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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大雷 曹植的《野田黄雀行》云：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刘勰的《文心雕龙·隐秀》中有“陈思(曹植)之《黄雀》，公干(刘桢)之《青松》，格刚才劲，而并长于讽谕”数句，有人认为《文心雕龙·隐秀》中有明人伪托部分，此数句即在其内，但也可见曹植的《野田黄雀行》给后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从古至今，人们都认为《野田黄雀行》具有讽谕意味，而且认为此诗是悼友之作，是曹植悲伤自己失权，不能如少年“拔剑捎罗网”以救投罗黄雀，或以为悼丁仪、丁廙兄弟，或以为悼杨俊，或以为悼杨修。其中，以为悼杨修者居多。因为曹植与杨修的故事留给人们的印象太深，史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也比较详细。如《三国志·任城陈萧王传》载：“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而植宠日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注引《典略》曰：“是时临菑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其相往来，如此甚数。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注引《世语》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馀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故修遂以交构赐死。” 曹植争为太子，杨修为其羽翼。《典略》载杨修《与曹植书》曰：“伏惟君侯，少长贵盛，体旦、发之质，有圣善之教。”以周公旦、周王发比拟曹植，那么，杨修之死，曹植的责任最大，《野田黄雀行》也就与杨修关系最大。 杨修为曹操所杀，杨修的父母最为伤心，其母袁氏在《答曹公夫人卞氏书》中云：“小儿违越，分应至此；怜其始立之年，毕命埃土。”其父太尉杨彪还对曹操说：“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曹操听了为之改容，他在《与太尉杨彪书》中说：“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并送了杨彪一大堆礼物。 其实，如果了解“黄雀报恩”故事的原型，就不难理解《野田黄雀行》是因谁而作的了。梁吴均的《续齐谐记·黄雀报恩》载： 弘农杨宝，性慈爱。年九岁，至华阴山，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逐树下，伤瘢甚多，宛转复为蝼蚁所困。宝怀之以归，置诸梁上。夜闻啼声甚切，亲自照视，为蚊所啮，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黄花。逮十余日，毛羽成，飞翔，朝去暮来，宿巾箱中。如此积年，忽与群雀俱来，哀鸣绕堂，数日乃去。是夕，宝三更读书，有黄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莱，为鸱枭所搏，蒙君之仁爱见救，今当受赐南海。”别以四玉环与之，曰：“令君子孙洁白，且从登三公事，如此环矣。”宝之孝大闻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明公。及震葬时，有大鸟降，人皆谓真孝招也。 蔡邕论曰：“昔日黄雀报恩而至。” 杨修为杨彪之子，杨修的祖上于黄雀有恩，黄雀有报恩之举，于是杨家有“四世明公”。如今，曹植空有“拔剑捎罗网”以救黄雀之想，最终还是救不了杨修。如果联系“黄雀报恩”的故事来读《野田黄雀行》，其震撼力岂不更大？熟知先祖事迹的杨修老父杨彪，若看到曹植的这首诗，岂不更伤心？ 当然，也不必执著认定《野田黄雀行》就是曹植单为杨修之死而作，最通达的说法应该是这样：曹植因自己的失权而致使杨修、丁氏兄弟、杨俊诸友人被害，而社会上又流传有“黄雀报恩”的故事，于是就有了《野田黄雀行》之作。反过来讲，杨修祖上那“黄雀报恩”的故事，给《野田黄雀行》更增添了几许意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