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生炼狱,炼狱一生——记我的前辈童书业教授 叫童书业先生一声“我的前辈”，总免不了有些惭愧，学不企之，德亦不及，但是四五年来总听得到关于童先生的故事，又和当年童先生一样出出进进在山东大学的文史楼里，所以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一直都想写出来，却一直未能如愿。及至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对于历史的学术研究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于从事我们这行的学人人生，也有了进一步之体验，然后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本科四年来一直听在耳边的童书业先生的故事，心中原先的那种感觉更加强烈了，所以在此莽书一气，作为纪念也罢，作为自励也罢，总归是一种心境的流露，亦算是一种告慰吧，兼与诸君共勉。 童书业（1908年5月26日—1968年1月8日），字丕绳，号庸安。安徽芜湖人。1935年结识顾颉刚先生，投师顾门。其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上海美专等校执过教。1949年8月，应聘为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学所研究员，后随山大迁校到济南。1968年1月8日病逝于济南。童先生乃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于历史、绘画、瓷器史、精神病学等各方面均有极为深厚之造诣，主要科研成果有专著14部和论文129篇，可谓著作等身。 在有关纪念童先生的诸种文本中，最可注意的，当数童书业先生的女公子、现执教浙江大学的童教英教授所做的《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一书，该书已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对童先生的家世、人生与学问做了十分详细的描述，书中描述了童书业先生同顾颉刚、丁山、杨向奎、杨宽、孙思白、赵俪生等诸学人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际关系和世事纠葛，录辑了颇为丰富的先前不为人知的档案资料，对许多历史事实直言不讳。童教英教授在该书的《前言》中曾说：“……但从未想到为父亲写传记，甚至不希望别人来写。因为父亲一生曲折坎坷，外现的只是终日伏案做学问，滔滔不绝地谈学问，他的内心世界，鲜有人知，超常的记忆力又使他从不做笔记和日记，更失去了探寻他所思、所为的可靠途径。故而除学问外，他的一生似乎真的随着他的逝世而湮没了。再现一位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童书业，谈何容易。即或是我，一个随他学史的女儿，想求真求是地写出父亲的传记，耗费极大的心血，面临的可能仍然是失败。一部失真的传记，是对历史的亵渎，也是对父亲的亵渎。”可见做童先生的传记之难,也可窥见当日真正的童书业之一斑。因此，要了解童书业先生，就最好读读这本书，而我要写的，也离不开这书里书外的东西，因为那其实就是童先生的学问人生的影迹。 正如童教英教授所形容的那样，终童书业先生之一生，一直都在精神的炼狱中度过。对于从民国走到了共和国的那批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大多数都在那个惨淡的五六七十年代里身历了一座又一座的精神炼狱，然而这种炼狱，对于童先生而言，却既是精神上的炼狱，又兼肉体上的炼狱，而后者进一步加深了前者的苦楚。他在肉体上的炼狱，别于那肉体上的受打击和挨批斗，而是源于他自己所患的一种精神病。他自小时候就精神紧张，加之后来乱世变幻，险象迭生，本就精神紧张的他患上了“强迫观念与强迫行为症”，这是精神病的一种，按照童先生自己的说法，“强迫性精神病患者，做事负责，思想细密，*好求全，凡事喜欢预防等等，是一般的现象（在不知道这种病症的人看来，这种病人的确是非常神秘，而可怀疑的），小事惊慌，大事镇定，也是常有的事。一般人不知道精神病这一原则。”（1955年10月4日童书业写给原上海虹桥疗养院精神病专家粟宗华先生的信，童曾经在解放前受到粟的治疗，十好八九。此信可参见王学典、孙延杰著《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第262-263页。）可见对自己所患的病，他是十分清楚的，而且后来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山东精神病院的医生都照他的药方给患者抓药，他也曾到医学院去讲精神病学的课，后来还应人之邀写了一本《精神病与心理卫生》，一时传为奇谈。这病本来经过粟宗华大夫的治疗，是医治的差不多好了的，然而不久就进入了动荡年代，“运动”成为一个使人十分敏感的词汇，“革命”无所不在，不是党员的他，始终担心自己成为“右派”、成为“革命”的对象，所以他后来到死一直身受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症的压迫，身心俱受其累。