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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先生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编讫待印，编辑刘能嘱曹玮师兄写一篇编后记。曹师兄要我执笔。曹师兄是我的两重师兄，我们既是高先生的学生，高先生又先后把我们送到中华书局王文锦先生那里学“三礼”，所以我们又是王先生的学生。且师兄尊师道，重情义，有事每每都是他张罗主持。他的吩咐，我只得应命。 去年春节后一天，李零先生在邮件中跟曹师兄和我说，他前一天和王世民先生一起去看望了高先生，高先生八十九岁了，可能是年龄最大的古文字学家，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式来庆祝一下。曹师兄与葛英会老師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杭侃院长联系，刘能也与古代文明中心徐天进主任联系，我们的建议得到了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大力支持，决定以论文集的形式，出一本庆寿文集，文集由我们来组稿编辑。在和曹玮师兄、冯时老师讨论之后，我们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和社科院考古所考古网上刊登了文集的征稿启事，并由曹师兄的学生毕经纬博士设立了一个专门收稿件的邮箱。  不久我们就收到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学者的来信。严文明先生不顾眼疾，在回信中说，“高明先生是我的师兄，又是多年的同事和至交好友，我一定在稍后提供一篇文章来庆祝和纪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苏荣誉教授，在北大考古系讲授青铜冶金铸造多年，他回信说，“弟夙敬仰高先生道德文章，值此大庆，当以小文以忝其盛。”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胡海帆先生，曾经和高先生一起整理容媛先生留下来的石刻资料，也送来了他的论文。冯时老师的学生、社科院考古所的年轻后俊黄益飞博士也为高先生祝嘏作文。韩国的朴载福和李永彻两教授是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拿的博士学位，他们来信说，“高先生是我们的恩师。我们在北京的时候经常与高先生交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以及其他一些文章最后没来得及收到本论文集。因此，这本论文集所代表的只是我们老中青三代对高先生敬意的小小的一部分而已。 自从北京大学考古系退休以来，高先生仍然勤于著述，笔耕不缀，近年屡有新作发表。2011年和涂白奎师兄一起增订的《古文字类编》出版，2013年又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集《古文献古文字考古学论集》。之后又本着一个历史工作者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最近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学生的北大考古口述史的采访中，坦诚地讲述了自己对过往历史的回忆，不为尊者贤者讳，说了一些以前他不愿意形诸文字的往事。这些事在高先生心中也是积攒了多年。记得1994年春在我硕士论文答辩结束之后，高先生和我有一次几个小时的长谈。他的意思是，我毕业了，以后出去到社会上工作，有些事情我应该知道。我当时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工作。历博的馆长是高先生以前北大的朋友兼同事俞伟超先生。高先生深情地回忆了他和俞先生数十年在北大共事的友谊，他们合写《周代用鼎制度研究》的经过以及后来的一些误会。最后嘱咐我去了历博工作以后，要处理好和俞先生的关系。 高先生没有门户之见。他从来不把他的学生当作子弟兵。我在北大学习期间，他给我做了课程的安排：前两年四个学期，第一学期专攻说文段注，第二学期甲骨，第三学期金文，第四学期战国文字；接下来就是写硕士论文，然后毕业。其他则给我们充分的自由。他倒特意要我去上中文系唐作藩先生的音韵学课和地理系王北辰先生的历史地理课，还帮我们联系去中华书局王文锦先生那里学习“三礼”。他鼓励我去中文系听裘锡圭先生、李家浩先生的课。在我北大入学不久，李零先生从美国回来，高先生说，“李零年轻，学问好，以后多去跟他学吧！”就把我介绍给了李零先生。 后来我认识考古、文物界的人多了，发现他不只对学生是这样，对几乎所有向他请教的青年学子、书法篆刻爱好者，都是这样，一视同仁，有教无类。很多年轻人都受到过他的提携与帮助。那年在北大，还有从云南民族学院来北大进修的彝族学者张纯德老师，作彝文与汉语古文字的比较，高先生也是定期和他见面，他们还合写了秦简日书和彝文日书的研究文章。 清代学者王夫之说，“立门庭者必饾饤，非饾饤不可以立门庭”。高先生不立门户，但他有自己的大的坚持。他曾经二十多年参加田野发掘工作，北大后来做得轰轰烈烈的曲村遗址和周原遗址的发掘，最初的调查与试掘是高先生的努力，但是他事成而退，从来没有居功自傲。他曾经很关心考古系的古文字学建设，精心编著了全国第一套古文字学教材，在考古系教学孜孜矻矻三十多年。因为他认为，多数古文字材料，首先是考古材料，因此对于考古环境的认识对古文字研究至关重要。对文字起源的研究，他认为唯一的希望是今后的考古发掘。改革开放以后，他积极参与了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的建设，为汉语古文字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他退休之前，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是北京大学从来没有主办过一次古文字学会的年会，都是其他兄弟院校操办，他觉得很过意不去。我到北大念书之初，他还谆谆教导，做考古古文字研究的，要与收藏文物、买卖文物和古董商划清界线。他说这是夏鼐、张政烺等老先生从史语所传下来的老传统、好传统。先生待人以诚，持之以恒，无怨无悔。在朋友、学生有困难的时候，他常是第一个伸出援手支持。“文革”中俞伟超先生受到冲击，数次自杀未遂，虽然活了下来，但是伤了身体，事后帮着照料养伤的是高先生一家。张忠培先生在故宫博物院院长任上被停职反省，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高先生亲自登门探望。而一旦故友旧人身居高位，飞黄腾达，高先生则避之唯恐不及，“不想给人家添麻烦”。 这就是我们敬爱的高明先生。后来我出国念书、工作，回北京的机会少了，与高先生见面的机会也少了。但每次见面都很亲切，高先生和师母问寒问暖，问长问短，问个人的生活与学习，问国内外故人的近况，仍然关心着我们最近在做什么研究，学界有什么新的进展。2011年夏，我到北京开古代墓葬美术会议，我利用会议的空当去蓝旗营寓所看望他。高先生说现在出土的、盗掘的古文字材料太多了，他已经赶不上时代了，你们年轻人应该好好做。谈到学界一些不良风气时，清癯矍铄的高先生叹息说，高邮二王在他们那个时代当然是佼佼者，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这样他们所不得见的新材料，还停留在他们那样的水平，不能超越他们，那就落后了。他还说，中国有敬老的传统固然好，但要是老而不自知，抱残守缺，甚至利用自己的权威，左右局势，阻止年轻人创新，那就更可悲了。 我常想，和自己年迈的父母一样，高先生有时也会感到寂寞吧。非常愧疚的是，这些年，我们东奔西跑的，陪他说说话的时间，实在太少。但或许如汪曾祺老先生说的，“安于寂寞是一种美德，寂寞的人是充实的”，“寂寞是一种境界，一种很美的境界”。 这就是高先生的境界。 来国龙 2016年10月3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