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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们看到，在汉代民间礼俗的历史遗存中，东王公和西王母往往并列，然而，实际上西王母的影响又远远超过了东王公。正如陈直先生所说，一般情况下，只是“于西王母之外，又增加东王公以为配”。 这可能与当时人们由西方曾经得到了更为生动、更为新奇的文化信息有关。 《易林》中所谓“西见王母” 、“西过王母” 、“西遇王母” 、“西逢王母” 而皆蒙福祉诸文句，都反映西王母崇拜的这一心理背景。 汉代，是中原华夏文化主动西向，同时又空前集中、空前强烈地感受到西方文化东来影响的时代。 对于西方见闻的疏略，对于西方认识的模糊，使得西方文化具有了某种神秘的色彩。当时人对于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一方面有所欢迎，一方面又心存疑惧。 比如，我们看到，西汉时期，有出身北方少数民族的巫者，即所谓“胡巫”曾经高踞接近王朝统治中枢的地位，进行过活跃的文化表演。他们的活动，反映了当时各民族文化交汇的时代趋势。他们的宗教实践，曾经对国家的政治走向和民间的社会生活都发生过值得重视的影响。“胡巫”作为“巫蛊之祸”这一政治变局中的重要的角色，在思想文化史上写下了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外来文化因素通过介入上层权争，显著影响汉文化主体的引人注目的一页。 西汉皇家神祀系统中，竟然也有“胡巫”的存在。《史记·封禅书》司马贞《索隐》引《三辅故事》：“胡巫事九天于神明台。”可见，在当时正统神学体系中，“胡巫”即出身于西北少数民族的巫者，曾经占有重要的地位。 据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上》中记载，左冯翊云阳有三处与西北外来文化有关的神祠：“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这三所神祠都是来自西北的宗教文化的代表，平时应当都是“胡巫”所主持。 《史记·封禅书》说，晚年汉武帝因为病重而汉地“巫医无所不致，不愈”，不得已乃起用胡巫。“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又能代“神君”言，所使用的特殊巫术，似与西北草原民族习用的萨满法术有某种渊源关系。 除了“巫蛊之祸”中“胡巫”所起的特殊作用可以突出说明“胡巫”在西汉政治文化中枢地区曾经发生重要的历史影响之外，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即“巫蛊”的形式之一，就是在道路上埋设象征物以恶言祝诅。这一巫术形式，很可能就是从西方传入汉地的。 据《汉书·西域传下》，汉与匈奴在西域方向作战，“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实际上，“巫蛊”案中当驰道埋偶人的情形类同于匈奴“埋羊牛”。也就是说，长安地区当时所盛行的“巫蛊”的有些形式，其实是西域巫风的模拟。 “胡巫”的神秘技能，曾经在与西汉帝王心中造成深重的阴影。除了汉武帝对单于赠物“常使巫祝之”有所警觉而外，《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建平四年，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哀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汉哀帝于是犹疑，让公卿讨论，后来终于拒绝单于来朝。“大故”，颜师古注：“谓国之大丧。”两年后，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于单于，单于知之。”《汉书·哀帝纪》记载，正月匈奴单于来朝，“二月归国，单于不说。”单于不悦的原因，大约是知道了被安排居于蒲陶宫是出于“太岁厌胜”的考虑。就在4个月之后，汉哀帝崩，再一次证明了“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的说法。这当然只是偶然的巧合，不过可以推想，当时人对于“胡巫”神力的迷信，可能因此又有了进一步流播的条件。 战争中所谓“巫祝”“诅军”情形可以使我们了解汉匈武装冲突时运用的特殊的文化手段，巫术战的激烈，竟至于以“厌”的形式谋求对于对方最高执政者的人身伤害。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这种现象大约西方初起，东方效行，西方为主，东方为从。 汉代受到普遍崇拜的吉祥永寿之神西王母，在当时巫风大畅的背景下 ，其实可以看作西方神秘世界的一种典型象征。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当佛的形象在中土民间意识中得以确立并且逐渐高大起来之后，西王母神话的影响渐渐削弱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