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范伯群先生突然发病前的两个月里，我连续两次接到范先生的电话。一次是嘱我为汤哲声兄的课题写推荐信，另一次是告诉我，他建立了范伯群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两次电话都是在晚上9点以后打过来的，电话里范先生声音洪亮，笑声朗朗，传递给我强大的温暖之感。就在一周前，我去医院看望他，他身体微微有汗，右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手很有力量。我走出医院时还暗暗地想，范先生身体素质好，也许抗得过这一劫。所以，当2017年12月10日早晨我获悉噩耗，依然感到震惊，悲恸无已。
    
    范伯群先生
    范先生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与曾华鹏先生、章培恒先生、施昌东先生同学，贾植芳先生是他们的老师。贾先生为他们开设了现代文学、外国文学、苏联文学、写作等课程，他们在贾先生指导下研究现代作家冰心、郁达夫、王鲁彦等，当时贾先生已经通过泥土社推荐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但是随着1955年胡风冤案的发生，贾先生被捕入狱，范先生曾先生等学生也都受到株连，历尽艰辛磨难。但是他们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改初心，互相勉励，精诚合作，相继完成郁达夫论、王鲁彦论、冰心评传等重要著作。他们以丰硕的学术成果回报了老师和母校。
    我第一次见到范先生和曾先生，都是在贾植芳先生的家里。那时候，贾先生还不到70岁，身体健朗，范先生刚50出头，头发已经花白。范先生第一次见到我，就语重心长地说：“我和曾华鹏都是贾先生的老学生，你是贾先生重开山门的新学生，你要好好光大师门传统。”这个话经常在我耳边响起，不敢忘记。还有一次是范先生与曾先生一起来看望贾先生，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曾先生，印象中曾先生的手很温暖，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很久不放开。那次谈话时，不知是谁问起为什么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不好，但对郁达夫却一向很好，曾先生和范先生都做了回答，讲的是如何理解“创造气”的问题。我在他们身边有意观察了两位先生的神态，曾先生说话非常温和，而范先生说话时，在温和的语调后面，还是有一种凌厉之气。
    
    贾植芳、任敏夫妇与学生（前排左起：任敏、贾植芳，后排左起：李辉、范伯群、曾华鹏、陈思和）
    那个时期，范伯群先生掌苏州大学中文学科。苏州大学是在江苏师范学院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范先生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有非常亲密的合作，经常来到贾先生的家里，一面是看望老师，也是向贾先生请教一些学科建设的问题，并且有力地推动了苏州大学中文学科的改革与发展。我记得他经常把一些老师和学生带到贾先生家里谈天说地，我就是在贾先生的客厅里认识了很多苏州大学的老师以及范门弟子。其实在高校里担任系主任是一件非常得罪人的工作，这一点，我自己在以后当了中文系主任才有了深刻体会，但在当时却一无所知，像听故事一样，经常听着范先生向贾先生诉说着工作中的不顺和烦恼。范先生被退休以后，一度心情也不好，章培恒先生热情邀请他到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来担任研究员，为他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平台与经费，使范先生可以潜心研究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那几年里，我亲眼目睹范先生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每天像青年人一样，背着一个包，乘地铁到上海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终于完成了十几年心血积累起来的、具有他鲜明个人特色的学术体系。