所以，他在这种环境中去做他的学问，加上社会政治运动的风潮的冲击，而能做出学界为之叹服的学问来，其困难程度可以想见！是故，童先生之炼狱，乃真正之“炼狱”，而童先生这炼狱的精神，更是我们这些迄今仍然高举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旗的读书人们所应当铭记的。 就我这一晚辈后生而言，自然已无机会一睹童先生风采，但是，当我在1998年踏进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四年中却听到过我的老师们无数次地追忆童书业先生的故事，有人生的、学问的等等，多是零散的片段，但是零散的片段不断地组加起来，也会慢慢地合成整体，这可真应了童先生的老师顾颉刚先生所激扬的古史问题那样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到我这里就成了一种“层累地造成的童书业”了。历史本来就是由片段组成的，本来就没有所谓整体，我想。我心中形成的童书业先生的形象，使我崇敬，亦让我心酸，因为在我现在看来，中国现当代的史学家里面，唯童先生一人才可真正地称得上是“学问人生”！幼稚的童心伴随着童先生的一生，他根本不懂得“世故”为何物，死心踏地地以一个非党员的身份相信中国共产党和她的每一个党员，包括在那个人的灵魂极度扭曲、漂移不定的年代里也一如既往地相信“党员”，无私地帮助那些向他求助的人，包括那些身家比他富裕不知多少倍的看见他刚拿了稿费而来“求济”后来却根本不提还债的事的人，他的条件简单的很，其实只有一条——“做学问”。即使那些上午刚揪斗了他、下午就拿着“学问”的幌子来“请教”的人，他也真诚地倾囊相授，因为他觉得应当如此。他不是傻、更不是愚蠢，他只是单纯，一个单纯的人，一个视做学问为己命的单纯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的结尾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正是童先生的真写照！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在行政工作上陷进复杂的人际关系里而不能自出，焦头烂额也理不出头绪，空凭他人埋怨。这其实只源于一点，即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几近于“至清”地步的读书人，脱离了自己的书案，他就有些不知所从了。我之所以在这里仍然翻检出这些早已逝去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来替童先生“鸣不平”，实在也只能说明我到底还是一个俗人，究不能跳不出名利之外，因为要是童先生活到今日，他也是断断不会去找人讨债算帐的，仍然会伏案做他的学问，即便是在风雨飘摇的1968年，他给妻女留下的——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一箱子文稿，摞在一页简单的遗书下，他终生未竞的东西，到底来还是他的学术。而他的传奇色彩，也根本来自于他的学问。 我读书的时候，系里许多老师都在颇为伤感地感怀50年代，大有日暮黄花之慨。20世纪50年代，是山东大学历史学系的辉煌时期，想来既属空前，亦为绝后。当时系里有“八马同槽”的大气势，即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童书业、杨向奎八位先生，一时称盛。1951年，在童书业等先生的筹措下，《文史哲》创刊，而后不久，即以此杂志为依托，在史学界发起了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童书业、杨向奎这两位顾门高足，都是当时大讨论之健将前锋。而山大历史学系更是如日中天，一时史学界皆宗其为巍巍魁首。童书业先生此时正值学术的一个高峰期，当时山大还在滨海的青岛，气候宜人，全国搞的运动也不多，学校的运动也不过度，可以说，这一阶段是童先生一生最为美好的时光。不过这期间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1951年，大陆知识界掀起批判胡适的风潮，要与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派划清界限，顾颉刚被迫起而批师，而童书业、杨向奎等也被迫向乃师顾颉刚发起了批判，且大有一笔抹杀“古史辨”派的学术历史地位之象，这种无情局面，想来比章太炎的《谢本师》还要令人心酸。更糟糕的一点是，童书业从1951年起又担任了历史系的副主任一职，纠缠进了复杂的人际关系。所谓经年老系盘根错节，历史系的人际关系相当的复杂。1998年我初次听到“八马同槽”这一个词时，心不禁有所动：常言一山容不得二虎，则一槽焉可安八马乎？结果事同吾料，这“八马”之间，果然是有很多龃龉的，直到今天，系里的老师们仍然对当时的一些领导甚多抱怨，所以到了50年代末，“八马”就开始分离了。童书业素来不谙人事，却来做这个副主任，结果一腔热情空换埋怨，剪不断理还乱，十分的麻烦，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痛苦。50年代初，在全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还曾经向组织做了9次他自己认为也是被后来人认为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自我批判却最终未获通过。