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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民族统一的必要性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将它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首先纳入到一个民族统一框架内来进行，总是比让这种进程处于民族分裂状态之中更为有利。这是因为，统一的民族发展框架，比较起分裂状态下的民族存在来说，总能为这个民族的整体提供更为直接的信息传播形式、更为有保障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市场、更为便利的资源配置，更为活跃的资金与劳动力流动，一句话，更好的现代化发展条件。因此，对于所有那些仍处于分裂状态的民族来说，民族统一总是作为一个问题、一项任务、一种理想来出现的。但是，民族统一的条件不能脱离一个民族的周边国际环境，不能脱离历史留给它的遗产继承物。 自15、16世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在欧洲启程以来，当周边大国已经用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完成民族集合，有的甚至已经在大步迈向现代化社会的时候，德意志民族的居住地则由于地处中欧的特殊地理位置与过去沉重历史的合谋，成为了一个既无明确的民族边界、又处于严重分裂中的世界。这种多达314个大、小邦国的分裂化，不仅使它成为了欧洲各种势力施展各自野心的竞技场，而且也一再引起了它周边邻居们对维持它的分裂状态的共同兴趣。即使是那个在拿破仑战争后根据“维也纳体系”所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同盟”，也仍然是作为欧洲的东、西方力量的“缓冲地”出现的。这个由39个拥有主权的邦国和城市组成的同盟，也仅仅只具有邦联性质，因而德意志世界仍然是分裂的。这种分裂状态无疑严重干扰了德意志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因为它使德意志社会的现代化不能在统一的民族框架内步调一致地进行，而只能在各自为政的邦国化框架中非同时性地进行。然而，由于这个中欧民族处于周边大国严密监控下的特别国际背景，使得它那一再受到历史性延误的民族统一问题，已不能像其他欧洲民族那样便利、孤立地解决了。 二、俾斯麦与德国统一 所有这些，对于俾斯麦这位德意志历史上最为精明的战略家、传统权力精英中最有头脑的容克政治家来说是十分清楚的。然而奉行“铁血政策”的俾斯麦的幸运在于，他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所采取的行动赶上了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是由于发生了一起对欧洲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性事件，才被作为“机遇”而独具意义地出现的。这种“机遇”也被后人习惯性地称之为“克里米亚效应”。 1853至1856年间，以沙皇俄国为一方，以大英帝国、法国、土耳其、撒丁为另一方的“克里米亚战争”，改变了欧洲的局势。由于这场战争，维也纳会议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大国政治协调体系受到了干扰。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战败的沙皇俄国，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它内部的现代化改造，即“改革农奴制”的问题上去了。而大英帝国则从镇压“印度大起义”开始，将它的主要精力放到它自身庞大殖民帝国内部的多重问题上去了。因此，在这场战争之后，欧洲国家体系中两个最为重要的翼侧大国——俄国与英国，由于其内部的弱点，确切地讲，由于它们各自在欧洲以外的“义务”，才容忍了俾斯麦的德意志统一政策，从而也才使得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在1866年与1870-1871年的两场决斗式的战争中，如此孤立地得到了解决。 但是，无论是1866年进行的那场围绕着德意志世界中的普—奥二元性霸权问题上所展开的斗争，还是在1870-1871年进行的那场围绕着欧洲大陆优势地位的德-法对抗问题上所展开的斗争，在精明的俾斯麦看来，都必须达到这样的目标：欧洲大陆上这个新建立起来的德意志统一国家，必须能在它的建立过程中既不成为英国的、也不成为俄国的小伙伴，惟有如此，才能为它获得一种完全独立的、半霸权的强国地位。 俾斯麦为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民族统一国家所设计的政治体制，尽管主要来自这个社会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斗争的结局，但也是与当时的国际局势相适应的。这种体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满足了他在内部政治上维持统治的需要，而且也满足了他在对外政治上维持独立性和半霸权地位的需要。