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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王莽新朝是中国皇权体制中实现的第一次不流血的和平权力转移。人们从不追究打下来的天下是否合法，相反倒是对依照某种程序得到的权力却百般挑剔。王莽革命表明，即便不是尧舜那样的圣王，也能通过其他手段实现禅让。至少君权时代的朦胧理想在皇权时代成为现实、和平禅让成为战争暴力之外的另一道路；王莽革命证明了和平禅让的现实可行性和技术可搡作性上，王莽革命较之汤武革命更具划时代性。 关键词 王莽 革命 禅让 新朝 一、新朝阙失 1.朝代中阙失的一环 十五年，一个短命的统一帝国，只有一个皇帝的皇朝，在中国历朝历代的谱系中，从未正式出现过的匿名朝代，成为中国历史叙述中不伦不类的怪诞存在。王莽新朝是中国皇权体制中实现的第一次不流血的和平权力转移。关于王莽新朝的兴衰始末，最权威也是唯一的历史记载是《汉书》。于是，新朝历史就永恒地定格于《汉书)。即便人们怀疑其真实性客观性，也没有其他来源的有效证据。《汉书》证明了史家确实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抹杀和篡改历史。由于新莽没有独立成书，而是附庸于《汉书》，导致中国历史的叙述方式出现了严重误差。本来正常的历史顺序是秦-汉-新-汉。由于班固将新朝处理成汉朝的闰统和旁支，所谓“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1失去其应有的正统性。这样，新朝就作为“两汉"历史当中一个短暂的插曲和脆弱的泡沫而消失于秦汉之间或东西汉之中。 无论“秦汉“还是“两汉“，还是“前后汉"或“东西汉”，这种通用的历史表述方式和叙述习惯，都没有给王莽新朝留下独立的历史地位。据《汉书》记载，新朝存在十四年，其三个年号。按照班固的排列顺序，王莽就是标准的僭伪，新朝就是地道的伪朝。 平帝，著纪即位始五年，以宣帝玄孙婴为嗣，谓之孺子。孺子，著纪新都侯王莽居摄二年，王莽居摄，盗袭帝位，窃号曰“新室”。始建国五年，天凤六年，地皇三年，著纪盗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纪以又宗室灭王莽，即位二年。赤眉贼立宗室刘盆子，灭更始帝自汉元年讫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岁。2 《汉书》这个历史纪年，开启了将新朝打人另册的先例。至此，新朝便以闰统名号进人前中国历史正统谱系。由此，班固开其端，司马光定其型。《汉书》首先将新朝附属于汉朝，《通鉴》继而又在“汉纪”中叙述新朝。《汉书》和《通鉴》作为古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两部史书，彻底清除了中国人对新朝独立历史地位的自觉意识。迄今为止，无视新朝依然被人们视为自然而然的历史叙述习惯。 问题是，为何“秦汉"或“两汉"的类似表述全然不见新朝存在却又能被视作理所当然？人们给出的或默认的理由颇多，但无一能够成立。之一，新朝太短。但秦朝也很短，并不比新朝更长，却无人无视秦朝的存在。之二，秦朝天下是打下来的，新朝天下却是抢过来的。其实，按照儒学的经典观点，秦朝取天下的方式恰恰最不仁道3，反倒新朝取天下的方式最为仁道。可诡异的是人们并不因秦朝取天下不仁而否定其历史地位，却只是因为新朝取天下不义而抹杀其历史地位。之三，秦朝多创制，对后世影响巨大，新朝无创举，故不足论。其实，秦取天下与汤武无别，新取大下才是真正的史无前例。平心而论，秦之于新，唯一的胜出在于守天下的制度建设，而非具体措施。之四，同样是禅让得天下，人们都承认魏晋南北各朝，却否认新朝。而魏晋南北朝只是区域帝国（西晋除外) ,新朝则是一统帝国。为何在新朝历史地位上持双重标准？之五，魏晋南北朝均有自己的专史，新朝没有。但这只是结果，而非原因。从逻辑看不承认新朝正统在先，不为写史在后。其实历史上没有正统地位的国家也多有史书，北魏北齐北周以及辽金，皆有专史。反之秦朝虽无独立史书，却有独立地位。唯独新朝既无独立地位，又无独立史书。 2．《汉书》削足适履的创意 围绕王莽新朝，既要保持汉代历史的完整性，又要凸显新朝历史的独立性，班固对《汉书》结构作了煞费苦心的整体布局。这就是打破先君后臣、先华后夷的传统编纂体例，将与皇帝关系最为密切的《外戚传》安排在《西域传》之后。以此与紧随其后的《元后传》构成一种有机的过渡性联系。这样，《元后传》就自然具有双重性质，也同时承当起双重功能。一方面，《元后传》属于《外戚传》的合理延伸；一方面，《元后传》为长篇《王莽传》作了必要铺垫。可见，《元后传》在《外戚传》和《王莽传》之间发挥着一种承上启下的叙述作用。从《外戚传》的角度，《元后传》可以看作其“后传"；从《王莽传》的角度，《元后传》可以看作其“前传"。班固这种富有新意的创构，至少从直观形式上展示出王莽权力的实际来源，以及王莽颠覆汉朝的具体途径。 《王莽传》名传实纪、纪传合一。4传纪之别在于，传只记专主一己之事，纪则兼记天下大事，以符天子身份；同时，纪尤重时间，因为时间属天时，象征天命，是天命在人间的秩序体现。所以，本纪的规范是重要天象，重大灾异，无不明确记之，已与人事相匹配。从而昭示出天人合一的历史景观。通过以纪为传的编史手法，营造出以传为纪的史书效应。某种意义上，《汉书》创设的《王莽传》，深刻影响了《三国志》对《吴主传》和《蜀主传》的设置和书写。 总有人纠缠于王莽究竟代汉还是篡汉。这是因为两个人的原因。一是班固作《汉书) ,把王葬以“传"的形式附属于汉；继而，司马光作《通鉴》，虽然用王莽年号纪事，但仍然将其依附于汉代。5这样一来，势必产生新朝代篡之争。可有人追究过周是代商还是篡商？晋是代魏还是篡魏？唐是代隋还是篡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周之于商，晋之于魏、唐之于隋，均属后来居上，远迈前朝。倘若新朝和汉朝一样长久，代篡之争根本就不会产生。表面看，代篡问题是正统之争，但实质上是时间作祟。所以，中国历史的正统性主要是一个时间因素。时间长就是正统，时间短就不是正统。倘若新朝不是十五年，而是五十年，甚至一百五十年，班固就绝对不会把新朝写在《汉书》中，而是独立成书。新朝短祚，加上前后汉长运，凸显了新朝的非正统性再加上，前后汉又是同姓，更强化了王莽的篡汉性质。