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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张弛发表的《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一文,通过对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西辽河流域史前聚落规模与数量的分析,特别强调在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半月带农牧交错带文化与文明的异军突起,对此前传统的文明中心如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和良渚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的全面衰落以及中原地区的迅速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史前文化格局的巨变,同青铜时代的全球化息息相关。 文章刊发之后,在国内考古界引起较大反响。文章有两大亮点,一是突出了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半月带文化与文明的大发展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文化格局的历史性改变的重大贡献;二是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视野看待这一问题,视角宽阔而新颖。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讨论。笔者想就此谈几点认识。 经济形态导致史前文化格局巨变 西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核心区的式微,中原核心区稳步崛起,以及多元一体和中原中心趋势的形成,表现为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彻底改变。这是考古学研究多年来取得的共识,总体上不需要更多的讨论,需要深入探讨的是背后的根本动因。 旧大陆西部即我们传统上所说的中亚和西亚传来的农作物(大麦、小麦)和家畜包括绵羊、山羊、黄牛和马等,显然对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张弛《旧大陆西部作物及家畜传入初期中国北方生业经济结构的区域特征》,《华夏考古》2017年第3期)。同时,伴随着冶金技术的东传,红铜与青铜铸造技术在中原地区扎根、发芽、开花和结果,标志着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然而,张弛自己也承认,西来的新作物与家畜,对于中原地区的生业仅为补充,尚未起到多大的作用。言下之意,即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对于中原的崛起作用有限。因此可以说,青铜时代的全球化不是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彻底改变的根本动因,而是“乘虚而入”的结果。 笔者认为,造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文化衰落以及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彻底改变的根本原因,很有可能是两种社会经济基础自距今约8000年以来的斗争与较量的最终结果,即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史前商品经济基础,同以黄河中游地区(后来的中原)为代表的小农经济基础之间的长期博弈。最终,黄河中游地区由于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和谐并充分适应东亚地区的生存环境,战胜了长江流域的商品经济,导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彻底改变(何驽《史前经济基础考古视野里的最初中国形成》,《南方文物》2016年第2期)。 具体说来,长江下游地区从马家浜文化时期起步并开始繁荣,到崧泽文化时期快速繁荣,出现了明显的市场化的商品经济特征,到良渚文化时期达到顶峰,产生了良渚商业国家或称商品经济文明。长江中游地区从大溪文化时期起步,经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持续繁荣,也以商品经济为社会经济基础。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两个文明中心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红山文化的普通居址考古发掘研究不够,经济基础不甚明朗。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达到当地史前文化发展的巅峰,经济基础虽以农业为主,但不知是否属于商品粮经济。 新近发掘的山东济南市章丘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和居址的考古资料,已初露商品经济和商人“中产阶级”存在的端倪。总体上看,龙山时代之前,中国史前文化的繁荣地区即文明化程度领先的区域,都是以商品经济为社会经济基础的。而同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即所谓的中原与关中地区,庙底沟文化时期虽然也开始社会复杂化,但商品经济始终没能占到主导地位,于是构成了中国史前商品经济基础与小农经济基础之间的两条道路的长期竞争与较量的局面,造成了龙山时代之前长江流域、海岱地区和西辽河流域强势的文化态势与黄河中游相对弱势的文化格局。 中原取代半月带文明中心地位 从龙山时代开始,半月形地带文化与政体的兴起,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传统商品经济文明中心衰落后,以专营农牧两侧的中间商贸(边贸)为经济基础的新兴半月带社会政体或文化中心,得益于农牧交错带的经济地理区位,以流行“华西系玉器”为特征。 半月形地带的崛起,不仅是因为张弛所说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绿洲农业与中亚地区连为一体,更主要是因为同时期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大发展,形成了半月带商业经济的畜牧方需求与供给侧。而黄河中游地区的豫西晋南,甚至包括关中地区,即传统的小农经济区,则成为半月带商业经济稳定的农业方供给和需求侧。通俗地讲,半月带文化与文明中心的兴起,是以农牧双方边贸“中间商”起家的。考古上表现为石峁集团与齐家文化、陶寺文化流通相同的“玉币”货币体系,绵羊、黄牛、冶金术、粟、黍也在这三大政治文化集团之间共享。 然而,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半月带最先发达的核心石峁集团率先衰落,原因不仅是由于生态的脆弱,更由于二里头文化的最终崛起。重农抑商的意识形态最终稳固下来,断绝了半月带边贸农业商品的供给侧,去掉了半月带农业部族交易的一方,从经济基础上摧毁了半月带边贸中间商的经济贸易网络结构,从而使半月带边贸文明中心动摇并颠覆。 考古上表现为,二里头文化与石峁集团之间,极为罕见文化上的直接交往的证据,也尚未发现二里头文化对石峁集团的武力征服与摧毁。内蒙古及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虽然继续存在并缓慢发展,但始终没能接替往日石峁集团在半月带中的核心地位。处于半月带下端的成都平原,新发展出来了宝墩—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中心,在玉器的使用上,继承了石峁集团玉器大量而广泛使用的衣钵,但其经济基础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有趣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成都平原都出现的黄金制品,在其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显示出半月带硕果仅存的这两个中心,都与欧亚草原崇尚黄金的游牧文化传统关系密切,反而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的世俗文化关系疏远。 “中国弧”起到文化保护膜作用 笔者所理解的所谓青铜时代的全球化,一方面是铜器制造技术与小麦、黄牛、绵羊“打包”被东亚(主要是中原地区)所接受,更多是技术层面的东传;另一方面则是粟的西传,也是种植技术层面的传播。其中,半月形地带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些技术的确使东亚,尤其是中原成长为一个与西方更加不同的异质性的文明中心。因此,这与其说是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同质化的开始,倒不如说是青铜时代的欧亚东西方异质化的起步。 随着夏商周三代东亚文明中心的形成,半月带文化与文明的衰落,半月带的功能从欧亚东西双方贸易的媒介,转变为依附于中原的或东亚腹地的、西北面对广袤欧亚草原的保护膜,如同带有瓣膜的细胞壁,总体上起到阻隔东西方自由交流的功能。正如杰西卡·罗森夫人所认为的那样,东西双方只是透过半月带即她所谓的“中国弧”进行“接触”,并非“交流和融合”,中原仅仅是有选择地接受西方的文化因素与技术。中原透过半月带“保护膜”向西方输出的恐怕主要也只有丝绸和粟了。 事实确实如此,考古资料表明,中原夏商周三代许多先进的政治发明和策略,都被视为国家机密——核心“秘密武器”而被禁止西传,比如发达的天文历法知识体系、完备的圭表测量技术、制定地中夏至影长标准的秘诀、天下观、礼乐制度观念、青铜礼器制度观念、玉礼器制度观念,等等,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欧亚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与此相反的是,中原许多政治发明和技术,却对朝鲜半岛、东南亚地区开放,影响极为深远,比如二里头文化的牙璋,可以远播越南等地。显然,先秦时期中原政权始终将东亚大陆低地视为自己安全的腹地和大后方,而将欧亚草原高地视为外方。 先秦时期中原政权的这种亲疏观念,使得以旧大陆西部为策源地的“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停留在浅表的金属、作物、家畜三类技术层面,并将青铜、牛羊、小麦主要引入“祀与戎”领域,不仅加深了青铜时代东西双方的异质化,还进而使先秦时期的中原成为坚挺的东亚文明核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