这种后来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半专制主义的”德意志君主立宪制，恰恰采取的是西欧议会民主主义的君主制与东欧专制主义的君主制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这种中间形式也使得新统一的德国成为了西欧与东欧政治体制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它既有一种拥有国家财政批审权的国会，也有一种公民选举上具有现代意义的“普选权”，因而在当时最重要的欧洲翼侧大国英国看来，是与它自身的君主立宪制有着极大相似性的；这种体制同时还保存着一位能决定首相任免的君主，一位国家军队只向他个人效忠的传统专制主义的皇帝，这在另一个欧洲政治的主要角色沙皇俄国看来，又是与它自身的东方专制主义制度有着极大相似性的。 尽管在这个时代里，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问题还远远未表现得像20世纪的国际政治中那样具有鲜明的对抗性和原则性，但是，这种政治体制的设计，对于英、俄两国最初接受这个在中欧出现的独立的德意志统一国家来讲，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如果在那场1862年的普鲁士“宪法冲突”中，以俾斯麦为首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失败了，而德意志自由主义者们获胜了的话，是完全有可能使一个统一的德国遵循与英国同样的政治模式的，而这在俄国看来，意味着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已推进到了自己的大门口，因而向它施加强压将不可避免，而这就只能使这个统一的德国不能不投靠到英国一方，从而使它在外交政策上成为大英帝国的小伙伴。 反过来讲，如果在“宪法冲突”年代里，容克贵族军官团中的极端保守主义分子们策划的推翻俾斯麦的国家政变计划获得成功的话，又是完全有可能使一个统一的德国遵循与沙皇俄国同样的政治模式的，而这在英国看来，则意味着俄国式的东方专制主义君主制已推进到了自己的大门口，因而向它施加强压也同样不可避免，而这只能使这个统一的德国投靠到俄国一方，从而同样会使它在外交政策上成为沙皇俄国的小伙伴。 两个欧洲翼侧大国，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尽管都希望一个统一的德国能成为自己的小伙伴，但是当这种希望不能实现时，又是绝不愿意看到它成为另一个翼侧大国的小伙伴的，而这一点恰恰给这个由俾斯麦统一的德帝国留下了在对外政治上采取独立行动的余地。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奠基人，俾斯麦同时还看到了欧洲权力均势格局对这个新的民族统一国家组合上的特别要求。一个地处欧洲中间位置上的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长期稳定性的成果，本身取决于这个民族国家的组合形式能否被它周边大国所接受。因为德国与所有的欧洲国家不同，它的欧洲中间地理位置使它有着比任何国家都多得多的邻国，一旦当这些邻国感到他们将会处于一个过分强大的民族帝国的压力之下的时候，就会防患于未然地联合起来，首先向它发起攻击，那么，不仅德意志的统一是不能成功的，而且即使它实现了暂时的统一，也会由于它所处的欧洲中间位置自然而然地处于包围之中，并成为众矢之的而朝不保夕。 因此，俾斯麦没有采取将所有讲德语的德意志人都包括在一个民族集合体中去的“大德意志统一”方案，而是采取了一种“小德意志统一”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过去的那个“德意志同盟”中最大的邦国奥地利，连同它的多民族集合体，被排除在未来的新的民族统一国家之外。也就是说，这种德意志统一，是一种排除了那个最大的、也是多民族的邦国奥地利之后，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人的统一。因此，俾斯麦信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民族主义，一种“并不具有完整的文化民族统一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他所建立的统一民族国家，也是一个没有真正彻底实现文化民族统一理想的民族国家，它的现代性表现在对一个新民族的塑造上，这个新民族并不包括所有讲德语的日耳曼人。 当然，俾斯麦推行的这种排除奥利地的“小德意志统一”方案，无论从内政还是从外交上讲，都是建立在一种需要高度艺术性和高度政治操纵性技巧的力量和权力平衡的基础上的。由于这种民族力量聚集上“小德意志统一”的局限性，由于这种政治体制上的东、西方中间性特点，由于在对外政治权力实施上经过俾斯麦谨慎估量的行为界限，由于这个新帝国宣布“它在这个大陆上的领土要求已心满意足”，才使得它的邻居们认为，让这个新独立的“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作为那个曾经是东、西方力量“缓冲地”的“德意志同盟”的替代物也未尝不可，尤其当欧洲体制中那两个翼侧大国都不能像以前那样全神贯注于欧洲中央局势的时候。因此，俾斯麦为建立这个新民族统一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尽管是对“维也纳体系”的一种破坏，但在它的邻居们看来，同时也是可以被作为对这个体系裂缝的一种修补来理解的。正因为如此，这个新的统一国家才被欧洲的权力体系接受了。 三、“世界政治”与世界大战 然而，在1890年俾斯麦首相任期结束之际就已经表明，德意志内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多元化社会对政治体制的压力，地缘战略上的形势，军事技术上的进步，经济霸权主义的动力，以及帝国主义扩张时代的特点，都使得长期确保这个统一帝国内部体制的稳定性和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半霸权地位成为了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德意志社会内部和外界的现代化进程的压力已经使得一种固定化的国家政治模式和对外政策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是由于这个体制自身的成就和缺陷带来的，而与此同时，整个欧洲的权力旧体制也已经越来越容纳不下这个比谁都发展得更快的现代化民族强国的国际能量了，因此，统一德帝国的发展成就，是与它所受到的内、外压力以及它的野心成正比例的，也是与它所面临的危险性成正比例的。