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对林庚先生的名字就不陌生。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1956年诗选》，其中《马路之歌》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对“汽车的喇叭唱着牧歌”的比喻，感到无比新奇。而《诗刊》一九六一年第二期发表的另一首写春天的诗《迎春曲》，我一直能背诵下来：
    冬天的树林像野鹿的角/太阳的四周春天又来了/刚化了的河水透着多么蓝/泥土里的气息带微微的潮
    进了北大之后，这首诗竟是我和林先生第一次对话的媒介。记得入学不久，林先生给文学专业上写作课。那个年代，大家都衣着样式单一，而林先生穿着十分讲究，举手投足，一派地地道道的学者风度。高高的个子，慈眉善目，衣服干净挺括，一尘不染，名副其实的教授形象。
    先生一九一零年生于北京，福建闽侯人。一九二八年毕业于北师大附中，同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两年后转入中文系，开始诗歌写作，先后出版诗集《夜》《春野与窗》。一九三三年毕业留校，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被称为清华四剑客。是年，林先生担任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的助教。一九三四年春去上海专业写诗，同年秋返北平，先后在民国学院、北平女子大学文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又出版诗集《北平放歌》（一九三六）、《冬眠曲及其他》（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去厦门大学任教授，不久随学校迁到闽西长汀，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一九四七年回北平，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一九五二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一九八四年出版诗与诗论合集《问路集》，一九八五年出版《林庚诗选》。
    林先生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是他写的《中国文学简史》，该书初版于一九五四年。更早，大概是一九四七年他在厦门大学时曾出版过一本《中国文学史》，朱自清先生作的序，算是这本简史的蓝本。据报载，此书于一九九七年荣获了国家图书奖。作为林先生的弟子，我看到报上的消息，不仅感到光彩，更为老师高兴。此是后话。
    林先生普通话讲得相当好，当讲到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时，只见他在黑板上画了个圆，然后又画了一条横线，一条垂直的竖线，对同学们说：“这是多美的几何图形呀！”把诗的意境和几何图形联系在一起，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那天，我最后一个离开课堂，跟在林先生的后面，快到三十二号学生宿舍楼了，我紧赶几步，喊了一声“林先生”。我喃喃地说：“我读过您的诗。”他惊讶了：一是系里三令五申，对“资产阶级教授”的称谓一律应是在姓氏前加“老”称姓，现在居然有人敢叫先生；二是来自边疆的学员中竟然还有记起他的作品的。待到我一字不差地背下他那首诗，他几次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竟没有说出话来。我们就这样建立了师生友情。我称他“林先生”，他却按照学校工宣队的统一要求，称比他年纪小三十七岁的我为“老吴”。
    中文系工宣队迟师傅是位憨厚可敬的党支部领导，因为林先生，我曾戏弄过他一回，回想起来真有几分自责。一天上政治课，我把林先生的一本诗集带到课堂，这之前有人打过小报告，迟师傅开始瞄上我，想当场抓获，以儆效尤。我装作认真看书的样子，以引起迟师傅注意，见迟师傅向我走来，刷的一下将书藏进书桌里。迟师傅也不客气，气呼呼地按住我的手，让我把书交出来。我不交，迟师傅亲自动手把书搜去，举着书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这是资产阶级教授写的，可不能再读这样的书啦！待到看清这是一本革命书籍，迟师傅差点气歪鼻子。当林先生知道此事后，开导我要尊重人，特别要尊重像迟师傅这样念书不多的人。
    林先生的家住在北大校园内风景秀丽的燕南园。一栋青砖平房，一个十分幽静的小院，院内一簇簇花树，一片片竹林。林先生生活非常有规律，不受外界影响，不随意改变自己的生活节奏。听一位青年教师讲，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先生每天散步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时早晨起来，弹一支钢琴曲，在门前的竹林里唱一支经典民歌。这事我一直没有正面问过林先生，只是问他身体这么好是不是和生活规律有关，他回答我的是，他当过篮球球员。我当时想更正说那叫“队员”，现在想起来禁不住摇头，幸亏未说，险些班门弄斧。
    “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这是当时喊得山响的革命口号。1972年，中文系进行“开门办学”，来到密云县穆家峪公社前栗园大队。系里的老先生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参加了，分到我们文学专业的有吴组缃、林庚、吴小如、严家炎、陈贻焮、马振方等老师。我们住在一位老乡家的西屋，一条大炕住十几个人。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修“大寨田”，晚上访贫问苦，或开会学习，或讨论创作素材，可谓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了。最愉快的莫过晚饭后那段时光，老师、同学吃完饭，然后沿着乡间小路一起散步。
    我们的社会调查，目的是给一位因公献身的党支部书记写一部书，凡是主人公生前友好，我们都拟采访之。我和林先生分在一个小组，算一对搭档。最远的采访对象距我们的住地二十多里路。那时交通不便，不通车，我俩只好步行前往。天刚蒙蒙亮，林先生醒来，看看发白的纸窗，自语道：“杨柳岸，晓风残月……”接着轻声叫我：“老吴，我们该出发了！”时值隆冬，京郊更是寒风刺骨，我和六十三岁的林先生这一老一少，迎着曙光，行进在古长城蜿蜒的燕山脚下。中午时分，途经密云县城，肚子咕咕响，我俩信步进了路旁一家国营饭店。落座后，林先生和我商议，他坐在这里占座位，让我去排队开票，说罢把一张面值五元的人民币塞进我的手里。这顿饭两菜一汤，花了三元五角六分，我花零头，剩下的两元还给了先生。先生执意不要，我煞有介事地说，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当资产阶级教授的俘虏，不然咱俩就按比例摊，说罢两人相视大笑。原来，这“按比例”有一段小典故。六十年代初，魏建功老先生和同学们去京郊的鱼子山搞社教，天黑山路不好走，想买一盏公用马灯。班长出个主意，按每人收入的百分之十集钱，魏先生是一级教授，按比例应交近四十元，而每个同学按比例只交一元多钱，买回马灯后，又将剩余的钱平均分下去，这样一来，每个同学还挣了好几角钱。系里知道此事后，狠狠地批了班长一顿。每每提及此事，林先生总是习惯用那个口头禅：“这么办确乎不妥，但魏先生确乎应多花一点。”
    林先生桃李满天下。一九九七年民盟中央换届选举，袁行霈先生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一时又成为谈论林先生的话题。袁先生是林先生的研究生，得意门生，素有“小林庚”之称，袁先生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酷似林先生，当然更重要的是两位先生的人品和学问，何其相似乃尔！
    大学毕业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位教授诗人，想起先生，便捧读起他那部《问路集》，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
    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令他教过的学生们深为敬重；每逢大事有静气，更赢得弟子们的赞誉。耄耋之年，林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久已手颤，书写极慢，岁月如流，我已并非当年的林先生了，而回忆却是长存的，想起当年在京郊密云一起度过的那段日子，感慨多多……”
    2006年一个风清月朗的晚上，先生坐着轮椅，由人推着在未名湖畔赏月，是夜安然辞世，享年97岁。这篇短文，权作是一个他曾教过的晚辈学生，寄自遥远北方的一份深深的怀念！
    （作者:吴宝三,系作家，原《北方文学》主编，现居黑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