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82年7月23日，朝鲜发生壬午兵变，闵妃集团被推翻，当时有13名日本人在这场兵变中被朝鲜起义军所杀，这正好成为日本侵略朝鲜的借口和良机。于是，日本出兵朝鲜，朝鲜被逼无奈，只能和日本方面展开谈判，这次谈判的结果就是朝鲜的耻辱——《济物浦条约》的签订。 济物浦条约签订背景 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朝鲜的国门，开始对朝鲜的渗透。在朝鲜国内腐朽的封建统治和日本势力的冲击下，朝鲜人民忍无可忍，终于在1882年7月23日爆发了“壬午兵变”，推翻了闵妃集团的统治，拥戴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执政，同时又围攻日本公使馆，赶走了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在壬午兵变中，朝鲜起义军民杀死了日本籍别技军教官堀本礼造及其他日本人共计13人，又烧毁了日本公使馆。这正给日本以侵略朝鲜的借口和良机。 花房义质从朝鲜逃到日本，将壬午兵变的经过报告本国，引起日本朝野的轩然大波。1882年7月31日，日本内阁就壬午兵变问题举行紧急会议，明治天皇亲临现场。在会议上分化为主战和主和两派，其中前外务卿副岛种臣、陆军中将黑田清隆态度强硬，力主对朝鲜开战；现外务卿井上馨则主张慎重处理朝鲜事变。最终主和派占上风，但仍采取了派兵的方式。日本政府决定派花房义质为全权委员，在陆海军的护送下，赴朝鲜要求谢罪赔偿，同时井上馨则坐镇下关，遥控指挥。8月7日，在下关的井上馨对花房义质下了一份详细的《训令》，对与朝鲜交涉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的应对措施都作了详细的指示。此外，井上馨还就对朝鲜提出的要求另列一份《内训状》（机密训令），共有9条，《内训状》授予花房非常大的权力，其中包括要求朝鲜政府谢罪、赔款、惩凶等基本内容，同时又规定如果朝鲜政府过失重大则割让巨济岛或郁陵岛给日本、5年内朝鲜军队警卫日本公使馆、必要时出兵占领仁川以及扩大日本在朝鲜的通商特权等。这也成为后来朝日谈判期间日方的行动准则和基本精神。 与此同时，日本军方也作出相应部署。陆军卿代理山县有朋和海军卿川村纯义就出兵朝鲜的问题进行协商，决定派一大队的兵力及“金刚”、“比叡”、“清辉”、“日进”4艘军舰及工部省民船“明治丸”、“和歌浦丸”号作为公使及护卫军队用船。另外，日本亦决定在占领仁川不足以使朝鲜屈服时，动员全国兵力发动侵朝战争，占领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为此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戒严令（八·五）”和“征兵令（八·十二）”，大举扩军备战。这是近代日本参谋本部创建以来首次以“占领京城”、“击破朝鲜国军”为攻击目标的军事部署和实战演习。此外，刚成立的右翼组织“玄洋社”也蠢蠢欲动，他们计划在日本政府不采取军事行动时，组织“征韩义勇军”，由釜山登陆直捣汉城。 1882年8月10日，花房义质会同陆军少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率领的1500名士兵从下关出发，开赴朝鲜。山县有朋率领新组编的混成旅团及“高砂丸”等4艘运兵船在福冈待命，只要谈判破裂，立刻出兵朝鲜。8月12日，花房义质到达朝鲜仁川，正式揭开了壬午兵变后朝日谈判的序幕。 济物浦条约谈判过程 第一轮谈判 花房义质抵达朝鲜仁川（济物浦）的同时，朝鲜的宗主国中国也介入了。原来壬午兵变爆发后，中国清朝正欲借机加强同朝鲜的宗藩关系，闵妃集团也向中国求援。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给署理北洋大臣张树声拍电报汇报称“日本兵船即赴高丽，中国似宜派兵船前往观变”。于是清政府决定派吴长庆、丁汝昌率淮军6营3000人出兵朝鲜。日本则向清廷强调壬午兵变与中国无关，日本政府将会自行与朝鲜政府展开谈判，不希望中国的介入和干涉。1882年8月10日，丁汝昌和马建忠已率3艘军舰前往朝鲜调查事态。而朝鲜在壬午兵变后的实际统治者——兴宣大院君在得知中日同时介入的消息后，知道事态严重，便以尹成镇为伴接官，负责接待花房一行。1882年8月13日，花房义质入仁川府，仁川府使任荣镐负责接待。这天夜间和8月15日，朝鲜官员兵曹判书赵宁夏、工曹参判金宏集（金弘集）两度来私下拜见拜见花房，这二人都是反对大院君的，花房听了他们的汇报以后更感到迅速入京之必要。在下关的井上馨也秘密训令花房“到了仁川，一秒也不要犹豫，马上进入京城，占据咽喉要地一事为要”，并称“你出使之事的成功与否，就在于比清国人进入京城的先后快慢”。