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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丝路起点勘行记

http://www.newdu.com 2018-01-12 《光明日报》 凸凹 参加讨论

    南方丝绸之路,也称蜀身毒道,是一条起于现四川成都,经云南,到达印度的通商孔道。其总长有大约200公里,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的西汉时期就已开发。它以四川成都为起点,经雅安、芦山、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境;进入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东。与西北“丝绸之路”一样,“南方丝路”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发现南丝路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彰名是以汉代外交家、探险家张骞凿空、出使西域为标志的。
    张骞是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从长安出发的,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归汉,历十三年。
    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是为皇帝分忧,期盼联络远在西域的大月氏等族国,对劲敌匈奴形成前后夹击的有利态势,借此稳定和扩大帝国版图。为着这个目的而西行却并未实现初衷的张骞,却阴差阳错地收获了一个“大馅饼”:成为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和筑路人。
    按照张骞和朝廷当时的识见,这条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于一身,被后世命名为丝绸之路的跨境道路,是中原连通世界、走向世界的处女作。
    但是,从长安出发的张骞团队,在呼啸的北风、漫卷的黄沙、不绝的驼铃中,一路经陇西,翻帕米尔高原,过大宛、康居、大月氏,行程达“万二千里”后,于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瓦齐拉巴德)却见到了产自四川的邛杖、蜀布。
    张骞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其结果直接导致了国家大政方针的改变。张骞西行不仅为汉武帝带回了汗血马、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和地毯等,还带回了他在大夏国的见闻。汉武帝这才知道,早在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前,他的帝国所属的蜀地成都,就有一条隐秘的商道通达身毒(今印度),曰“蜀身毒道”,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就是说,张骞开通的那条丝路其实只是北方丝绸之路。
    构成商脉的若干要件中,商路是其中最具象、最有形的一种。中国最古老、最重要、最悠长的商路是“丝绸之路”。商路又有陆路与水路之分,譬如我国三条“丝绸之路”中,“北方丝路”和“南方丝路”属陆路,“海上丝路”属水路。
    那是公元前128年的一天。在大夏国的集市上,张骞饶有兴味地与商家聊起了天。得知滇越国(今云南大理一带)常有蜀商在那里做生意,滇越又与身毒相去不远,而身毒的商品是能远销大夏的。
    忧国忧民、忧君之忧,同时又急于出奇招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张骞,一回到长安就疾疾向宫廷奔去,大汉的风在他扑满域外沙尘的衣冠上打旋。关于张骞向汉武帝的报告,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是这样记载的:“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正是司马迁对张骞沿路考察汇报材料的记录,才使得蜀地有通往国外交通线的消息在一份古代文献中透露了出来,也才使得汉武帝有了改变国家战略的依据。在此之前,中原的君臣们、先知们压根儿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叫身毒的国家,且这个国家还是自己西南方的邻国。
    能与域外同类产生关联,达成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共谋发展的共识与通道,对于汉朝和汉朝以外的族国来说,太重要了。汉武帝深知这一点。现在,他又从忠臣、能员张骞的奏本与言谈中知道了一宗事实,那就是,为着这个愿景,如果从长安出发西去的话,会遇到来自羌人和匈奴的阻截与危险,如果从成都出发南下的话,则是到身毒的最佳捷径,且又不经由铁马嘶鸣的匈奴地盘。
