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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历史学在中国是底蕴最丰富的学科，同时它还在不断接受哲学社会科学新发展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科的学生总希望能够掌握一定的研究方法，成一家之言。 罗志田：少年时读鲁迅的书，印象很深的是他认为写作的本领不能从什么“文章作法”一类的书籍中得来。自己当了大学老师后，也常将鲁迅的意思向询问“史学研究法”的学生述及。这首先因为我本赞成史无定法，同时也有些试图“藏拙”的意思——我确实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方法”，学会了即可在治史方面“点石成金”。其实要说方法也有，大致都是从临摹入手，作文作诗亦然。在临摹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以形成自己的“特色”，即桐城文派所谓“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多数人虽然很难越过前一阶段，但后一境界总是有志者的努力方向。 记者：在当今社会各方面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每一学科的研究者都不得不考虑本学科的发展趋势，以做适当调整，历史学应当也不例外。 罗志田：20世纪及以前的史学家曾相当关注史学究竟是一门艺术还是科学、史学是否应该和能够做到“客观”、史学方法应是计量的、分析的、还是描述的，等等。在文化批判理论或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史学的定义、目的、范围、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等史学家考虑的基本问题已不得不有所改变。探讨新世纪史学的可能走向，不仅要有前瞻的眼光，更需要开放的心态。首先，史学研究与理论的关系是近年中外学者都相当关注的问题，我个人以为，新世纪的史学必须是开放性的，史学研究者应以开放的心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方式方法研究历史，当然也包括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很多时候，只要换个新的视角，就会拓宽我们的史学视野。其次，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色是时间性，而其研究的对象为已逝的往昔这一点决定了史料永远是基础。再次，史学最忌主观，而近来学者又多已承认史学不可能做到绝对“客观”（那本是19世纪科学主义影响下的乐观愿望），但不能客观未必就意味着主观，似乎还可以有一种顺乎当时当地当下社会文化风俗思想的“他观”。今人不能疏离于今世，故史学家面临的现实是不能不运用后起概念作为诠释历史的工具，但怎样兼顾历史当事人的时代关怀和当年的概念工具，仍是值得史学家认真思考的问题。最后，前瞻性的学术眼光不仅要看得远，同时也意味着把握时代的脉搏，具有观察“世变”的因应能力。当然，任何门类的“学术”的社会价值之一正在其与所处社会的距离感（以及实际的距离），史学如果走向社会甚至走入社会，怎样保持其相对的“学术独立”？怎样做到不随波逐流？把握这一分寸恐怕是史学界不得不深思熟虑的一个基本问题。 记者：近来关于学术腐败的话题最为大家所关注，虽然具体语境各有不同，但都说明学术体制的改革应该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罗志田：国内学术评估的主要标准一是课题的有无、及是否重点，一是发表论著的刊物等级和数量。任何学科的发展不能不面对和针对我们自己的国情，故各大学不能不尽量争取国家级的一般和重点课题，同时大力提倡教师在科研方面的努力。但从长远看，“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是不宜过分提倡的取向，至少应在保证品质或重在品质的前提下提倡。在相对长的时段里，一个学术团队的实力仍是以有一定数量但主要是高品质的学术成果来最后确立的。针对当前全国学风的实际状况，必须长期持续强调学术戒律，发扬前辈学者注重第一手资料（包括田野调查资料）的优良风气，特别注重培养青年学者能落实到实证的扎实学风。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和思辨能力固然是理想的，但对史学来说，尤其是对初入这一领域的年轻学人来说，任何时候都只有站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