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物浦条约》是朝鲜和日本签订的一份严重破坏朝鲜国家主权的不平等条约。这份条约是朝鲜在日本的武力胁迫下签订的，当时的中国由于实力衰微，根本没有能力阻止。《济物浦条约》签订之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朝鲜方面并未将合约全部付诸事实，比如驻军权。 济物浦条约的评价 《济物浦条约》的内容可以归结为“惩凶”、“赔款”、“驻兵”、“谢罪”。惩凶和谢罪使朝鲜的国家尊严遭到严重损害，是近代朝鲜屈辱的象征；第四款的索取赔款，反映了日本人的贪婪，55万日元的巨额赔款极大加重了朝鲜的财政困难和人民负担，也是日本对朝鲜经济侵略的手段。《续约》则扩大了日本在朝鲜的通商特权，进一步使日本在朝鲜的经济地位占据优势。 《济物浦条约》最关键的内容在于第五款，日本借口“壬午兵变”期间朝鲜军队保护不力而攫取了驻军权，这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首次海外驻军，充分体现了日本急于进军朝鲜半岛的野心。日本的驻军也直接与驻朝清军形成对峙，不仅严重侵犯了朝鲜的领土主权，而且对朝鲜民族的生存和东亚地区的和平构成巨大威胁。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夕，日本就是以《济物浦条约》为依据，借口保护使馆而驻兵朝鲜的，足见此条款影响之大、危害之深。总之，《济物浦条约》是继《江华条约》后又一个严重侵犯朝鲜主权和尊严的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扩大了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 而作为朝鲜幕后的中国，虽然日本竭力阻止中方介入谈判，但对朝鲜仍施以重大影响。中国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压制住日军，率先平定兵变，但马建忠却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他的建议没有为朝鲜争取到实际权益，反而姑息纵容日本对朝鲜的胁迫，不仅使朝鲜遭到了严重损失，也使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遭到挑战。为此马建忠遭到了清廷内清流党的攻击，比如御史张佩纶将马建忠比作明朝的沈惟敬，要求严加惩处；而驻朝清军也对马建忠极为不满，清军军官袁世凯曾对接待清军的朝鲜官员金昌熙说：“贵国之事如治疮，然交涉之人（指马建忠）挟日本以自重，交涉之人一日不死，则疮不可为也。”公然诅咒马建忠去死。马建忠固然难辞其咎，近代中国的衰微则是根本原因。 济物浦条约签订后续 1882年9月3日，日本陆海军将校举行葬仪，将堀本礼造等12具尸体改葬于济物浦的独溪岘地方。朝鲜政府派礼曹佐郎严锡瓘携带祭品前来会葬。9月7日，朝鲜政府以锦陵尉朴泳孝为谢罪兼修信使，履行《济物浦条约》第六款内容。对于“惩凶”一事，虽然清军在先前已经将郑完邻等10人斩首示众，但花房义质以“事出清人之手，断罪不明”为由，逼迫朝鲜政府继续追缉“凶徒”，否则日本将按《济物浦条约》第一款由日本负责逮捕。9月10日，朝鲜逮捕了9名“凶徒”，经朝日官员共同审讯后，认定参与壬午兵变，遂将其全部处斩。10月又将金长孙等8名兵变“魁首”凌迟处死。此外还有十多名大院君派系的官员被赐死或问斩。花房义质大功告成，于9月20日乘坐“明治丸”回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朝鲜的谢罪兼修信正使朴泳孝、副使金晚植及随员徐光范、金玉均、闵泳翊等。1882年9月28日，花房抵达日本东京，在赤坂离宫向明治天皇复命。 以朴泳孝为首的谢罪使来到日本，由于使团多为开化党，因此日本竭力扶植，不仅顺利完成了《济物浦条约》的换约，还同意将其中50万日元的赔款延长为10年还清。1884年11月2日，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又依据日本政府命令，向朝鲜高宗宣布豁免《济物浦条约》中未还清的40万元赔款，以示对朝鲜的友好。所以朝鲜一共只向日本赔付了15万元。 至于《济物浦条约》第五款规定的驻军权，则因甲申政变后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而取消，但日本仍不放弃派兵的权利。1885年7月19日，日本驻朝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照会朝鲜外务督办金允植，言明：“兹奉本国政府训称：今将我护卫兵于本七月二十一日全数撤回，此系遵照我明治十五年在济物浦所订两国条约，视其无须警备之时，暂行撤回。至于将来如遇有事，再须护卫，仍当随时派兵护卫，不得因此次撤警备，误谓废灭前约。”朝鲜政府复照同意。也就是说《济物浦条约》第五款依然有效，这便为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济物浦条约》谈判期间，日本要求拆除朝鲜的“斥和碑”，因为碑文中“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等内容太刺眼，加上是年5月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朝鲜已经开始和欧美国家通商，因此这块碑可以说是形式上的障碍。1882年9月14日，朝鲜拆除了汉城钟阁（普信阁）的斥和碑，其他地方的斥和碑也在《济物浦条约》签订后陆续被拆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