光武初就有了 “王莽篡汉”6的说法。班固则将“篡汉"一词最早写人史书，成为对王莽的盖棺定论。王莽由此成为古今第一恶人，“自书传所载亂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7这点在后代也成为以最恶毒的方式诅咒前朝的传统。后世修史，对最近的前朝的谴责，往往最狠。《王莽传》对新朝合法地位的否定，很重要的一种“《春秋》笔法"就是，即便王莽做了新朝皇帝，仍然称其诏书为“书六而不称“诏"或“制"或“策"。这样，“下诏"被称作“下书"。 3、《汉书·王莽传》的可疑性 正像《史记 始皇本纪》是后人了解秦始皇的唯一一手材料一样，《汉书．王莽传》也是后人认识王莽的唯一一手史料。但二者不同的是，太史公写《史记》时，距离秦朝已过百年，最重要的是，太史公和秦朝没有瓜葛。班固写《汉书》时，距离新朝仅有五十年。最关键的是，班固家族和王莽交谊匪浅。班固祖父辈和王莽都有着相当深厚的交情。这使得班固面对王莽新朝心情复杂而微妙。基于本朝正统渊源，他必须否定新朝；但家族与王莽之间的祖辈交往，又使他不能完全无视王莽的历史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分辨和使用有关王莽的史料，需要格外谨慎和仔细。比如班固把王莽相貌描写得和秦始皇几乎一模一样，均凶相毕露8，就显得极不可信。 这就有必要辨析《王莽传》的作者究竟是班固还是其父班彪。班彪续书有五六十篇，基本涵盖了西汉下半段历史。其中，很可能就包括了《王莽传》。班彪的青年时代正好与新朝相吻合9。新朝覆灭之际，班彪刚好二十岁。可见他经历了完整的新朝历史。更重要的是，他对王莽和新朝所作的直接的观察和接触，还有赖于他与王莽本人的特殊关系。因为，其父班樨、其伯父班斿与王莽都称兄道弟。“王莽少与樨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樨。"班樨性格怯懦而圆滑。虽“不显莽朝，亦不罹咎"。最重要的是“家有赐书"10。这种家境使得班彪不会对王莽毫无好感。事实上，班彪确实对王莽作过相当积极的评价。“当莽之起，盖乘天威，虽有贲育，奚益于敌？"11如果《汉书．王莽传》确真出自班彪之手，那他为何要将王莽写成这种不堪乃至不齿的样子？难道与他的《王命论》有某种内在联系？ 这里我想作一个推测，《汉书》中对王莽的正面描写应该是班彪原文，反之，对王莽的反面描写应该是班固的修改。 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又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 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恶极，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垄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12 第一段历数了王莽得手的所有因素。这些因素固然都是人为的，但能将这么多因素同时凑齐，却非人力所为，而是天命使然。它和班彪所说“当莽之起，盖乘天威，虽有贲育，奚益于敌?"13几乎完全一致。出自班彪之手的可能性很大。第二段则笔锋一转，痛斥王莽之所以比桀纣还坏，是因为他自比尧舜，更具欺骗性和蛊惑性。这和《叙传》中的话一模一样。“咨尔贼臣，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 14而《叙传》作为《汉书》接近定稿的文本，显然非班彪所作。 考虑到《汉书》成书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我们有理由说，经过班固的修改乃至重写，班彪的痕迹已基本清除，至少是被涂抹覆盖得面目全非，无从辨识。这样一来《汉书》就形成了对王莽的整体性否定态势。开创和平革命之路的王莽最终被一篇《王莽传》糟蹋得体无完肤，甚至永无翻身之日。 基于《汉书》对王莽持贬斥和否定的态度，我们从其对王莽的各种不利言辞中，反而可以判定有些描述相当真实比如，“王莽居摄,诛鎺豪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素善强弩将军孙建，莽疑建藏匿，泛以问建。建曰：'臣名善之，诛臣足以塞责。莽性果贼，无所容忍，然重建，不竟问，遂不得也。"15此可见王莽性格并非真的“果贼"而“无所容忍"。特别是王莽生活细节的有关描写，常被人看作伪君子的最佳表现。比如，“（王莽）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16如果不先人为主地持有历史目的论的观点，我们就很难认定王莽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作秀和演戏。而正是这一切为王莽赢得了举世无双的声誉和人气。“平阿侯谭、成都候商及在位多称莽者。” 17王商“愿分户邑以封莽，及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 “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因为“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称尊号“，王莽被人指责“贬抑尊号之议，亏损孝道”，而回到封国。“天下多冤王氏。"18固哀帝赐王莽“罢就第。公卿大夫多称之者。、、、在国三岁，吏上书兔讼莽者以百数。 ”元寿元年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深颂莽功德。“19其实，王莽几个舅舅和士人的关系都很密切王莽受到士人的普遍欢迎也许包含有王氏家族的传统。至于《汉书》解释王莽崛起的三个因素，天子无嗣、诸侯衰微、外戚壮大，倒也无足称 二、禅让革命 1.皇权秩序与禅让程序 皇权政治是专制政治，也是暴力政治。二者都不讲程序。所以中华政治文明中充分肯定专制和暴力的必要性，但却没有程序的地位。暴力合法，专制合理，倒是程序显得格外可疑。人们从不追究打下来的天下是否合法。因为暴力本身已经足够强大有力，而无需任何质疑。相反倒是对依照某种程序得到的权力，人们却百般挑剔，过于严厉，甚至到了锱铢必较的变态程度。秦取天下不仁，新取天下不义。不仁不义之间，人们却把污水更多地泼向了后者。