    吃了一惊随即大喜过望的汉武帝立马决定让建议者自己去实现、坐实自己提出的建议。从理论到实际,从激情到忠诚,这位手下似乎都具有再攀新高、再创千古佳绩的实力与必然。这样,出使西域回到长安不到三年的张骞又接过了去开通“蜀身毒道”的令牌。一骑驿使,将张骞从与卫青一道抗击匈奴的战场上召回了长安。
    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有个伟大的领袖,一定有几个出色的人物。这是时间对一个需要嘉奖的国家的标配。
    张骞出长安城门,乘车换马,经剑阁道,来到了南丝路始端源地成都。但这位冒险家并没有在花团锦簇、舒适安逸的成都城安营扎寨,而是沿畅通无阻的“蜀身毒道”首段继续向南挺进,直到把他的指挥中枢设在了紧靠前线“西南夷”的长江边上的犍为郡。这一年,是公元前122年。
    张骞一番考察和谋划后,派出四支探路兼外交队伍,分别从成都和宜宾出发,计划从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四个方位向身毒进发。四路使者也是“蛮拼的”,跟着商队,磕磕绊绊,一路交涉一路前行,哪知各行才一二千里,就分别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滇越少数民族地区。交涉无果,不能继续前进,望着商队过关南去的背影,又得知匈奴来犯长安,只好叹一口气,掉转马头原路折返。
    其实,张骞的团队能沿民间商队踩出的“蜀身毒道”走那么远——都到了夜郎和滇国了——还得益于汉武帝指派的先行者唐蒙和司马相如对“西南夷”的开发。当然,那时的汉武帝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对西南片区的维稳行为和开疆拓土雄心,竟与一去杳无音讯的张骞后来带回的建议不谋而合。
    公元前135年,也就是张骞西出长安四年后,一位叫唐蒙的人浮现了出来。时在南越国都城番禺(今广州)做边地宣传工作的县令唐蒙,因吃到了独产于蜀郡的“枸酱”而灵敏地嗅到了一条商道的消息。于是他毛遂自荐出使“西南夷”,打通夜郎道。汉武帝遂了他的心愿,同意了他的上书请求。经过五年的努力,唐蒙建立了出使夜郎、设置犍为郡、开辟夜郎道与僰道、联合夜郎开征南越的格局与功勋。但是,这一格局与功勋,在安抚的同时,毕竟是动用了血腥武力来达到的——他甚至还斩杀过部落的大首领。
    这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骚乱和喋血反抗,也让同朝做官的蜀人司马相如看不下去,略施辩才,发了议论。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同意了司马相如的请求,令他接替唐蒙,全面主持宾服“西南夷”工作。
    相如的岳丈卓文孙是位大富商,昔日瞧不起他这个穷酸文人,这次见女婿高车驷马回蜀,脸都笑烂了,遂拿出丰厚财物,全力支持女婿招抚“西南夷”。
    汉武帝对帝国边疆进行过六次重大扩张征服战役,其中五次都是金戈铁马、兵戎相见,只有针对“西南夷”的战役打得颇见古怪。
    真没想到有过琴挑卓文君、号私奔第一人、辞赋名气如日中天的司马相如还是位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兼经济学家。他只用口辞、礼物、货品、商贸、筑路工及赋文(《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作武器,就让经营“西南夷”工作取得了突破性成果。邛、笮、冉、駹和斯榆的君长如愿成为汉朝臣子,他们拆除了关隘,使边关扩大,开通零关道,架桥孙水(今安宁河),直通邛、笮。
    司马相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文取柔治“西南夷”的经验,对国际情势复杂、领土争端频仍、祈愿和平发展的当世也是有着启发价值的。由此亦可看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建设,意义极其重大和深远。
    “西南夷”有多大呢?包括四川西南、青海南部、西藏东部、云南和贵州等地的中国西南部。民族、民系纷纭的“西南夷”毕竟太大、太复杂了,加之匈奴在西北边不断骚扰,汉武帝对“西南夷”的收服、对“蜀身毒道”的开辟,终是不能展开身形,毕其功于一役。
    于是,张骞之后又来了郭昌、卫广,直到西汉末期的公元前27年,新上任的牂牁郡守陈立斩杀了夜郎末代国王“兴”,南丝路才由汉王朝官方接管,全面贯通。此后,它成了蜀汉孔明“攻心为上”“七擒孟获”平定南中之道,元代忽必烈率军沿横断山南下强取云贵之道,中国远征军出滇入缅抗日之道……
    而史料记载,早在唐蒙、司马相如之前,南丝路上已是马蹄声声,人影幢幢。可以说,正是擅长桑蚕产业的古蜀时期蚕丛氏的逃亡隐身路线,成就了最初的南丝路——蚕丛氏为沿线土著带去了那吐丝如云的天虫。
    那个时代,不特蚕丛氏南逃的路线初开了南丝路,杜宇从朱提(今云南昭通)一带入主成都平原的路线,鳖灵经宜宾溯岷江入川的路线,拒不降秦的开明末期蜀王子蜀泮率将士三万南迁,过云南,达交趾(今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瓯雒国称安阳王雄踞百年的路线,以及从三星堆、金沙掘出的西亚文明,无不增添着南丝路的宽度、长度、硬度和色彩。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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