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这辈子善结“海缘”。
    我不敢久看他
    怕蛊魅的蓝眸
    真的把灵魂勾去
    化成一只海鸥绕着他飞
    ———《与海为邻》
    《高楼对海》 里有很多海，西子湾的海，高楼上的海，从窗口和露台望去的海。诗集“取名 《高楼对海》，是纪念这些作品都是在对海的楼窗下写的，波光在望，潮声在耳，所以灵思不绝。”(《高楼对海·后记》)
    不管多远，我一定要去看看那窗，看看那楼，看看那海。
    2013年七月中上旬，我喜欢的夏天到了。学校暑假，我随同济大学裴钢校长一行访问台湾的几所大学。公务告一段落，启程往香港前，获准有两天空闲，可以自行活动。十日一大早，我毫不犹豫地挎起背包，到台北捷运站买票、登车，到海的另一端———高雄去拜访余光中先生。
    火车停靠左营，记得是上午十点刚过一些。因为行前有越海的电话，昨晚又在捷丝旅台大尊贤会馆向余先生报告了一遍。立等片刻，那辆被警察追过的美国西部的狂车就出现在眼前。这也是我期待的理由之一：半个世纪之后，那种浪漫的桀骜还流淌在诗翁的血液里吗？
    车过一条长路，车过一些窄路，车到海边，再上山。虽然少了些狂野，但那流畅与自由也绝不是一般八十五岁老人能够想象的，何况还是一位老诗人。路上我问：台湾允许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开车吗？ 允许啊! 您开这么快，没人拦您的车哦？ 好像他们都认识我，不找我的麻烦。上山时，中大的保安略略弯腰，对他笑了笑，车子就风一样的飙起。
    至今心怀愧意：我先下车，出于好奇，不知道我当时问了一句什么话，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下车时，头额撞在门框上沿，有点重，他停了停，又抚了抚。我十分歉疚地立在旁边，轻语地询问了几句。余先生说没事，这才拿了行李，上他的办公室。原来是车库墙上一块蓝底白字的大牌子，吸引了我的视线：
    中山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余光中老师 停车位
    下面还有两行英文，也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诗翁的英语名字：Yu Kwang Chung。我很感动。在海边的小广场，我已见到了刻有余诗的石头。还有老人十年前受邀到同济，曾送给我一个印有西湾落晖图的诗杯。他告诉我说：中山大学每年有一笔预算，请他挑选印制有他诗文的纪念品，以便送赠世界各地的朋友或机构。真替诗人感到由衷的温暖与欣慰。
    余教授的办公室在文学院大楼四楼，编号“534”，下面是余光中三字的印刷体。还没进门呢，我们就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我玩的自拍，不说了。刚好这时来了一个女学生，她帮余老师和我拍了一张合影。门的正中是一张菱形的浅底色的抽象画，看过去，画的左下斜边是梵高的自画像，怀疑的眼神和愤怒的黄胡子；余先生就站在他旁边，浅笑着侧耳倾听梵高的声音。画的左上斜边是红底洒金的一个“福”字，有些像毛笔，又有些像炭笔，现在看来，很像是余先生亲笔书写的。画的右侧尖向就是本人凌乱的长发，似乎通过两张画面在和余先生连线。余先生提着一个手袋，应该是那个学生刚刚交给他的材料。
    进屋放下背包，余先生第一个召唤就是去看海! 不是步行至沙滩，也不是坐船远行，而是到楼西头的露台上眺海。他办公室的一排窗口朝西南，那里是一座山和一座土红色的楼房，只在远处的右前方，有一线斜斜的绸蓝。我记得，从他门口到西边的露台，中间只隔着一间办公室。步上露台，世界大开! 海水一望无际，船影艘艘而点点；近海栈桥纵横，浮标漂浪；更近处和左侧，当然是海堤、山坡和住宅，是一部大蓝大绿大红的音色交响曲。这就是带给余光中画意诗情的视境，源源不断的灵感之泉。
    余先生指着远方轻轻地说：海峡的对面就是大陆，我已经眺望快三十年了! 然后沉默，再然后，还是沉默。因为这一泓海水，因为六十多年日日夜夜的风波，它将诗人的情思拉得又深又细又长：
    大地多碍而太空无阻
    对这些梦与地理之间的问题
    镜中千叠的远浪尽处
    一根水平线若有若无
    是海全部的答复
    ———《梦与地理》