这似乎说明在中华政治价值观中，不义比不仁更令人鄙视，即不义比不仁更无价值。 从前中国的历史常态看，获取权力的方式是暴力，行使权力的方式是专制。用暴力打天下，用专制治天下。其实二者是一回事。因为专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人们常说，马上取天下，马下守天下。21但 这个守天下并非真的靠儒术，面是用儒术包装起来的专制暴力而已。这种历史实态使得暴力和专制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政治美德。久而久之，不但合理而且正义。无人质疑，也无从质疑。这一切最初由王权时代奠基，经过君权时代培育，最终在皇权时代成熟。于是中华政治文明的暴力性和专制性似乎显得天经地义。这样一来，萌发于王权时代和君权时代的禅让理想，在皇权时代的更大背景下，显得更加不合时宜。让家天下像公天下那样行事，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个客观现实使得人们从不相信禅让有任何可行性。 因为按照公天下理念，真正的禅让必须同时符合三个要件。一是天子大权在握；二是天子生前让贤，死后交权；三是天子必须让位于外人。合而观之，三个要件的核心是天子主导。禅让与否，何时禅让，禅让给谁，皆由天子自主决定。由此观察皇权政体架构，虽然可以单独满足每一个要件，却根本不能同时满足三个要件。因为三个要件的同时存在，只能表明皇权政体本身存在着一个现实悖论皇帝有权时绝不会去禅让，即便禅让也不给外人；皇帝无权时只能被禅让，禅让给谁皇帝自己也不当家。这个悖论意味着，皇帝主导的理想禅让模式和现实存在的皇权政体无法兼容。概言之，皇权政体只能保证第一个要件，第二个要件偶尔也可以有条件地保证，第三个要件则绝不可能保证。同时具备前两个要件的则有宋徽宗、宋高宗、宋孝宗及清高宗四例。至于三个要件同时具备，则绝无仅有。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进行禅让，就必然破坏程序、至少使程序充满缺陷和漏洞。由此引发人们的口诛笔伐。人们攻击禅让来的皇权不正当，却从不谴责暴力来的皇权不正义。这是因为人们默认暴力的正义性。只不过人们又给暴力加上了一个天命转移的修辞而已。对此人们有一个习惯性的解释，逐鹿中原，捷足者先登。似乎一只无主的野兔子谁抓住就是谁的。这里不存在正义性的问题。谁逮住兔子就说明谁有本事，天命在他身上。反之，你不能到人家里把兔子抢来。禅让好比是你到人家里，对孤儿寡母说反正你家兔子也不行了，就送给我吧。这种做法被世人看作不仗义的欺骗和抢夺，是欺负孤儿寡母的强盗行为。显然这是一种纯正的家天下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天下只能属于某一家。尽管人们也知道，自古无不亡之国，天命转移是常有之事，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但人们还是固执地认为，在某一时间点上，天下就是某一家的。问题是，这一时间点并不保证下一时间点。谁有权决定这个时间点上属于你的东西下个时间点还是你的？因为这个东西并不自古以来就是你的。你现在拥有的东西其实从前也是别人的。只不过这段时间转到你手里而已。何况真到这个时候，你也是有气无力，说话不顶用的关口。说到底，真正有权决定这件事的还是上天。可苍天无语。天意只能靠后来有天下者解释。如此一来，指责禅让者并无多少道理。起码在逻辑上缺乏坚实根据。它更多是一种情感不满和心理扭曲。只不过在这种貌似义正辞严的抨击中，人们凸显了道德的绝对性。 但问题是禅让的本质不是道德，而是程序。而这程序要件只有在想象中的公天下时代才能完全具备。现实却是家天下。不合法的程序必然导致不合理的结果。但人们只是把它看作一个不道德的行为。这说明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禅让的真实性质。显而易见，发现禅让的道德缺陷较之揭示禅让的程序漏洞更容易。但这不解决问题。所以人们只能满足于道德批判。事情的实质在于，禅让试图在家天下时代实现公天下的理想，用家天下的工具做公天下的事情。这既是超前，也是荒诞；既是超时代，也是反历史；既是悲剧，也是喜剧。问题还不限于此。我们永远不能禁止人们做这件事，永远不能限制人们进行类似尝试。于是人们就永无休止地把道德义愤变成了攻击禅让的唯一武器。王莽首当其冲。作为禅让政治的第一个试验者，王莽身上负载了太多的诅咒和骂名。将王莽类比桀纣，22或把王莽和董卓相提并论，所谓“莽卓"是也。 王莽信奉儒学，第一次把儒家的禅让理想变成现实，可他却遭到后世儒生最为严酷的谴责和咒骂。23究其原因，王莽的禅让程序有些纰漏。这使得无论他怎么做．都免不了要被人们斥责为“篡汉"。因为禅让这种事，光有臣子的呼吁和民众的请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皇帝自己的态度。儿皇帝那么小，毫无自主能力，说他决定把皇权交给王莽，显然不可信。既然如此，是否皇帝成年了，就能进行禅让呢？也不行。就像汉献帝和魏文帝之间的禅让就被后人视作明目张胆的篡位。如此，就需要新的条件，皇帝能够自主决策时，他的禅迮才算数。但这样一来，还会有真正的禅让吗？前中国历史上可曾有过皇帝在自己说话当家的时候主动把皇权交出去吗？好像有过。乾隆皇帝就真让了。但他这么做的主要理由是为了避嫌。他不想在位时间超过他爷爷康熙皇帝。至于宋徽宗禅让给宋钦宗，则是在金兵南下、大敌当前的危机形势下，采取的消极逃避、推卸责任之举。其实也是一种权宜之计。此外，宋高宗也是在战乱之际把皇位禅让给宋孝宗的。至于宋孝宗禅位于宋光宗确实有点蹊跷。不过这四个例子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父子相传（孝宗是高宗的同宗养子）。这样看来，正常情况下，皇权政治不可能产生儒家经典说的那种异姓禅让。天子在能够自主行使权力时，却决定把皇位自愿让给一个外姓臣子。这只能是一种公天下的理想，而绝不可能成为家天下的现实。所以，王莽称帝，即便禅让程序有瑕疵，也是一个创举。不妨说，他以一种充满争议的方式将儒家理想变成了现实。相较魏晋禅让的血腥暴力，王莽禅让倒是和平文明得多；相比六朝禅让的徒有虚名，王莽禅让倒是货真价实。把皇权从一个傀儡儿皇帝手中拿来，较之把皇帝从一个傀儡成人皇帝手中夺来，倒是前者更容易使人接受一些。