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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西藏史籍中的木雅王占卜传说的内容进行了考察，通过与敦煌变文及相关汉文典籍中同类情节的比较，并结合对该故事所隐含的文化观念的分析，可以确认其源于汉族故事。而这一故事在西藏的流传显然得益于唐代以来以敦煌为代表的河西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 关键词：占卜传说 变文 文化观念 藏族学者蔡巴·贡噶多吉作于公元1346年的《红史》是西藏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全书有相当章节概述了汉地、蒙古、吐蕃、木雅等地的王统，这些内容虽然不尽符合史实，但在文化史上却颇有值得玩味之处。笔者对此书第七章记叙的木雅（党项）国开国皇帝出生传说的来源尤感兴趣，试图利用河西及中原的汉文典籍的同类记载对其中一个细节的来源略作阐释，希望能揭示它们在文化传承上的联系。书中有关部分记述如下： 最初木雅地方都在汉人皇帝的统治之下，在北面都城和迦(gha)地方之间有一座叫做闷日(smon shri)的山，该山有一尊地方神叫做格呼(gai hu)。有一天，凉州城中有一名妇人那里来了七个骑马的白色人，他们的首领与这妇人生了一个儿子。这时，天上出现了一颗前所未有的星星，汉人占卜者说：“在此城中，出生了一位将夺取社稷的人。”皇帝下令寻找这个小孩，妇人将小儿藏在一土坑中，盖上木板，木板上再放一盆水。占卜师说：“在一大海的下面有木头的大地，小儿就在那下面。”因此没有找到这小孩。 文中接着叙述了该小孩躲过追杀，以后被人抱养。他长至七岁大时遂联络与其年龄相仿的小孩六人在北面都城附近的山里造反，最后果然带兵杀死了汉地皇帝，从而成为了木雅的首位帝王，应验了先前的预言。他取其父格呼神的格字，名为格祖王（注：蔡巴·贡噶多吉著，陈庆英、周润年译，东噶·洛桑赤列校注《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23-24页。按：关于引文中出现的藏文专用名称，原译者未加考释。据聂鸿音师意见，应作如下还原：gha＝夏，smon-shri＝天山（可能是天都山的省称），gai-hu＝夏皇。）。成书年代稍晚于《红史》的《雅隆尊者教法史》（1376年）也记有类似故事，仅在细节上有所差异。书中称当汉地皇帝下令占卜师寻找该儿时，有一老妪将其藏于地穴达一年之久。还在穴口处盖以木板，上面置以满水之碗。诸占卜师卜后，称其在湖底树木之地下（注：释迦仁钦德著，汤池安译《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26页。）。而由达仓宗巴·班觉桑布作于1434年的《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则称地方神名叫智呼(si-vu)，其余情节悉同它书（注：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65-66页。）。此外，由班钦·索南查巴作于1538年的《新红史》虽然记叙简短，但却直接称小孩之父为名叫斯呼(se-vu)的龙魔（注：班钦·索南查巴著，黄灏译注《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47-48页。）。显然上述藏文史籍所记载的木雅王故事应具有同一来源。而据《红史》所称，它是先由木雅禅师喜饶意希(shis rab ye shes)口述，后又在贡塘地方成文的。禅师是凉州的高僧，可能生活于14世纪（注：R.A.Stein,"Minag et Si-hia,Geographie historique et legends ancestrales",Bulletin de I’Ecole Francaise de Extrme-Orient,1947-1950,p265.）。最近研究者注意到12世纪的西夏文史诗《夏圣根赞歌》也记有类似内容，提到其开国君王se ho的名字以及西夏王为龙之后裔等。研究者业已指出，se ho实际上是西夏借用的汉语，意为“细皇”，即指太祖李继迁。但在晚期的藏文文献中，该词又被用来泛指西夏前期的三位君王（注：卢梅、聂鸿音：《藏文史籍中的木雅诸王考》，《民族研究》1996年5期。）。这一研究可以说基本上澄清了藏文史籍中的早期西夏王传说的渊源问题。下面即在此基础上就其中木雅王故事中的占卜情节问题略作补充性的分析。 应该注意到，敦煌藏经洞所出的《伍子胥变文》（伯2794）在记叙伍子胥奔吴情形时，也有相似占卜情节的描写： （伍子胥）行得廿余里，遂乃眼润耳热，遂即画地而卜，占见外甥来趁。用水头上攘之，将竹插于腰下，又用木剧（屐）倒着，并画地户天门。遂乃卧于芦中，咒而言曰：“捉我者殃，趁我者亡，急急如律令！”子胥有两个外甥：子安、子永——至家有一人食处，知是胥舅，不顾母之孔怀，遂即生恶意奔逐：“我若见楚帝取赏，必得高迁。逆贼今既至门，何因不捉？”行可十里，遂即息于道旁。子永少解阴阳，遂即画地而卜。占见阿舅：“头上有水，定落河傍；腰间有竹，冢墓城荒；木剧倒着，不进傍徨。若着此卦，必定身亡。不复寻觅，废我还乡。”子胥屈节看文，乃见外甥不趁，遂即奔走，星夜不停。（注：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8-9页。） 将此段文字中提到的伍子胥为欺骗其外甥而采取的诈死方式与《红史》中所记载的妇人为瞒过汉地卜师而采用的隐藏婴儿的做法相对比，则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变文》里的伍子胥“用水头上攘之”，因而使其甥占卜后相信其“头上有水，定落河傍”，《红史》里的老妇人则在男孩藏身处上面放一碗水，使卜师误以为其处在大海之下。又《变文》中伍子胥还将竹插于腰间，诱使其甥相信他已进了坟墓（所谓“冢墓城荒”），《红史》中的妇人则把婴儿埋入土坑，并在上方盖上木板，实际上也是为了使卜师们确信他已死去并被埋入棺材中了。总之，二者所采用的假死手段几乎在细节上完全一致，结果也都成功地骗过了占卜者。由于《红史》的成书年代远晚于敦煌变文的时代，故我们可以初步认为，《红史》中出现的这一具体细节当源于汉地的民间故事。下面拟再从该类题材在汉文记载中的流传情况和它所隐含的文化观念这两方面入手加以证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