于是，对这种能量的喷发进行抑制与反抑制的国际斗争打响了。 在这场抑制与反抑制的国际斗争中，德帝国走上了“世界政治”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如果这个统一的德帝国，既不去谋求与英国的同盟、也不去谋求与俄国的同盟，它就会受到两线战争的威胁，因为法国是它在立国之初就树立起来的“世仇”。但是，如果这个帝国选择英国或俄国中的任何一个作为它的盟友，它就会成为这两个翼侧大国之中任何一个的小伙伴，也就得放弃它要成为“世界大国”的梦想。 威廉时代(1890-1918)的德意志领导层对这两种选择都是拒绝的，他们选择的恰恰是俾斯麦立国之初最先抛弃了的那个选择，即选择了另一个由讲德语的日耳曼人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奥匈帝国——作为它真正的盟友。在这里，民族文化的亲缘性发生了作用。它不仅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前提，而且也使历次欧洲战争中从未体现出来的现代民族的对抗性开始呈现出来。它同时也暗示着：一种“大德意志”式的联盟合作是惟有在讲德语的世界准备与它外部的世界进行对抗的情况下才会真正出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政治远见的俾斯麦是一位巨人，然而他也只是一位在命运逼迫下提心吊胆的巨人，尽管在他的任期内，他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压倒了他所预见的厄运。但是，那位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仅仅只是现代官僚政治中的一位原始人物，尽管他不知疲劳地修补，并始终以充沛的精力去避免那种不可避免的沉默无声的绝望，但也正是在他的手中，这个统一的德帝国被逐进入了一场无边的赌博。 四、魏玛德国的和平外交 在这场赌博失败之后，不仅德国的帝制崩溃了，而且德国的大量领土和人口也被分解出去了，但它民族统一体的主体框架仍然得到了保留，并保证了它潜在的大国地位。这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比较起来温和得多的惩处，主要由以下原因所造成： 首先，沙皇俄国在1917年的战争中由于自身内部的革命而崩溃了，而刚刚新建立起来的苏维埃俄国，正处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内战的局势中，随后它又面临着大量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负。因此，作为欧洲国家体系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个社会主义的苏俄，至少暂时性地退出了欧洲大国体系，这就又一次地带来了“克里米亚效应”。 其二，在德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崩溃的基础上，东欧出现了一连串的新独立国家，这些国家本身充当了所谓反共产主义的“防疫线”，从而也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与俄国从边界上隔绝开来了，也就是说，德国与那个东方翼侧大国现在不是邻居了。因此，在一个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开始得到特别强调的时代里，一个基本上按照西方政治模式建立起来的魏玛民主共和国(1918-1933)，从政治体制上讲，本身是能够被它周围的邻居们所接受的，但是，从经济上讲，它却并没有真实地被西方世界所接受，它得在缴纳1320亿金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的条件下过日子；从军事上讲，也不允许它拥有强大的力量，它得处于西方的严密看管之下。而德意志社会的传统权力精英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传统社会结构，却恰恰通过这种民主制度而得到了保留。 对于这种局势，英国历史学家格奥弗雷·巴拉克罗伊夫做出了独具眼光的评价：“如果不是德意志传统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们成功地利用了沙皇俄国发生的那场十月革命，利用了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崩溃的排泻物，利用了对一场欧洲布尔什维克化革命的恐惧，才维持了德意志的一种潜在的大国地位，那么，通过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德法战争得以实现的那个建立‘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帝国’的决定，不用在1945年，而是早在1918年就被重新修正了”。 这种潜在的大国地位是能够转变成事实上的大国地位的，但这取决于能否运用高超的国际政治手段，能否再度推行一项在东、西方之间积极的平衡政策。为实现这个目的，这个基本保持了统一框架的德意志共和国，再度进入到欧洲权力体系中的一种位置上来了，这种位置与俾斯麦时代德帝国曾进入过的那种位置相当类似。