至少王莽称帝之后始终没有杀掉孺子婴。“汉既诛莽，更始时嬰在长安。"24而南北朝的那些废帝们无一例外均不得善终。25 在中华政治体系中，权力行使方式始终不是问题。但权力来源形式，则不限于暴力一条途径。禅让的正当性始终不被认可、原因在于禅让程序有问题。而这正是皇权政治根本无法克服的东西。这就决定了皇权秩序和禅让程序二者不相兼容和匹配。换言之皇权秩序无法给禅让程序留下一个适当位置。即皇权政治不可能给禅让政治提供发展空间，禅让政治也不可能从皇权政治中获得必要的正当性肯定和相应的价值判定。具体到王莽禅让，大而言之在中华政治体系中，小而言之在皇权政治中，王莽开创的禅让模式，究竟占有一个什么位置？26 王莽革命表明，即便不是尧舜那样的圣王，也能通过其他手段实现禅让。王莽革命的两手，一是假托周公，这是经典传统；一是发动群众，这是现实民意。27换言之，王莽禅让有“四招鲜"。即以外戚身份摆平上层，以儒生姿态赢得民心，抬出周公援引道统，制作符命伪托天意。通观禅让前后，可谓行事周密，步调有序。正因如此，王莽禅让并不显得突兀。其实，禅让观念在哀平之际已逐渐为人熟知和接受。当时哀帝册封董贤已经使用了“尧禅舜之文”。这点苗头明眼人心知肚明。萧望之之子萧咸就不无忧虑地对哀帝宠臣王闳说，“董公为大司马，册文言‘允执其中’，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后来，“上置酒麒麟殿，贤父子亲属宴饮，王闳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侧。上有酒所，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市，天子亡戏言！’”28看来哀帝确有禅让的念头，而且动了真心。29如果能成，不失为一桩佳话，乃至千古美谈。因为哀帝禅让董贤完全符合禅让的三个必备要件。30但从臣子的一致反对看，没人把这件事当真生因为这事太不靠谱。 直到王莽革命，自下而上地用臣子推动臣子施压的禅让方式，一举改变了传说中的自上而下的天子主动的禅让模式。考虑到难易程度，成本代价，比如社会稳定程度，百姓满意度等；维系时间长短，比如政权存亡时间；疆域大小等等。总体而言，王莽革命属于成功类型。较之晋禅让更为成功一些。31但政治成功并不能保证经济得当。王莽的经济改革是一团糟。王莽政治上最大的失败就是经济失措。32 相对于暴力，禅让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社会动乱要小得多。它对百姓造成的伤害也小得多。所以禅让得来的政权，一般不轻易大动干戈大开杀戒。这虽非仁政，更非暴政。事实上，禅让得天下者，极少故意施暴的。其基本策略是，除了那些公开反对或叛乱的势力外，前朝班底全盘留用。这种人事上的连续性对赢得人心，安定民心，保障新兴政权的稳定绝对有效。蹊跷的是，王莽一方面留用旧朝官员，一方面大改前朝政策。用前朝的官，改前朝的政，革前朝的命。结果导致人们无所适从。王莽只是用禅让解决了政权问题，却没解决社会问题。于是人们便把前朝弊端一股脑地都算在新朝头上，更为荒诞地打出了“复汉"的旗号。所谓“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33历史之吊诡可见一斑。 2.两种革命模式的转换 汤武革命和王莽革命是中华政治革命的两种基本模式。34汤武革命的主题是战争，王莽革命的主题是和平；汤武革命的天下是打来的，王莽革命的天下是要来的。王莽革命较之汤武革命至少在三点上更具划时代性。一是君权时代的朦胧理想，在皇权时代成为现实，这本身就具有真正的革命性；二是王权时代的暴力夺权途径，在皇权时代被证明为不是唯一的道路，即和平禅让成为战争暴力之外的另一个新选项；三是王莽革命证明了和平禅让的现实可行性和技术可操作性。凭此三点，新朝就具有独立的历史地位。习惯上，人们贬低禅让的理由不外是来路不正，朝代短命，割据一隅。对此，先是西晋作出了初步的否定，继而北宋作出了彻底的否定。特别是北宋不但实现了大一统，35而且 其政治、文化方面的创造之多和成就之高，不仅承前启后而且更是后来居上。 既然取天下有两种途径，为何打天下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正统？这是因为，第一，汤武革命成为一代更迭的政治典范；第二，中华政治思想的成熟期在战国，战国恰是打天下的时代。这样，打天下便具有天然合理性。诸子设计的各种打天下方案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主次轻重不同而已。儒家说的“仁政” “礼治”既不完全反对暴力，也不明确反对专制。孟子说的“仁义之师”就是对暴力的含蓄肯定，而对专制则是习惯性默认。法家思考得要深一些。商子关注点是用“耕战"获取权力，韩非子关注点是用 “法术势"行使权力。基于这两点，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完全排除了和平禅让的正当性。无人怀疑，禅让较之暴力，成本更小，但人们近乎一致地肯定暴力而否定禅让。这是否表明，人们政治观念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道德而非理性？其实，人们之所以只肯定暴力，而否定禅让．还与一般心理有关。暴力打天下全靠本事和实力，禅让得天下全凭阴谋和诡计。所以暴力正派，禅让伪善。这种极度幼稚的道德主义思维对暴力和禅让采取了善恶分明的褒贬手法。 一味称颂暴力的正当性，凡说到暴力成功的原因不外乎，善用人，得民心，懂兵法，有谋略，于是“天降大任于斯身"。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天命并不是一种只在最后对成功者进行身份确认的东西，毋宁说，它是一种从一开始就已显现出来，并在许多关键点上发挥决定作用的超常力量。 革命本义是天命转移，天命转移少不了暴力。但这种暴力在现代人眼里还只是改朝换代，不够彻底。所以现代人的革命观更为极端，他们认为革命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相形之下，古代的革命倒显得更为节制和温情。因为古代革命只是改朝换代，而改朝换代并不非要把前朝人都弄死。所以，古代革命是朝代更替，现代革命是阶级灭亡。 3．