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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庚先生相处的日子

http://www.newdu.com 2018-01-12 光明日报 吴宝三 参加讨论
中学时代,对林庚先生的名字就不陌生。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1956年诗选》,其中《马路之歌》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对“汽车的喇叭唱着牧歌”的比喻,感到无比新奇。而《诗


    中学时代,对林庚先生的名字就不陌生。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1956年诗选》,其中《马路之歌》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对“汽车的喇叭唱着牧歌”的比喻,感到无比新奇。而《诗刊》一九六一年第二期发表的另一首写春天的诗《迎春曲》,我一直能背诵下来:
    冬天的树林像野鹿的角/太阳的四周春天又来了/刚化了的河水透着多么蓝/泥土里的气息带微微的潮
    进了北大之后,这首诗竟是我和林先生第一次对话的媒介。记得入学不久,林先生给文学专业上写作课。那个年代,大家都衣着样式单一,而林先生穿着十分讲究,举手投足,一派地地道道的学者风度。高高的个子,慈眉善目,衣服干净挺括,一尘不染,名副其实的教授形象。
    先生一九一零年生于北京,福建闽侯人。一九二八年毕业于北师大附中,同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两年后转入中文系,开始诗歌写作,先后出版诗集《夜》《春野与窗》。一九三三年毕业留校,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被称为清华四剑客。是年,林先生担任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的助教。一九三四年春去上海专业写诗,同年秋返北平,先后在民国学院、北平女子大学文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又出版诗集《北平放歌》(一九三六)、《冬眠曲及其他》(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去厦门大学任教授,不久随学校迁到闽西长汀,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一九四七年回北平,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一九五二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一九八四年出版诗与诗论合集《问路集》,一九八五年出版《林庚诗选》。
    林先生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是他写的《中国文学简史》,该书初版于一九五四年。更早,大概是一九四七年他在厦门大学时曾出版过一本《中国文学史》,朱自清先生作的序,算是这本简史的蓝本。据报载,此书于一九九七年荣获了国家图书奖。作为林先生的弟子,我看到报上的消息,不仅感到光彩,更为老师高兴。此是后话。
    林先生普通话讲得相当好,当讲到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时,只见他在黑板上画了个圆,然后又画了一条横线,一条垂直的竖线,对同学们说:“这是多美的几何图形呀!”把诗的意境和几何图形联系在一起,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那天,我最后一个离开课堂,跟在林先生的后面,快到三十二号学生宿舍楼了,我紧赶几步,喊了一声“林先生”。我喃喃地说:“我读过您的诗。”他惊讶了:一是系里三令五申,对“资产阶级教授”的称谓一律应是在姓氏前加“老”称姓,现在居然有人敢叫先生;二是来自边疆的学员中竟然还有记起他的作品的。待到我一字不差地背下他那首诗,他几次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竟没有说出话来。我们就这样建立了师生友情。我称他“林先生”,他却按照学校工宣队的统一要求,称比他年纪小三十七岁的我为“老吴”。
    中文系工宣队迟师傅是位憨厚可敬的党支部领导,因为林先生,我曾戏弄过他一回,回想起来真有几分自责。一天上政治课,我把林先生的一本诗集带到课堂,这之前有人打过小报告,迟师傅开始瞄上我,想当场抓获,以儆效尤。我装作认真看书的样子,以引起迟师傅注意,见迟师傅向我走来,刷的一下将书藏进书桌里。迟师傅也不客气,气呼呼地按住我的手,让我把书交出来。我不交,迟师傅亲自动手把书搜去,举着书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这是资产阶级教授写的,可不能再读这样的书啦!待到看清这是一本革命书籍,迟师傅差点气歪鼻子。当林先生知道此事后,开导我要尊重人,特别要尊重像迟师傅这样念书不多的人。
    林先生的家住在北大校园内风景秀丽的燕南园。一栋青砖平房,一个十分幽静的小院,院内一簇簇花树,一片片竹林。林先生生活非常有规律,不受外界影响,不随意改变自己的生活节奏。听一位青年教师讲,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先生每天散步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时早晨起来,弹一支钢琴曲,在门前的竹林里唱一支经典民歌。这事我一直没有正面问过林先生,只是问他身体这么好是不是和生活规律有关,他回答我的是,他当过篮球球员。我当时想更正说那叫“队员”,现在想起来禁不住摇头,幸亏未说,险些班门弄斧。
    “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这是当时喊得山响的革命口号。1972年,中文系进行“开门办学”,来到密云县穆家峪公社前栗园大队。系里的老先生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参加了,分到我们文学专业的有吴组缃、林庚、吴小如、严家炎、陈贻焮、马振方等老师。我们住在一位老乡家的西屋,一条大炕住十几个人。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修“大寨田”,晚上访贫问苦,或开会学习,或讨论创作素材,可谓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了。最愉快的莫过晚饭后那段时光,老师、同学吃完饭,然后沿着乡间小路一起散步。
    我们的社会调查,目的是给一位因公献身的党支部书记写一部书,凡是主人公生前友好,我们都拟采访之。我和林先生分在一个小组,算一对搭档。最远的采访对象距我们的住地二十多里路。那时交通不便,不通车,我俩只好步行前往。天刚蒙蒙亮,林先生醒来,看看发白的纸窗,自语道:“杨柳岸,晓风残月……”接着轻声叫我:“老吴,我们该出发了!”时值隆冬,京郊更是寒风刺骨,我和六十三岁的林先生这一老一少,迎着曙光,行进在古长城蜿蜒的燕山脚下。中午时分,途经密云县城,肚子咕咕响,我俩信步进了路旁一家国营饭店。落座后,林先生和我商议,他坐在这里占座位,让我去排队开票,说罢把一张面值五元的人民币塞进我的手里。这顿饭两菜一汤,花了三元五角六分,我花零头,剩下的两元还给了先生。先生执意不要,我煞有介事地说,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当资产阶级教授的俘虏,不然咱俩就按比例摊,说罢两人相视大笑。原来,这“按比例”有一段小典故。六十年代初,魏建功老先生和同学们去京郊的鱼子山搞社教,天黑山路不好走,想买一盏公用马灯。班长出个主意,按每人收入的百分之十集钱,魏先生是一级教授,按比例应交近四十元,而每个同学按比例只交一元多钱,买回马灯后,又将剩余的钱平均分下去,这样一来,每个同学还挣了好几角钱。系里知道此事后,狠狠地批了班长一顿。每每提及此事,林先生总是习惯用那个口头禅:“这么办确乎不妥,但魏先生确乎应多花一点。”
    林先生桃李满天下。一九九七年民盟中央换届选举,袁行霈先生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一时又成为谈论林先生的话题。袁先生是林先生的研究生,得意门生,素有“小林庚”之称,袁先生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酷似林先生,当然更重要的是两位先生的人品和学问,何其相似乃尔!
    大学毕业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位教授诗人,想起先生,便捧读起他那部《问路集》,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
    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令他教过的学生们深为敬重;每逢大事有静气,更赢得弟子们的赞誉。耄耋之年,林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久已手颤,书写极慢,岁月如流,我已并非当年的林先生了,而回忆却是长存的,想起当年在京郊密云一起度过的那段日子,感慨多多……”
    2006年一个风清月朗的晚上,先生坐着轮椅,由人推着在未名湖畔赏月,是夜安然辞世,享年97岁。这篇短文,权作是一个他曾教过的晚辈学生,寄自遥远北方的一份深深的怀念!
    (作者:吴宝三,系作家,原《北方文学》主编,现居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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