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鲁门的“公平施政”尽管目标明确，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十分艰难，以至于最后以失败告终。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之所有会失败其原因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公平施政”的局限性不可避免，而杜鲁门的推行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才导致“公平施政”的最终破产。 其实，“公平施政”的失败，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因素。 首先，“公平施政”的破产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有时候可以实行某些局部的改良，可以做到把失业现象减少到某种最低限度，但不可能实现所谓“公平施政”、“公平分配财富”，也不可能“消除危机”。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不是超乎各阶级之上使各阶级利益调和的机关，而是垄断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机关它不是对各阶级一视同仁地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而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因此，它绝不可能对各阶级“公平施政”。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贫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企图通过国家采取调节措施，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是绝对办不到的。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基础上鼓吹‘公平’分配收人，……便是市侩和庸人的痴想。只能‘按实力大小’来瓜分”。美国是贫富鸿沟最深的国家，各阶层财富的分配一直是极不平等的。据统计，从1944年至1950年，美国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人，其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百分比由45.8%上升到46.1%，而收人最低的五分之一的人则从4.9%下降到4.8%，1953年，1.6%的富翁，拥有公司股票的80%以上和公司债券的约90%。两百家最大公司占整个20万家公司的千分之一控制全国制造业财富的约60%。这些数字有力地说明杜鲁门时期美国贫富的鸿沟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失业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采取种种千预经济措施，通过名目繁多的就业法案，力图降低失业率，以达到“充分就业”，可是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今后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正当杜鲁门得意忘形地在吹嘘美国“已经实现或将要实现充分就业”的时候，1948-1949年爆发的战后美国第一次经济危机，无情地给杜鲁门一记响亮的耳光。当时全国失业人数激增至492万人，全失业率达到7.9%的高峰，另外还有半失业者210万人。几百万工人被赶出工厂，流落街头，饥寒交迫，无以为生。这是对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的绝妙讽刺。 其次，杜鲁门所处的时代与罗斯福“新政”初期大不相同。罗斯福上台执政的1933年，正是美国经济跌落在大危机深渊的最黑暗的一年。工业生产下降一半，失业大军高达1700万。全国各地一片混乱，工人在罢工，农民在骚动，失业者在举行“饥饿进军”，阶级斗争异常尖锐。 为了缓和经济危机和挽救资本主义，罗斯福上台后就以惊人的速度立即实行“新政”。在他就职后召开的为期104天的国会特别会议期间，惊慌失措的国会议员们急如星火地一连通过了70项法案。当时保守的共和党已失去公众的信任，无法控制立法机构。被高涨的群众运动吓得丧魂落魄的资产阶级，急需改变策略，他们支持罗斯福的改革方案，希望从此把他们从致命的危机中解救出来。所以在罗斯福就任初期，客观形势对改革是十分有利的。 杜鲁门推行“公平施政”是在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虽然1948-1949年有一次短暂的经挤危机，但其严重程度远不如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这次危机过后不久，朝鲜战争又刺激了经挤，出现了新的经济“繁荣”。虽然这种“繁荣”为推行广泛的社会福利改革提供了可能性，但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有利的革命形势，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和坚持不懈的斗争。可是，与三十年代初期相对照，战后初期工人的罢工斗争是比较温和的，劳资双方都避免暴力行动和诉诸公众支持。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垄断资产阶级不愿轻易向劳工让步，这是不利于杜鲁门推行广泛的社会经济改革的。 再次，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策略上的分歧和利害上的冲突，也对“公平施政”起着制约作用。 美国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政府和国会之间、民主党内部之伺，在维护和巩固垄断资本主义统治这个基本目标上是一致的。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和策略则有分歧。