革命时期的特点 历史上的革命时期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几乎都有一种重整河山、重新规划社会的强烈冲动。和王莽革命最为接近的是则天革命。34二者相仿处甚多。概括起来，革命时期有一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王莽革命无不具备。 （1）符命祥瑞特别多，因为符命就是革命的符号。王莽建政，始终伴随着符命。“符命之起，自此始矣。37 （2）注重宣传，善于制造輿论和引导輿论。不计其数的符命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宣传林料，在新朝历史上发挥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輿论战作用。“言数有瑞应，莽自谦居摄，天复决其疑，劝勉令为真”；要么“言欲助汉室而迫天命，不得从其本意”；要么“言有功德宜于众人者，则受天之福禄。天乃保安而佑助之，命以邦国"。一句话，“言天总包括天下人众，而与莽也”。按照王莽的指令，“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38符命和印绶结合使用，能同时体现出新朝皇帝和革命天子的抻圣性和权威性的双軍寓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舆论宣传工作都做到外国去了，可见王莽在宣传自己皇权合法性上确实很下功夫。 〔3）歌颐革命者的文辞诗赋极多。39“观其文辞，方外百蛮，亡思不服；休征嘉应，颂声并作。" 40 （4）热衷改名。比如，“改十一公号，以‘新’为‘心'，后又改心'为'信'。"41又 如，“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42结果便是滋生出一大批怪异的新词新语。甚至一些名号的拟定和地名的改动更是给人一种离奇之感。 （5）不断制造各种“面貌一新“的热闹场面，比如，“王莽辅政，袷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余人，征助祭也。”43甚至就连战争都被用来造势。 （6）新人新事多，奇人异能多，不光表现在文化上，还出现在战场上，比如用高官厚禄来“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44 （7）有理论，有口号，有计划，有目标。比如，依据“五德终始说"建立新朝。“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皇天眷然，去汉与新。" 45又如，王莽依据《尚书》、《周礼》等儒学经典进行大刀阔斧地改制。“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46 （8）重视宣传革命者的思想。比如把王莽文章编成教材，灌输给学生。所谓王莽“八书"同时，“令天下吏能诵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经》。"作为选官依据。 （9）推崇古代，向往盛世。王莽的政治理想是 “文致太平"。47王莽以复古为理想.48 （10）不停地大跃进，对社会有全盘规划。作为一个革命家，王莽对自己的理想有过相当详细的描述和展望。他依据古典，设计了百姓的日常生活。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49 (11 )偏爱秩序化，总想把事物整齐划一。比如，王莽对三公九卿的重新配置就类似《周礼》50又如，王莽制定的经济制度，仿佛就是《周礼》。 （12）酷爱高压暴政，习惯用强制手段推行政策政令、凡是议论大钱不好的，就如同非议井田制一样，必须严惩不贷，流放边疆。“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51"王莽还把冶安连坐法用到了强制发行新钱上。“盗铸钱者不可禁，乃贡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人为奴婢。"52此外，用酷吏手段惩罚贪官污吏，也是王莽一大发明。53 （13）酷爱死刑的仪式性和观赏效果。喜欢公开展示酷刑，制造声势浩大的镇压场面，以震慑人心。比如，陈良等人曾叛逃匈奴，后遣送回国。“莽燔烧良等于城北，令吏民会观之。"54又如，王翁起事，兵败被俘，“莽遂燔烧之。"55 （14）标榜新政，改制五花八门花样百出。比如始建国二年，“初设六莞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賒贷予民，收息百月三。牺和置酒士，郡一人，乘传督酒利。"56又如，推行与新土地制度有关的财产登记。57 （15）革命者和民众的关系异常密切。一是元始四年，八千多民众上书朝廷，一致要求给王莽以“宰衡"名位；二是元始五年，“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58 （16）习惯搞群众运动，从几干人上访到几十万人参与，规模越来越大。比如，元始匹年，在王莽的带领下，十万儒生和百姓主动参与，仅仅用了二十天就建成了明堂和辟雍。59王莽的一大政治发明就是广泛号召群众捐钱捐物，支援国家建设。比如，王莽 “博征天下工匠诸图画，以望法度算，及吏民以义人钱谷助作者，骆驿道路。"60 （17）花大钱搞面子工程。“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61外交上的虚夸符合王莽一贯的政治风格。在兴太平的旗号下面，实际运作的还是心照不宣的金币外交。所谓万邦来朝的盛世场面不过是用钱买来的一个硕大气球。 （18）喜欢搞大工程大建筑，仪式化特征明显，意识形态花样频出，痴迷搞一些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宏伟建筑。所谓“德盛者文缛，宜崇其制度，宣视海内，且令万世之后无以复加。"62于是，“典灵台、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开子午道。" 63为了“建万世之基六王莽“以起九庙"。“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为铜薄栌，饰以金银调文，穷极百工之巧。"