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逸，1926年生于江苏常熟，1944年考入交通大学，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清史教学与研究工作，是著名清史学家。 记者：你先考入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两年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这种“文理兼修”对你以后从事清史研究有用吗？ 戴逸：用处不大。我考大学的时候正值抗战后期，当时没有多少正规大学，我又不想上野鸡大学，所以就考了交通大学，还得自己交学费，其实我不太喜欢铁路管理这个专业。后来抗战胜利了，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考场就在我们楼下，我一考就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北大历史系，还是公费生。后来搞清史研究，好像没怎么用上年轻时学的那点铁路管理知识。 记者：现在一些教育学家大力倡导“文理兼修”，说是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戴逸：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一方面，不能一提“文理兼修”，就让理科生背古文，让文科生学高数，任何知识都是有用的，但一个人的精力很有限，不可能学得太多、太滥。 我倒是认为，应该重视文史哲本身的“兼修”问题。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文史哲本身就是基础学科，相当于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学好了，搞什么研究都方便，都容易出成果。现在的高校就是文科专业分得太细。文史哲是个很宽泛的概念，解放前的北大没有那么多文科专业，就是历史、哲学、文学三样。 且不要讲“文理兼修”，单单要修好“文史哲”就很不容易了，是要下大功夫的。交大首任校长唐文治是晚清进士，做过邮传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交通部部长加邮政总局局长。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交大创始人，不知道他还在无锡开设了一个国学专修馆，学生一进馆就读四书五经，写格律诗词，研究小学（训诂学），这些对于搞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是太有用了，这种文史哲的教学方法，应该算是“专修”了。现在许多大学都在搞“文理融合”，甚至医学院都提出口号，要发展成为“医、工、理、农、文、管”门类齐全的多科性综合大学，有这个必要吗？ 记者：据我所知，现在一些高校（如北师大）正在尝试文史哲不分科的教育模式。如果文史哲不分科，学生修到什么程度算是够用了呢？ 戴逸：这要分清专才教育与基础教育两种情况。对于那些有潜力的学生来说，在小学、中学阶段就给他们打下深厚的文史哲基础，可以给他们开办类似“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学校；到了大学、研究生阶段，他们基本上就能够开展研究性学习了，通过这种对文史哲的“专修”，有可能成就新一代国学大师。而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在大学阶段系统地学习几年文史哲，加强他们的基本功，特别是文学知识，历史知识和写作能力，将来对工作、生活都有帮助。至于如何区分有潜力的学生和普通的学生，那是因材施教的问题。 记者：您提到学习文史哲对将来工作有帮助，但现实情况是：文史哲专业的毕业生找工作普遍不容易，如果不当教师，肯定要转行。 戴逸：我刚才说了，从专业角度来看，文史哲和数理化一样是基础学科，中文专业毕业生去当公务员不能算转行，学哲学的去搞民俗学研究不能算跨学科，当然，学历史的当记者也不能算是不务正业。社会越发展，越需要大量有文科背景的人才。 记者：但现在许多文史哲专业的毕业生找工作确实很困难啊，即便他们找到了工作，也比那些学工、学理、学经济的人挣得少、升得慢。 戴逸：现在我们国家还比较穷，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所以学经济的、学计算机的人才就业比较快，工作、生活条件也比较好。但从长远来看，国家越富裕，文史哲就越发展，现在国家正准备拿出几亿元资金来修清史，这就是一个明证。至于文史哲什么时候能够像数理化那样吃香，这不是三年五载就能解决的问题，我这个年龄是看不到了，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