一般说来，自由派主张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实行某种资产阶级改良，主张政府更多干预经济生活、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刺激经济，扩大社会福利、减小种族歧视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而那些完全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不管公众死活”的保守派，则主张维持现状，反对改良，鼓吹“自由竞争”、“自由企业制度”，反对联邦政府干预经挤，要求联邦政府减少企业税收，减小社会福利开支。 在民主、共和两党内部都既有自由派又有保守派。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代表各垄断财团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在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自由派居于支配地位。战后民主党四分五裂，以亨利·华莱士为代表的自由派退出民主党，另组进步党南部民主党人因反对杜鲁门的民权纲领而另组州权民主党，他们与罗伯特·塔夫脱为首的保守共和党人在国会紧密合作，组成一个强有力的保守联盟，经常控制国会参众两院，操纵表决机器，极力阻挠杜鲁门关于社会经济福利和民权方面的立法。劳联执行委员会1952年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在第八十二届国会中提出了35个关于社会经济改革的法案，没有一个被通过相反却通过了反人民的麦卡伦沃—尔特法”。艾尔弗雷德·斯坦伯格写道“自从安德鲁·杰克逊以来，国会给予杜鲁门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总统更小，而给予他的麻烦比以往任何总统更多”。 下面再从杜鲁门本身来找找主观原因，看看他自己推行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外交路线又是怎样导致“公平施政”破产的。 在政治路线上，杜鲁门是一位保守主义者，是一位反共的资产阶级右派，但在社会经济改革上，他又标榜自己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这两者是矛盾的，反映在他的言论和行动上的就是资产阶级政客的两面性。他一面假仁假义地说“我对劳工一向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一面又严厉镇压美国的工人运动。当1946年铁路和煤矿工人大罢工危及垄断资本的利益时，他就凶相毕露，咬牙切齿地咒骂工人是“叛徒”，扬言“要吊死几个工会头子来还政于民”、“要把这些狗怠子们连皮剥掉”他要求国会授权给他，“把所有铁路罢工工人全部征召入伍”他指使联邦地方法院以所谓藐视法庭罪，判处美国矿工联合会罚金350万美元。他一面声称“从我担任总统的最初几天起……就坚持要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一面又颁布审查国家公务人员“忠诚”的第9835号行政命令，审讯美国共产党领袖，迫害进步人士，粗暴地践踏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正是杜鲁门反共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助长了麦卡锡主义的泛滥而麦卡锡猖狂开展的所谓共产党人渗入政府高级职位的诽谤活动，又分散了人们对社会经济改革的注意力，彻底毁了坚持改革的进步力量，引起了对自由主义者忠诚的怀疑，使杜鲁门政府处于极端被动的局面，社会经济改革根本无法进行。 在组织路线上，杜鲁门是一位宗派主义者。虽然他再三声明要“继续罗斯福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要继承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可是他一上台就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以更新内阁为名，将罗斯福最亲密的助手、著名的新政派人士哈里·霍普金斯、劳工部长弗郎斯·帕金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和商业部长亨利·华莱士等先后赶出内阁而将他自己早年在参议院和密苏里州的亲信和保守派朋友象约翰·斯奈德之流安擂在政府的重要岗位上，组成一个以保守派占优势的“密苏里帮”。贪污腐化渗透了各级政治机构，成为杜鲁门政府轰动一时的丑闻。杜鲁门的老朋友和军事武官哈里·沃恩将军利用他在白宫的地位接受贿赔，谋取私利。在杜鲁门的姑息和包庇之下，他的政府成了贪官污吏的避风港，在群众中威信扫地，自然成为社会经济改革的绊脚石。在外交路线上，杜鲁门是一位霸权主义者。他为了称霸世界，扶植蒋介石发动反中国人民的内战，抛出“杜鲁门主义”，推行“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发动侵朝战争，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 1949年他向国会提出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军事拨款，《商业周刊》称为“冷战预算”。1950年以后，他把个人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整个国家的人力和税款，都投放在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侵朝战争上，把1948年巧言令色向选民许下的诺言统统抛到九霄云外。战后初期连续三年削减的直接军费支出，突然扭转方向，由1950年的130亿美元猛增到1952年的440亿美元。在同一时期，联邦直接军费占联邦财政支出的比例由30.2%上升到64.7%，而联邦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则从1941年的18.7%削减到1950年微不足道的4%。杜鲁门口头上鼓吹要实行“公平施政”，扩大社会福利而实际上，却全神贯注于对外侵略，热衷于充当世界霸主、把四分之三的联邦支出花费在侵略战争上。“要大炮，不要黄油”，这也是“公平施政”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时代条件的限制，统治集团内部在策略上的分歧和利害上的冲突是“公平施政”破产最重要的原因保守主义的政治路线，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霸权主义的外交路线是导致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改革失败的主观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