64 据此，我们可以抽象出革命时期的一些基本原则。一是形式主义原则，二是复古主义原则。但形式本身也是内容，复古本身也有创新。于是就导出第三个原则即手段和目的合而为一的原则。如果将这三个原则进一步简化，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革命永远可能，禅让是真正的革命。65禅让的革命性既是一笔丰厚的理论遗产，又是一笔深远的政治遗产。就革命本身而言，革命已经成功；就革命前途而言，革命永不乐观。 概言之，新朝是一个过渡。过渡既是中止，又是开启。中止好理解，开启很费解。新朝的历史功绩不在于它结束了汉帝国的萎靡不振和垂死挣扎，而在于以全新的方式开辟了一条攫取皇权的和平途径。就此而言，王莽是一个开创历史的伟人，把王权时代的禅让理想变成皇权时代的现实。在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转移，使禅让成为一种可以效法和操作的政治模式。为此，必须给予王莽一个真正的历史性地位。 三、思想主题 没有一个时代像新朝这样，充斥着如此之多的充满革命寓意的古典符号，官号一个个从经书走进现实，井田制也从古书变成现实，历史上的周公也在现实复活。 这便产生一个问题，为何在革命时代，古今关系变得如此重要？为何革命特别需要借助古典？本来在前中国，每个朝代对古今关系都相当重视。它们需要通过重新排列古今朝代顺序来确立和凸显本朝在历史谱系中的特殊位置。为此，就有了屡见不鲜而又隆重无比的盛世修史。可问题是，革命时代对古典的推崇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一来，古今关系在革命时代思想史的六大主题中，便占据了某种轴心地位。一般说，天人关系的本质在于天命神圣性，古今关系的本质在于历史合理在，君臣关系的本质在于君主独尊性，政教关系的本质在于政治叔威性，华夷关系的本质在于中华优越性，分合关系的本质在于一统正当性。但在革命时代，古典不仅具有历史合理性，而且具有大然正义性。一言之，复古是绝对的政治正确。 秦汉新这三个朝代都是建制完整的普世帝国，还无法展开对分合主题的探讨。虽然后战国时代、新帝国时代、复古时代的思想主题各有重点，但复古时代的思想特点似乎是古今关系成为聚焦中心。于是，历史合理性成为至上原则。尧舜，三代，周公，禅让，这些原本属于经书上的纯粹古典，顿时被赋予了生命，成为现实中触手可摸的东西。如果没有历史合理性的强大支持，王莽就找不到惮让的经典依据，他就无法称帝。在这个过程中，表征天意的符命可以人造，但古典却无法伪造。66他通过对经典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从而表明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于是，天人关系得到了新的诠释，君臣关系得到了新的排序，政教关系得到了新的梳理，华夷关系得到了新的确立。一切都完美得不可思议。 天人关系上，王莽将新帝国时代的灾异风气很大程度上转换为符命思潮。虽然灾异也有，但频率和规模都变得无足轻重。符命成为复古时代最为时尚的东西。古今关系上，王莽表现出来的创意和理念尤其具有革命性。一方面是复古性地创新，一方面是创新性地复古。一方面通过尧舜模式为自己寻找禅让的道统根据，一方而援引周公作为来给自己打造圣人形象。67在这种尚古思维中，一切能让人在古今之间建立起联想的东西都被视作富有革命意味的象征。君臣关系上，王莽的创造性更为突出，他善于利用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有技巧地制造民意成为王莽禅让成功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通过各种方式，王莽营造出了一种最为广泛的民意基础68。比如，王莽“欲以女配帝为皇后，以固其权" 。就采取欲擒故纵之计，主动要求自己女儿不参与竞选。结果，“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公卿大夫或诣廷中，或伏省户下，“ “莽遣长史以下分部晓止公卿及诸生，面上书者愈甚。"69又如，居摄元年，安众候刘崇谋反，进攻南阳失败。王莽“封南阳吏民有功者百余人"。70应该说，王莽和民众的关系之密切超过了任何一个皇帝。政教关系上，王莽虽然延续了秦汉皇权掌控和宰制学术的强大传统，但同样有不俗的推进和扩展。他以儒生身份涉足皇权，使儒学影响社会的能力空前提升，同时也使自己在民间获得了更大感召力。他对古文经的偏好和支持，使古文经学获得了黄金般的发展机遇。应该说，古文经正是全面崛起于这一短暂而难得的革命时期。他对大学的重视和资金投人，使得学术繁荣成为可能。他试图将自己思想系统灌输给全国官民，从而成为前中国第一个将自己思想制作成标准教材，令所有学生朝夕诵读的人。在实践教化、统一思想、控制人心方面，王莽显然有着更高的热情和更大的野心。华夷关系虽然不甚成功，但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最突出的一点是，他试图用儒学经典中的简单型华夷模式来重新规范帝国体系下的复杂型华夷格局．把皇权时代的蛮夷外国都统统安置到他想象中的传统华夷秩序中，从而建成古典圣王那种太平盛世。 四，简单结论 扬雄在新朝鼎盛时，曾献上一篇《剧秦美新》。感叹“二世而亡、何其剧与！"并说“新室委心积意，储思垂务，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恳恳者，非秦之为与鹽。“71显然对新朝未来充满希望。但他绝对不会想到，新朝竟一世而亡，较之秦之剧而更剧。班固率先注意到政莽二人命运际遇的殊途同归之处。 “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 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72虽然 班固将秦新一并打人闰统另册，不予正统名分，但二者之异同却远超乎人们的一般认知和想象。对于奏，人们只是指责它得天下不仁，却不说它得天下不正；对于新，人们更多地说它得天下不正。换言之，人们都没说秦篡周，却总说新篡汉。可见世人对王莽比对始皇更为苛刻，更少理解。 其实，在皇权政治——思想史上，王莽和秦始皇都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巨大开创性人物。