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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峒"是壮族农耕文化的载体 壮族人民生活在“峒”里，所以称为“布峒”(峒人)。不同“布峒”的生活质量主要取决于当地“那”的数量和质量。明清时期，思恩府、田州等地方的“溪峒蛮”，他们占据大量的好“那”，所以势力强大，常常要么自己惹祸，要么别人来掳掠他们。 壮族人民以种植水稻为生，其文化可以归入农耕文化之列。壮族的农耕文化是建立在“峒”之上的，其特色无不与“峒”息息相关。 壮族人民居住的一个个“峒”，其实就是一个个小的生态环境。壮族地区的“峒那”可以按一年一季，也可以按一年二至三季来种植水稻，同时还可以轮种别的作物。每季作物的生长期都在半年以内，产量又比较高，再加上“峒”内一般都有水源，有水就有鱼，于是，壮族聚居区的大多数村寨号称“鱼米之乡”。在这样的小生态环境里，即使是在靠天吃饭的古代，一旦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不会太大，因为一个“峒”就是一个小生态环境，不同的“峒”很少会牵连在一起。要是遇到瘟疫、战争等突发事件，不同的“峒”之间还可以封闭自存。所以，壮族历史上既没有出现豪强霸主，也没有出现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惨状。司马迁在总结楚越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时，认为这一区域地广人稀，物产丰富，人民饭稻羹鱼，既无饥馑之患，也容易偷生，江淮以南地区“无冻饿之人，亦无干金之家”[11]。以此来评价壮族人民的“峒”内生活也是恰当的。因为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物产丰富，动植物的生长周期短，只要稍微劳作，便可生存。所以，在历史上壮族人储积财富的观念不强。“有就虎吃，没有就啃烂木头”这句壮族俗语正是他们生活习惯的真实写照。甚至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里，男子都比较懒惰，妇女却要承担大量的劳动。宋代周去非是这样描绘他观察到的结果：“余观深广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颜色黯惨；妇人则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虚市，负贩逐利，率妇人也。”[12]清代，广南地区“男子懦而性惰，女健而力勤”[13]。壮族地区妇女参加劳动、参加市场交易的情形与同时期的北方妇女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这时期的北方妇女很多人裹脚，不要说参加劳动，就是走路都困难。清代赵翼在有关镇安土风、土俗诗里说当地“村妇无弓足”、圩场上“不睹弓鞋三寸小”[14](P731)。这些壮族妇女不裹脚，因此能够正常地参加生产劳动。 一个“峒”还是一个小社会。靠“峒”的产出，只要有盐和铁器农具，任何一个“峒”都可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生活在“峒”里的每一个人，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嫁喜庆、娱乐消遣，不用跟外界联系，也能在“峒”内完成。以婚姻为例，传统的壮族婚姻实行严格的族内婚制，而且每一群壮族人的婚姻圈，其实都是比较固定的。由于大多数的壮族婚姻是在同一“峒”内进行，所以，同一“峒”内的绝大多数家庭之间都会存在着血缘、亚血缘的关系。基于这样的事实，同“峒”的人们既可以同姓结婚(非同族)，也可以招赘上门。这也是壮族流行入赘婚和赘婿不被歧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在这样的小社会里生活，“情”字为重，每一个人都要求按照传统习惯做事和做人。于是，壮族传统社会重习惯法，轻诉讼。 壮族人重习惯法与他们惧怕见官的心理有关。主要原因是语言交流上的障碍。唐代柳宗元就说柳州的少数民族“异服殊音”，在“公庭”问话要“重译”。明清时期到广西做官的汉族知识分子有很多记载，说壮族人“不通汉语”，能听得懂官话的“惟村老”。因为听不懂汉语，更不会说汉话，所以壮族人有什么纠纷宁可找村老、寨主以习惯法处理，一般不轻易到官衙诉讼。比如清代广南府，“边氓”“见官长如失魂魄”，“凡因事忿争，先投该管乡约等理论，再赴土司呈诉。不平，然后赴府县申理”[13]。这就比较具体地指出了壮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有自己的“乡约”，可以化解一些社会矛盾。只有较特殊的申诉才需要土司、府县官处理。这样一来，壮族地区需要朝廷命官审理的案件就很少了。 壮族地区有太多的“峒”，不同“峒”里的人们，其语言、习惯、生产生活等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以语言为例，现代壮语分南北两大方言区12种土语。壮族方言土语林立，是由于壮族地区实际存在着太多的“峒”。不同“峒”里的人们既互相独立又有联系，独立使他们拥有各自的族群语言，联系使他们拥有一些共享的语言。太多的“峒”，还造成历史上壮族族群众多，族称变化大。上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时，壮族族称有几十种，有的以语言、有的以地名、有的以服饰来确定自己的族称，非常复杂，后来经过协商，才逐渐统一在“僮”这一族称。而壮族族称的历史变化更大，从“蛮夷越”、“乌浒俚僚”、“撞撞”到“僮壮”，人们很难将现在的壮族族称与古代的壮族族称对应起来。太多的“峒”，还容易自我封闭、自我满足，不爱与外界交流，造成壮族社会的封闭性。这些封闭性，又反过来成为壮民族丰富的民族风情的保险箱，使不同习俗能够长期保持并独立发展。因此，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的这些差异，是壮族众多族群存在与保持的重要原因。 在“峒那”上，人们爱唱歌。在历史文献里，到处都有壮族人爱唱歌和壮族聚居区歌圩多的记载。一个“峒”就好比是一个音乐场，任何人在“峒”内任何地方大喊一声，整个“峒”都会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壮族人在“峒”内可以唱几天几夜的排歌、嘹歌、情歌，更能唱各式各样的即兴民歌。他们唱歌至动情处，满“峒”的草木都要含情，全“峒”的老少都会一齐沉浸在歌的海洋里。 综上所述，壮族人的生产生活、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风俗习惯，无不与“峒”联系在一起。“峒”浓缩了壮族的历史与文化，成为其农耕文化的载体。 [参考文献] [1]覃乃昌．壮族稻作农业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 [2][美]华思文．傣泰民族的“勐”文化[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4)． [3]徐松石．泰族僮族粤族考[A]．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4]范成大著，齐治平校补．桂海虞衡志校补[z]．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5]清史稿.土司传.广西[z]． [6]宋史.兵志[z]． [7]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四[z]． [8]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六[z]． [9]明宪宗实录：卷一○四[z]、 [10]明宪宗实录：卷一七八[z]． [11]史记.货殖列传[z]． [12]周去非．岭外代答.十妻[z]． [13][光绪]广南府志.风俗[z]． [14]德保县志[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收稿日期]2005—06—12 [作者简介]黄家信(1967—)，男，壮族，广西凌云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研究方向：南方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