及至1955年的大“肃反”运动，他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他向学校递交了一份“请求书”，其中说“经过几天的思索，我已发觉我这几年的行动，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是反革命行动，因为有许多行为确是起了破坏作用的”、“像最近几天的办法，我的神经和身体，实在吃不住了，如果再继续下去，我一定会变成废物的”、“我现在坦白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因为我的行为的客观效果，已经构成反革命罪行。”他最后“希望领导立时把我管制起来”。（参见《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第269-270页）经过校方的调查，认为他的所谓“打死新四军战士”等“反革命罪行”纯属子虚乌有，是在精神错乱的情形下胡诌的，所以逃过这关，未被划为反革命分子。幸好那时运动风潮尚不如日后的严重，所以他总算是都过过来了。总的来讲，1958年前，日子还算比较的太平的，此后则大不然。1958年，“大跃进”起来，山大在当时山东省委书记的舒同的一意孤行下，以“大跃进”的时代精神，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学校从青岛搬迁到了济南，结果搞的学校七零八落，元气大伤，自此以后，从未恢复。如果说北大从沙滩红楼迁到海淀燕圆是精神上的醍醐的话，那么山大从青岛迁到济南则不啻于精神上的剃头。本来文史见长的山大，遭受如此沧海桑田，打击之大是可想而见的，而教师们的科研也不能不受到重大影响。山雨欲来风满楼，“拔白旗插红旗”等等各色名目的运动接连起来，山大的“左”也一过再过,一直跑在全国高校运动的前列，在这些所谓的运动中，谁不随波逐流，谁就是思想上的大问题，谁就得受到大批判以谢革命的世人。本来对这个跃进的年代就颇感怀疑的童书业，精神上再次陷入痛苦的困惑中间，病症急转直下，结果不得不于1962年重新住进了山东省精神病院。那个年代，是没有理智的岁月，到处是剑拔弩张，没有给人以喘息的机会，接着这些运动的，就是十年的大动乱。廖沫沙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实在是“大革文化命”，真的没错，也不需要在这里再批判什么，只要想想陈寅恪先生为了做文章用的竖格纸而向郭沫若讨要几张，就可见当日很多旧学很好的老知识分子的处境之一斑了，而明哲保身有如郭沫若的又有几人。但其实对童先生来讲，也无所谓是否从1966年夏开始动乱的日子，因为他一直都在心惊胆战中度日子，“文革”对他来说，实在早就开始了。我们现在回眸历史，可以将五六十年代分出若干个阶段，甚至有的被冠以“知识分子的春天”，但是身临其境的人，恐怕远远不是这么看的，忽“左”忽“右”，莫可适从，哪里会有“春天”？以童书业之聪明理智，断断不致于只把眼光投到自己的脚底下而不前瞻。也正因为此，他才开始忧郁，开始怀疑这个大变又变的时代，也许很多人都在怀疑，但是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觉得大厦将倾，所以他才会有着别人所没有的痛苦，而痛苦最终在没有答案中走向了精神上的裂变，开始无情地根本性地摧蚀着他的肉体。然而他所念念不忘的，仍是他的学术研究。受病症连累的他，拿起笔，从1961年开始做《中国美术史札记》，1965年又起笔写《春秋左传考证》，次年5月份完成，12月改定。而后又于1967年下半年写出了《春秋左传札记》的初稿。后来《考证》和《札记》由顾颉刚推荐作序，合题《春秋左传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一生研治的春秋史等学问，在生命逝去的前几年里物化成了丰富的学术著作，虽然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已经可窥全豹了。童先生厚积薄发的春秋史研究，在现在的学界依然享有很高的盛誉，难有几篇文字能望其项背，当年吕思勉先生评价童先生的《春秋史》时曾说：“以余所见，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矣。”（《春秋史*吕序》，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重版），顾颉刚先生认为此评语照样可以用于《春秋左传研究》，可见其学问之精、用力之勤、剔掘之深。1967年冬，童先生夜出为济南一女工看病，天气忽变，患得风寒感冒，诱发肺气肿，未得到及时医治，遂于1968年1月8日逝世。一代学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吞噬掉了。说他是万分惆怅地赍志以殁，恐怕是没人会反对的。 童书业先生已经走了35年，但是没人能体会到他的内心深处，仅能揣摩而已。他留给我们这些后人的好象只是一些传奇的片段，但是又好象是他的全部。我从文史楼走出走进的时候，往往能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夹杂在空气中向我袭来，物是人非，总生几多情。 一生炼狱，炼狱一生。 谁人能真正理解童书业？只有他自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