秦始皇虽然被人非议很多，但其历史地位和创建制度的非凡能力却无人怀疑。相形之下，王莽就可怜得多了。几乎没人会在革命意义上将王莽和秦始皇和提并论。其实，王莽对皇权政治——思想的造和影响不亚于秦始皇。他率先尝试的禅让模式，无论如何都是前中国历史上的一朵奇葩。 1.《汉书 王莽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 第4197页。 2.《汉书 律历志下》，第1024页 3.详见《孟子，尽心章句下 》 4.这个特点同时造成了一个显著缺陷。除《王莽传》外，《汉书》没有给新朝臣子另立别传。其实，刘歆就应该单独立传，并附于《王莽传》之后。但这样一来，《汉书》体例便显得不类，势必要求《王莽传》独立成书。或许考虑到这些复杂的体例限制，《汉书》才出现了一种怪异的做法，《楚元王传》竟是全书中唯一的贯穿整个西汉的传记。独此一篇别无二文。某种意义上，《楚元王传》就是一篇简化的西汉学术史。 5.《秦纪》三卷，《新纪》不到两卷半，而且还不是顶立成篇。适当的篇幅应是五卷。 6.《后汉书 李王邓来列传》 中华书局1965年 第576页 7 12《汉书王莽传下》第1094页 8 始皇“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史记 秦始皇本纪》 王莽则“鸱目，虎吻，豺狼之声”《汉书 王莽传中》 9.由于王莽的提倡，刘歆的鼓吹，古文经在新朝大行其道。这种政治学术风气对班彪思想形成无疑有着至为深刻的影响。如果不考虑这个关踺因素，我们就很难准确了解班固古文经思想的真实来源。简言之，班彪在新朝接受了古文经．进而又作为家学传授给了班固。所以，根源，班固在《汊书》中表现出来的古文经写作风格和修辞特点，其实都与新朝有关。 10 这点非常关键。班斿“博学有俊材”，与刘向一同校秘书。“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即“于天子前读书”。类似后世所谓“待读学士"。“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上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可见班游甚得“宠异"。（《汉书．叙传上》）据此可推知三点。第一，赐书必有《太史公书》；第二，班斿早卒，其子班嗣和班彪“共游学”，年轻的班彪完全有条件看到太史公书第三，班彪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发了续写《史记》的念头。 11. 13《汉书 翟方进传》 第3441页。 14《汉书．叙传下第4270页。 15《汉书“游侠传》，第3719页。 16 19 《汉书 王莽传上》，第4043页。 17 18《汉书 元后传》，第4026 4029页。 20详见《汉书．诸侯王表》。 21类似的说法还有“打天下坐天下“或“打江山坐江山“ 这六个字可谓中国政治文化的密码。打天下说的是获取权力的暴力方式，坐天下说的行使权力的专制方式。打赢了是真命天子。打输了是乱臣贼子。于是就了“成王败寇·的成语。如果说“打天下坐天下"是人们解释历史的通用模式，那么“成王败寇"则是人们评价历史的常见尺度。换言之，这十个字道破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全部秘密。其实追究起来，“打天下，坐天下”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人们评价最高的几个皇帝，几乎都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比如，秦皇汉武，唐宗来祖。这里除了汉武帝，都是既打天下，又坐天下。从这个角度看，明太祖就比康熙、乾隆地位更高一些。 22详见《后汉书 光武帝纪下》 23诸如“伪子以“大奸“等。“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这种诗意的说法温婉含蓄，意味复杂，却也未能脱出目的论的窠臼。一般来说，认识一些复杂的历史人物最忌讳目的论。因为目的论强调历史整体的计划性、预谋性和动机性。而往往导致阴谋论。如果人们死死认定王莽一开始就抱有篡汉的野心，或坚持认定王莽始终有一种称帝的预谋，那就只能将王莽的所作所为看作一种蓄谋已久的行为。这就是目的论导致阴谋论的经典案例。但这并非历史实态。历史没有目的。历史人物的图不等于历史本身的目的。历史人物的计划、动机都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产生并变化的。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果直接当成事先预谋和设计的产物。人们对王莽的贬斥很大程度上就是违背了这个史学理论的基本常识。豪无疑问，王莽个人行为肯定是有目的的，但用目的论释王莽的全部行为就变得非常危险。目的论和个人目的不是一回事。不能用目的论来解释历史人物的个人动机。如果用目的论释王莽的行为，就只能认为他是一个标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因为他隐藏的太深了。他把他的一生都作了周密的规划。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王莽的历史实态。因为王莽不可能想的那么远。认为王莽称帝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称帝做的准备，这只能使问题过度复杂化。王莽做事确实有个人目的但这目的只能在有限范围内有效。一旦超出个节围，他就不可能这么想，即便想了也没用。如果想了没用，人还会那么想吗？比如王莽在不惑之年从大司马的高位上被赶回家。此后的一切局势都非他能掌控。他不知哀帝啥时候死，他不知哀帝能否生子，他不知三位太后能活多久。如果哀帝在位二十年，如果哀帝立了太子，如果王政君突然归天，如果傅丁二后晚死数年，如果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假设成为事实，那么王莽想再多也没用。既然想啥都没用，目的论论释就落空了。所以，王莽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别的想法。