花房义质遂决定率军队强行进入汉城，与朝鲜政府谈判。 1882年8月16日，日军开拔汉城，尽管大院君非常不愿意日本人进城，但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日军入城并与之谈判。1882年8月20日，1500名日本军全数进入汉城，在昌德宫敦化门广场屯驻。接着花房义质在昌德宫重熙堂谒见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向他提出抗议，并责难军乱中乱军与暴徒“焚馆逐使”的行为，又给他七项“要求函件”，内容与井上馨给的《训令》相同，并限朝鲜政府在3日内回复。接着他又在别殿拜见大院君，其间花房向大院君陈述关于军乱的善后政策，然而大院君避免正面答复，只说明此后朝鲜将顺从时势，决不再固执于“斥邪”及排外政策。 花房带来的“要求函件”令高宗和大院君非常不满，次日朝会上，朝鲜君臣更是一致抨击“要求函件”，大院君下令将其退还，准备动员全国兵力驱逐日本人。同时，大院君又准备请清朝使臣马建忠来汉城斡旋。此时3000名清军已经全部登陆朝鲜，驻扎在仁川西面一百二十里的南阳湾。得知大院君的要求后，马建忠率200名清军赶赴汉城，剧中调停朝日冲突，而朝鲜领议政洪淳穆在大院君的旨意下，一再以为闵妃办国葬（壬午兵变中大院君宣布闵妃已死）为借口拖延，搞得花房十分恼火，他先命日军于1882年8月22日集体撤离汉城。翌日，花房义质向朝鲜国王及领议政发出最后通牒，言明若朝鲜坚持拖延，则日军将会诉诸武力，双方再无言和的余地。花房义质退出汉城，登上济物浦海面的军舰，日军则驻扎在仁川到汉城一线，摆出开战的姿态。朝日谈判即将陷入破裂的边缘。 第二轮谈判 然而，1882年8月23日马建忠进入汉城给事情以转机。事实上，清朝表面上是应大院君之邀请调停朝日冲突，实则暗中与赵宁夏、鱼允中、金允植等朝鲜大臣谋议，逮捕大院君，平定兵变。1882年8月25日，吴长庆、丁汝昌率3000清兵进入汉城，1882年8月26日，马建忠设计逮捕大院君（后押往中国保定软禁）。其后清军镇压了壬午兵变，将郑完邻等10名士兵斩首。至此，大院君政权垮台，朝鲜政府重启与日本的谈判。 在逮捕大院君之前，马建忠就与花房义质接洽过几次，双方达成了由中国逮捕大院君后再开朝日谈判的默契。1882年8月27日，朝鲜领议政洪淳穆致函花房义质，要求谈判，花房义质欣然应允。次日，仁川府使任荣镐通知日方官员，高宗委任奉朝贺（退休官员的一种荣誉官名）李裕元为全权大臣、工曹参判金宏集为全权副官，前往济物浦与日本谈判。朝鲜代表团动身前往济物浦之前，朝鲜高宗派户曹判书金炳国持日本早前交予朝鲜的“要求函件”往见马建忠，请他就日朝会谈的事给予指示，担当实际谈判任务的金宏集也在当晚来找马建忠磋商。根据日后《济物浦条约》内的条款来看，朝鲜是按马建忠之指示来进行对日谈判的；换言之，马建忠给予金炳国、金宏集的指示即为朝鲜代表与花房义质会谈之基础。所以，清廷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会谈，但日朝《济物浦条约》的缔结，明显是在中国幕后指导下完成的。 1882年8月28日晚10时，朝日谈判在济物浦停泊的日本军舰“比叡”号上展开谈判，到29日上午继续谈判。花房义质将“要求函件”稍加改动，交给朝鲜代表李裕元，朝鲜对大多条件表示难以接受。李裕元根据马建忠的指示，依从国际法说明朝鲜并无负责损害和军事赔偿的义务，但为花房义质所拒，双方僵持不下。及后，花房义质按井上馨之意，提出将赔款减至四十万元；但朝鲜须以矿山采掘权、电线架设权，咸兴、大邱两地定期开放为通商口岸等为交换条件。朝鲜认为如此损失更大，宁愿多付十万元；而且“赔偿”二字于国际法不合，故朝鲜要求把“赔偿”二字改为“填补”。日本官员认为“填补”二字可以接受，但金额方面却没有商量的余地。双方各执己见，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此外在马建忠的建议下，还将日本的驻军汉城条款折衷成“日本公使馆，置兵员若干备警”，日本在朝鲜国内之驻兵权一事，就此草草解决。至此，朝鲜和日本最大的争执就是赔款数目问题了。 1882年8月29日正午，朝日双方再度恢复谈判，李裕元称病不出席，由金宏集负责协商。双方就赔款和驻兵问题发生争辩，无果而终。到了下午，花房义质带同书记官近藤真锄及其随员至花岛别将营访问李裕元，胁迫朝鲜接受日方所提出的种种要求。李裕元惧怕日本之威逼，竟然屈服，除把原提案的第五条及第七条略作修正外，其余六条全部接受。1882年8月30日，朝鲜与日本在济物浦假馆（临时会馆）正式签订了《济物浦条约》。这个条约基本满足了日本的愿望，进一步扩大了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