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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卡尔·魏特夫在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时，采用了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一理论框架，提出了“治水社会”的学说，认为正是由于东方的大河治水工程才使得东方专制主义有了产生并最终确立的前提。我觉得魏特夫的这个学说有相当程度的可信性。 鲧被杀之后，接着治水的是大禹。关于大禹的各种记载，大家已经很熟悉了。王夫之、徐旭生都论及大禹的工作主要是将原有的河道加宽加深、顺自然形势而加以疏通，很少有大工程的开凿。我进一步觉得，大禹的主要工作是协调。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黄河中下流各部落之间通过政治、外交，乃至武力等等各种手段，说服各个部落消除各自障水之堤坝，让河水能够畅通地排泄。禹能够承担这一重任，与他的身份有关，据《史记·夏本记》索隐引《系本》载：“鲧取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云：“高密，禹所封国。”有辛氏即有莘氏，其地有多说，大体上在今黄河下游一带。也就是说，禹是黄河上下游部落联姻的结果。由他主政，能够较容易协调上下游之间的关系。我们顺便提一下，黄河中下游之间的各种形式的部落结盟可能不始于鲧时。我们知道，从考古类型学上分析，新石器时期的黄河中游与黄河下游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区。黄河中游的序列是前仰韶文化（公元前6000——前5400）——仰韶文化（前5000-前3000）——河南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黄河下游的序列是青莲岗文化（前5400-前4000）——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山东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虽则考古学者认为河南和山东的龙山文化具有地区性的区别，但中游地区在文化上受到下游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这表明这一时期两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个联系的纽带我认为就是黄河，为了防洪和灌溉，两地的部落必须与联姻等方式互相依靠。 自从这次洪水以后，人们痛感黄河中下游流域部落林立、各自为政的情形将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来进行协调，因此，产生了我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推而论之，夏商周三代的政权包括春秋年间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的诞生，均与协调黄河上下游关系这一需要有关。夏商周三代的交替与争斗，基本上属于大河中游与下游之间的争斗。夏朝的诞生，我们说过了，是出于治理黄河洪水的需要。尽管鲧被流放，但中游部落还是占了上风。据《史记·夏本纪》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史记·正义》引《帝王记》云：“禹禅舜，禹即帝位，以咎陶为最贤，荐之於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皋陶生于曲阜，皋陶之后或在英、六，或在许，总之，是在黄河下游。从这条记载中，我们推测黄河中下游的这个部落共同体开始订立的制度应该是采取“轮流执政制”，即中游与下游的部落轮流执政。这种制度在民族学的调查中有着极多的例子，英国剑桥大学教授Jack.Goody指出：在这种制度之下，其继位诸组常有二分的倾向，一边的首领为王的时候，另一边的的首领便当其副手。但是中游部落破坏了这种制度 [3]（P61-66）。轮流执政制的破坏，也标志着专制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以后夏朝的几次重大变故，如益、启之争、夷羿、寒浞与夏的争斗，都与这轮流执政制的破坏、单一政权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早就说过这是华夏与东夷之间的矛盾，徐旭生也深表同意。据我看，说是两个文化集团之间的矛盾尚没有抓住要害，关键是大河上下游之争。 商汤始兴于亳，亳地一般认为是在今河南濮阳。他在亳地会合了诸侯，然后，溯黄河而上，战夏桀于鸣条。这里一定要提一下商汤的重要助手伊尹，他出生于空桑之有莘氏。据载，他也善于治水，《管子·地数篇》说：“伊尹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筴。”据此，商政权的一项重要工作也就是治水。在这场争斗中，下游部落占了上风，从此，黄河中下游置于一个统一政权的管理之下。 周人自迁居到渭水流域之后，稳步发展，渐渐向四面扩张。周人东扩的关键一步，便是虞（山西解县）、芮（今山西芮城县）的归服。这两个小国为争地取决于文王，入周见耕者让畔，惭愧而去。周人势力进入黄河中游。自此之后，周族在东方的发展势如破竹，不可阻挡。直到观兵孟津，决战牧野。钱穆极力主张周族渊源于山西西南部，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与夏朝一样，又是黄河中流之部落政权统一了下游。 东周以后，周天子地位日降，没有控制诸侯的能力。齐桓公乘势而起。据《孟子·告子下》记载，僖公九年（前651），桓公率诸侯在葵丘会盟，第五命就是：“无曲防，无遏粜，无有封而不告”，试图通过“无曲防”的禁令来解决诸侯国之间修筑堤防的纠纷，可见霸主的重要职能是协调中下游的关系。齐桓公的称霸，是下游的势力战胜了中游。齐桓公以后，晋文公称霸，下游之郑、宋、卫、曹等纷纷依附，中游再次战胜下游。可见，由于黄河这条河流的特殊性，必须有一个能掌控中下流的权力核心。整个先秦的政权兴替史，都可围绕着此点着眼。当然，对此，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细致的探讨。 作者：王 青 [1]可以参看弗雷泽（Sir James George Frazer）著、苏秉琦译《洪水故事的起源》，收入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附录（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60年。 [2] 同注1，第137页。 [3]同注1，第144页。 [4]同注1，第47页。 [5]同注1，第137页。 [6]孙淼：《夏商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06页。 [7]《黄河防洪概述》，资料来源，http:www.yellowriver.gov.cn [8]有记载的黄河决口改道，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起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在这两千多年间，改道共有26次。大体上以孟津为顶点，在北抵津沽，南达江淮的广大平原上，都是黄河决口改道迁徙的地方。遗留下的故道几乎遍及黄、淮、海平原，但多数由于长期人类活动的影响而湮没。当今最著名的黄河故道为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淮阴一线的明清故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