    其时太阳甚烈，我们都戴着墨镜。我说余先生，我们来张自拍吧？他说好啊! 我们靠在露台的石栏上，阳光从东北方向瀑布似地洗下来，有些令人窒息。诗人曾说，在杜甫之前，江峡一直无主。诗人没有说的是，在光中之后，西子湾有主了，这一湾浅浅的海峡，早可别名为余子湾或栖诗湾了。
    在诗翁的办公室谈了不少话题：比如永春余光中文学馆的建设，他拿出了一张设计图给我看；比如大陆一些选本的删存与得失；他还谈到了关于他的评论和传记作品……并说：目前为止，这类作品中，徐学的《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 是最有分量的。
    余先生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很多书刊，有一册香港的 《明报月刊》 好像刚刚合上。沙发旁的一张小几上放着一沓学生的英文作业，余先生在整理物件的当儿，我翻了好几页，每一页都有先生勾画的笔迹与文字。最后一页原作英文只有三行，其他都是先生的手迹。在他的允许下，我拍下了这一页，以作意外的纪念。在给学生“90”分的嘉赏之下，先生花了15行对论文作了评价，认为该篇研究“见解深刻，资料翔实，其范围不囿于英国浪漫主义，还旁及世界文学。”此外，先生还引申到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以柯勒律治笔下的忽必烈汗(Kubla Khan) 构建奇异殿堂及花园为例，谈雪莱创作 《古舟子咏》 的直觉天赋，让学生触类旁通。大陆读者知道余先生中文书写一丝不苟，却未必见过他英文的严整漂亮，且是在学生的一份作业上! 这样的诗人学者、这样的批评家教授，能不受到学生的爱戴吗？ 我在大学任教近40年，知道一个好老师对学生和学校的重要性。而一个大师级的好老师，其影响和荣耀，更是不言而喻的!
    离开余先生办公室之前，他签赠了三本新著给我。不过，我答应为一家大学出版社撰写一部 《余光中评传》，需要的资料真的是太多了。但一看他书架上重本不多，又怕麻烦先生，故只向他借了两本黄维梁教授早年主编的两部评论集 《火浴的凤凰》 与《璀璨的五彩笔》，并写下了一张借条，准备半年后奉还。岂料写作并不顺利，二著舍不得按时归还。那张借条一定还躺在诗翁某一个抽屉或文件夹里。想起数年来琐事缠身，辜负了先生的期望，而我从此失去当面求教的机会，遗憾终生啊!
    在海边安静而优雅的大学饭店用了午餐，又在椰叶搭起的凉棚下拍了照片，穿过几幢教学楼长长的走廊，我们进了中山大学图书馆。下一个活动，就是参访设在该馆的“余光中特藏室”。
    这间特藏室面积不大，可是，却是中山大学和他的共同心血，它以余先生亲自设计并以收藏他从香港返台后的全部作品、图片、画像、手稿、书法、影像等为特色。由导览员开了个头、介绍了各种展览形式，并播放了他吟唱的 《念奴娇·赤壁怀古》、一位女指挥家指挥合唱的 《乡愁四韵》之后，余先生慢慢从中庭环形的棕色沙发上站起来，为我一个人讲解了大约半个小时以上。缓缓的语调，从容不迫的节奏，一书一稿一签一字都如数家珍，真令我这个后学喜出望外又受宠若惊! 其间，他特别拿起人民日报出版社 《余光中对话集———凡我在处，就是中国》 说：里面有郭虹的一篇，超过一万字，是她把问题写好寄给我，我书面回应的，比较可靠。
    那时大约下午三点多了。余先生在捷运站接我时就说了：范老师一定要接我到市内的家里住一晚，床上用品洗漱之类都是新的。余先生这时也有些疲惫，说我们该返回办公室拿东西，然后到他家里晚餐歇息了。
    再进办公室，余先生斜躺在沙发上，拿一小瓶眼药水滴眼睛。我则继续好奇一书一画一笔一纸，并用带去的小型摄像机进行了扫描式拍摄。片刻，余先生谈兴再起，与我谈起了乡土文学的论争；谈到许多年来饱受一些人的指摘甚至攻击；谈这些年在华人社会的来去对他创作的影响；还有就是心理上的误解、困惑与忧闷……我这时看余先生，是那样的瘦小与羸弱，一股敬惜之情油然而生。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范我存老师催我们回她的家了。余先生轻轻地说：马上就回。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我的手机也响了，校长秘书说，台风要来了，我们须明天提前飞香港，你今天一定要赶回台北。
    幸好，我赶上了左营当天最后一班高铁，一边啃面包，一边电影似地回忆起从早上开始的经过……
    2017年12月28日上海鸿羽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