    范先生晚年在学术领域奉献出他多年研究通俗文学的重要成果，提出两翼一体、多元共生的文学史理论。这是非常有活力的学术思想的表现。我在前几年写的纪念曾华鹏先生的文章里指出过，像曾先生、范先生都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二代学者，他们大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环境下接受教育、走上学术道路的，他们的早期学术活动不可避免被烙上原来以新民主主义理论观点来建构文学史的影响，到了80年代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面临一个学术范式转型的过程，但是曾、范两位先生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少，反而是很快就顺风顺水地完成了范式转型，在80年代井喷式地出版了一批力作。这批力作就是他们的作家论。他们所研究的作家系列，与当时主流观念下的鲁郭茅巴老曹以及赵树理的排列不一样，是另一种作家谱系。看似边缘化了的作家，恰恰是80年代以后拨乱反正、重写文学史的重要依据。而这个另类作家谱系，正是他们早年求学时由贾植芳教授传授于他们的。后来他们走得更远，曾华鹏先生晚年研究张资平，范先生则一脚踩进了通俗文学领域。
    范先生研究通俗文学完全是出于偶然。当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承担了一个国家六五社科规划，编辑一百多种现代文学流派、社团、作家的资料集，其中有一个子项目是编辑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资料。因为通俗文学的大本营在苏州，文学所就把这个编书任务交给了苏州大学，由范伯群先生主持。范先生亲口告诉过我，他起先并不想接这个任务，觉得通俗文学是新文学的批判对象，很难处理。后来编完了资料集的初稿，他寄给贾植芳先生审读，贾先生看到资料编辑体例，第一辑是批判鸳鸯蝴蝶派的文章，第二辑才是有关通俗文学的资料。那天我在贾先生身边，先生指着书稿笑着对我说，你看，还是大批判开路啊。后来他大约把这个意见与范先生说了，第二稿编成，体例次序变换过来了。这就是说，范先生是在学术实践中，对通俗文学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趋向于同情的理解，渐渐地，他逐步修正了自己原来对通俗文学的偏见，成为一个卓越的通俗文学的研究大家。几乎在同时，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也对通俗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对武侠小说，他不但亲自研究，而且自己想动手写武侠小说。他多次与范先生相约，要去苏州大学住一段时期，集中时间读一批武侠小说，但最终是因工作太忙，章先生也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章先生是古代文学的研究大家，他从古代禁书、明清小说的传统理解通俗文学的意义，自有其学术渊源，然而范先生是从研究鲁迅、现代文学起步的，要从这个传统立场转型到研究通俗文学、肯定通俗文学、甚至提升了通俗文学在文学史的地位，进而发展成两翼一体、多元共生的文学史理论，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他不是肯定了通俗文学而否定新文学（这在当今国学热、传统热的思潮里是屡见不鲜的陋见），而是提出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双翼齐飞的学术见解。但即使如此，他的见解也遭到过质疑和反诘，我几次看到范先生与反对者的辩论实录、也当场见过他与同行们的学术辩论，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在范先生表面温和儒雅的谈风里，始终伴随着一股凌厉之气。
    由这股凌厉之气，我想起了章先生有一次回忆贾先生教学影响时说的，他说他在古代文学领域做出了一些探索，常有人讥之为“邪派武功”，他却以这个“邪派武功”而自豪，他公开说，这就是贾植芳先生传授给他的。我想范先生学术上的凌厉之气与曾先生学术上能够绵里藏针的风格，大约都是有一点这个“邪派武功”的基因。这正是贾植芳先生留给他的学生极珍贵的精神财富。我记得先生经常嘲笑那些躲在书斋里点燃一支香烟也怕烧痛手指头的学术庸人，鼓励他的学生要解放思想、大胆去探索历史真相、追求学术真理，不要在所谓学院派的华盖下唯唯诺诺，甘做帮闲。我在章先生、曾先生、范先生等人的学术传统里，都看到了这样一种朗朗做人的知识分子的典范。
    因此，我要说，范伯群先生早年的学术起步，晚年学术集大成的辉煌，都是与复旦大学和贾植芳先生的学统密不可分。他受教于贾植芳先生，受累于胡风冤案，在鲁迅-胡风为代表的新文化传统中获得了做学问的知识和做人的榜样，并且在实践磨难中砥砺出高贵人格。范先生平时在工作中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对老师竭诚以待，情同父子；对学生诲之不倦，爱护慈祥。但在是非原则问题上，爱憎分明毫不苟且。这个品格，也是贾先生、章先生、曾先生继承于鲁迅的精神品格，正是我们要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范先生去世后，我拟了一副挽联，综合了我对范先生的上述理解，敬献于范先生灵前：
    贾师倚闾曾章念切仙界高坛又召绝顶智叟
    迅翁风骨鸳蝴传奇学府何处再觅双翼巨鹏
    范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