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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剑桥印度史》和《牛津印度史》为代表的正统印度史学的历史地理学把印度的地理环境表述为一个单一而封闭的自然区域。这种历史地理学和东方专制主义观念一起，塑造了作为正统印度史学基石的印度文明观念。20世纪80年代后，以《新剑桥印度史》为代表的新印度史学不仅重构了印度的历史地理学，把印度的地理环境描述为一个多元而开放的地理空间，还解构了正统印度史学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从而完全解构了正统印度史学的印度文明观。其结果是，新印度史学创立了一个新的历史空间，实现了从文明到空间的转向。 关 键 词：新剑桥印度史/新印度史学/历史地理学/印度文明/东方专制主义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部落社会理论视野下的印度现代早期农业社会研究”(项目批准号：15BSS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立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在世界史学理论传统中，地理环境对历史的重要性早已得到史学界的承认和重视。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成名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就正式把对地理环境的研究作为历史的“地理时间”(区别于“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纳入其“崭新的史学”的总框架中。①在他看来，与短时段的“事件史”相比，作为长时段的地理环境的历史是一种“能揭示永恒价值的历史”②。不过，在强调地理研究的重要性的同时，布罗代尔也强调了地理时间层面的历史是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反复出现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③。这意味着，与中时段的“社会史”和短时段的“个人史”相比，作为长时段历史的历史地理学更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稳固性。因而，除非地理环境本身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重大改变，重写某一文明的历史地理学似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中的印度史学转向，为我们重新评估和认识长时段历史的性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以《剑桥印度史》(1922-1937年)和《牛津印度史》(1919年)为代表的正统印度史学与以《新剑桥印度史》(1987年至今)为代表的新印度史学对印度地理环境历史的不同书写，一方面阐明正统印度史学和新印度史学不同的历史地理学基础；另一方面也表明地理环境的历史同社会史和个人史一样，都不是纯粹的客观描述，还是历史学家的主观建构，从而修正布罗代尔对长时段历史的认识。实际上，对印度历史地理学的重构，构成了印度史学范式转换的一个重要面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