他只能按照自己本性去做。他的所作所为都出于本能，而非谋划。王莽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但如果用目的论来解释他的做法，除了把他的一切说成老谋深算、蓄谋已久或别有用心，其实根本说不出任何新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习惯性地把某个历史人物定性为野心家或阴谋家时，除了证明我们自己低能和弱智外，就是满足于自以为是的道德高潮和心胛快感。 24《汉书，宣元六王传》，第3320页。 25参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 1984年，第144页 26古人对王莽一笔抹杀，贬低过甚，只将其视作权篡弑，根本不承认其开创之功。比如，赵翼把禅让定位于曹魏所创，（赵翼著：《二十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屮华书局1984年第143页）就难免有胶柱鼓瑟之弊。 27平心而论，王莽应该是前中国历史上民意支持率最高的皇帝。 28《汉书．佞幸传》，第3738页。 29 “哀帝临崩，以玺绶付贤曰：‘无妄以与人。’“《后汉书 ·张步列传》将皇帝玉玺交给董贤，而且如此叮嘱，其实就是禅让。遗憾的是，董贤并非禅让的最佳人选。观其为人，并非大恶之徒．亦非奸佞鼠辈。在他和哀帝的关系中，他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无野心，也无能力。似乎来者不拒，却无福消受这多多益善的旷世皇恩。由哀帝和董贤这对少不更事的玩伴来践行禅让革命，实在难为了这对“童心未泯"的年轻君亞。 30刘备和者葛亮的关系也类似这种情况。 31当然，最成功的应该是宋朝。 32用行政手段推行经济措施，王莽堪称登峰造极。“凡是议论大钱不好的，就如同非议井田制一样，必须严惩不贷，流放边疆。“‘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西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汉书．王莽传中》 33赵翼著：（二十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72页。 34赵翼评论道，“古来只有禅让，征洙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 35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所谓严格意义上是指，要么和前朝疆域一般大，要么比前朝版團更大。但这从来就没真正实现过。因为很难说清朝的版图就一定比元朝大。 36从革命的持续性角度看，二者都不算成功。不过王莽革命是被动失败，则天革命是主动放弃。因为武则天的性别特点使其必然受到更为严掐的家天下条件约束。所谓革命，本是家天下的产物。无论实践还是观念，都离不开家天下的特点。即以皇帝本人姓氏为国姓而对天下实行的大家长統治方式。这样．迫使武则天死前必须作出抉择，要延续大周，就必須让武姓侄子即位；要让儿子接班．就只能废弃大周。侄子继位，武则天自己作为开国皇帝的皇统地位可能不保，因为自古无侄子奉姑母为先皇而祭祀宗庙的先例（王莽给王政君守孝三年是以母子名分，将其視作文母太后。事实上，在王莽建造的九庙中也确实没有王政君的地位这样一来，尽管大周朝号保住了，可大周朝的开国皇帝功德却被废了。儿子继位，大周朝号不保，武则天的帝号也保不住，但武则天能安享庙，死后安生。反复犹像，艰难考量之后，武则天最终择了后者，放弃女性皇帝的尊荣，回归大唐社稷。 37《汉书．王莽传上》，第3079页。 38 41《汉书．王莽传中》，第4114、4132页. 39这类颂歌和其他时代的一般性的颂扬皇杈、赞美本朝、吹捧今上的谀辞还真是不太一样它更为粗俗和狂热，也更缺少一种精致的优雅和艺术品。 40《汉书．平帝纪》,第360页。 42《汉书·平帝纪》第356页 43《后汉书．宗室四王三候列传》，第561页。 44 60《汉书，王莽传下》第4155 4161一4162页“ 45 46 49 51 52 54 56《汉书．王莽传中》，第4113、4140、4111、4112、4122、4138 4118页。 47《汉书·叙传上》，第4204页。 48史家甚至把这个当作王莽失败的原因。“王莽篡位，慕从古官，而吏民弗安新亦多虐政，遂以乱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50详见《后汉书．隗嚣列传 53 57稀详见《汉书．王莽传下》。 55《后汉书．袁张韩周列传》，第1530页。 58 59《汉书．王莽传上第71页。 61《汉书、地理志下》第1691页。 62 64《汉书·王莽传下》，第4巧1、4162页。 63《汉书，王莽传上》，第4佣6页。 65新朝革命和武周革命都是禅让和革命相统一的经典范例，都对传统观念构成了深刻挑战和强烈冲击。相形之下，晋南北朝的一些禪让却不具有多少革命性“虽然它们的禅让技巧越来越圆熟，但革命价值却所剩无几。 66 我不相信《周礼》和左传》是王莽或刘歆一手炮制出来的。 67周公没有政治自足性。周公在汉朝出现始于武帝。武帝用周公来作为指定顾命大臣的标准。这就是意味着，周公只能是臣子，而且必须是忠臣。这种定位显然与儒家经学有关。但也不完全。因为儒学内部同样存在有对周公是君是臣的争议。武帝用周公负成王的画像表明了他的态度。所以，此后，人们对周公的评价只能从臣子角度来说。所以，昭宣时官员吹捧霍光就常用周公作比附。 68一般说民意或民心应该放在君臣关系范畴考虑，不过同时,人们也常说天意即是民意。所以，前中国的民意观应该适当兼顾大人关系范畴。 69．70《汉书．上莽传上》，第4052、4096页。 71扬雄《剧秦美新),《昭明文选》第4册，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922。 72《汉书．王莽传下》，第4197页。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发表于《文史杂志》2013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