也不能把这一断代史妥贴地放在历史发展的巨流中，从而说明这一断代史的历史地位。处理通史与断代史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是也只能是：在专的基础上通，在通的基础上专。搞断代史必须以通史为基础，这是学习和研究包括宋史在内的所有断代史的一个前提条件。 现今拜金主义弥漫，学风不振，有二个表现，一是认真搜集材料不够，抄袭成风，二是为标新而标新、为立异而立异，即所谓的商榷派，这不是追求真理的态度。学术争鸣是为了追求真理，它对学术的进步是不可或缺的，但这与那些人家说东，他偏说西；人家说西，他偏说东，多是无根之谈的为标新而标新、为立异而立异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培养良好的学习和职业道德是非常重要的，我赞赏那些淡泊名利，自甘清苦，"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一句空，"矻矻终日，踏踏实实地做学问的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才是祖国史学未来的希望。 我总认为年轻学者应当主动承担一些教学任务。教学可以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开阔思路，比单一死钻书本搞科研好。单一搞科研容易造成见木不见林、思路偏狭的弊端。我个人就有这种深刻的感受，50年代初从近代史研究所转到河北大学后，我承担了中国通史课的讲授，在授课过程中，结合以前读过的史书，我通读了24史中的23史。我后来对一些带有贯通性的大的问题能发表自己独立的看法与此有很大关系。所谓教学相长，就是通过教学生，可以了解难点和问题所在，可以知道自己的不足，这样就会激励自己更加努力去学习和提高。所以说教学相长是年轻学者成才的重要途径。 做学问要有战略思想，俗话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做文章要学会抓住主要问题和要害问题。当然学问本身要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由浅而深，但抓主要问题很重要，如果能围绕主要问题循序渐进，就不难取得较大的成绩。抓主要问题要注意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选题失之过小，在断代史的研究中，仅仅抓住某个点或某几个点，见木不见林，对全局性的问题无法贯通。另一种偏向是，选题失之过大，搜集材料和驾驭材料都会碰到许多困难，以致挫伤了研究的积极性。最好的办法是，首先从基础材料书中对所研究的制度和其他问题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对这项制度或事件，根据其组成情况，区分为若干个问题；从这些问题中，找出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样做，既能在一定期间内弄清某个问题的眉目，做出成绩，又可在完成这项问题后，又有新的问题等待解决，如是反复不已，经常保持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就象滚雪球那样，既有利于知识的积累，又使问题的研究逐步系统化。 什么是基础材料书呢？基础材料书的选择，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应该是流行最广的、最为常见的因而也是最易寻找的书；第二，应该是贯穿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而这些史料经过初步整理、剪裁，眉目比较清楚者；第三，能给人们以最基本的材料，这些材料具有普遍的意义。三者具备，才能够选为基础材料书。在选择好基础材料书之后，就要熟悉它的基本内容。古人治学所使用的记诵方法，绝不可轻视，清初全祖望往往口诵《汉书》原句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全祖望之成为著名的学者，正因为他有如此深厚的功力。由于我们接触和涉猎的知识面和材料书籍远比古人宽广，因而我们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精研少数或一种书籍，不可能完全以记诵的方法掌握材料，但对于基础书要尽可能地熟悉它，遇见一些基础材料能够指出它的出处，做到这一步是完全必要的。谚云："熟能生巧"。只有在熟练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选择、使用它，并能够在此基础上发掘出新的问题。先选定题目，再读书找材料，永远赶不上先读一些基本材料，对某些问题有一初步印象而后选定题目，来得深入，这是毫无疑义的。再重复一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方面，即使前人做出极大的成绩，我们的研究的起点要放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也丝毫不能放松对基础知识和材料的学习和掌握。这是因为，没有对基础知识和材料的学习和掌握，就无法把研究的起点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平步登天是不可能的。 史学的未来在于年轻人，希望年轻人早成才多出成果，要有超过老师的勇气和雄心。对前辈学者大师当然要有足够的崇敬，但是把他们在学术上的业绩看做为只能向往而不可高攀，那种自甘落后，也不是前辈大师所嘉许的。做学问要有点傲气和豪气，郭沫若先生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学生胜过老师是规律，但不是任何一个学生都能胜过老师，季羡林先生说过"大师都是不可超越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高峰，对前人一定要认真学习，不能轻易否定，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上才能有新的进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明年将迎来漆侠先生八十华诞，而如今漆侠先生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硬朗的体格，像年轻人一样，每天日出而作，日落不息，潜心于学术，笔耕不辍。在今后几年中，他将撰写百余万字的宋辽夏金断代史。我们殷切期望着他早日完成这部巨著。并衷心地祝福先生健康长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