因为就连那个现在不是德国邻居的苏维埃俄国，在它的对外政策中，也是将这个战败的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同样作为“受战胜国压迫的国家和民族”来看待的。而且苏维埃俄国由于自身需要时间来进行它内部的现代化建设，首先得求助于来自德国的技术和经济上的援助，这就大大增加了这个德国共和国在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因此，在魏玛时代，甚至在并没有完全驱走它德国“世界政治”野心的情况下，长期担任外长的斯特莱泽曼开始运用俾斯麦式传统的“大陆平衡政策”，以逐步解除《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并为德国重新赢得事实上的大国地位。这种政策在当时的确存在某种成功的机会，如果不是那场世界经济大危机在1929年10月他去世后不久就到来了的话。 五、希特勒的战争冒险 这种机会由于希特勒所实施的野心勃勃的狂妄计划而被毁灭了。这位充分利用魏玛时代德国现代化的全面危机，并通过传统权力精英们扶植上台的纳粹党“元首”，企图通过战争来建立一种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欧洲大陆霸权国家，并以此作为最后登上“大德意志世界帝国”全球霸主地位的阶梯。 在为这场“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所作的外交准备中，直到1939年9月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希特勒都一直将“民族自决权”作为掩盖其侵略政策的有效工具来使用。这种使用在遵从原意的表象背后，具有全面修改《凡尔赛条约》的每一项规定的目的，而《凡尔赛条约》本身又是与各民族的“自决权”原则并不一致的。这就为希特勒全面砸开《凡尔赛条约》的锁链，完成发动侵略战争的外交准备工作，提供了一种行动上的虚假合法性。 正是在这种“民族自决权”的口号下，希特勒于1938-1939年成功地实现了“大德意志的统一”，这种“统一”本身也表达了自从1848年三月革命和欧洲革命以来从理论上讲可供德意志人想象的一种民族政治的选择。1871年“小德意志统一”帝国的建立，尽管否定了这种选择，但是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那场统一，同时也意味着讲德语的这个文化民族的头一场现代分裂。这种文化民族分裂的伤口所带来的痛苦，又恰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酷似一场德意志民族与它传统的外部世界的战争，由于这两个国家在这场标志着德意志人失败的战争中的共同感受，由于一战后对这两个有着共同民族文化渊源的国家所进行的类似的惩处，总之，由于他们所遭受的相同命运，而变得剧烈起来了。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世界中的民族主义，不仅具有“民族复仇主义“的成分，同时也具有普遍的“大德意志统一主义”的倾向。 在1918-1919年，由于协约国，即西方战胜国，出于平衡均势和强权政治上的考虑，没有去满足那个崩溃的奥匈帝国中讲德语的日耳曼人与魏玛德国合并在一起的要求，而这种合并本身也是斯特莱泽曼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远程目标。但在1938-1939年期间，在英、法“绥靖政策”的高潮中，希特勒通过对维也纳政府施加压力，通过策划奥地利纳粹分子暴乱，完成了这场“德奥合并”。随后他又将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统一了进去，并在1939年春，通过最后一次“非战争方式”完成了对默默尔的吞并。这种“不费一枪一弹”的领土获得，正是由于它能够用“民族自决权”以及“大德意志统一”的理想来辩护，因而也无疑在讲德语的世界里普遍受到了不难想象的欢迎。 希特勒建立起来的这个“大德意志第三帝国”，采取的是一种既不同于它的西方邻居，也不同于它的东方邻居的政治体制——种族主义的法西斯极权独裁的恐怖统治。在德意志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和经济体制如此鲜明地与它东、西两边的世界如此对立的，而且这种恐怖统治体制本身也是以不断向外扩张的方式来获取它“暴力现代化”的新活力的。它不言而喻的侵略性，是它周围的世界都十分清楚的，只不过在当时，欧洲大陆两边的翼侧大国，无论是西方的英、法，还是东方的苏联，都想利用这股危险的祸水去淹没对方罢了。在这场利用纳粹德国的斗争中，无论是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还是1939年8月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结果都证明，恰恰是这些东、西方大国自己被纳粹德国的外交利用和玩弄了。“攻击一方，就是攻击我们全体”的认识，是在东、西方大国都遭到纳粹德国的军事攻击之后才为他们所获得的。与此同时，一个注定令纳粹德国失败的“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大同盟”也就建立起来了。 尽管希特勒一时实现了“大德意志统一”，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停止下来，而是直奔欧洲主宰和世界霸主的权力方向，为此而不惜向整个世界宣战。在希特勒权力的巅峰时期和侵略战争胜利的初期，他也曾短暂地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并占领了部分北非地区。但是，由于他所贯彻的霸权主义空间政策，民族压迫和剥削政策，以及种族灭绝政策，从欧洲强权政治与平衡政策的观点看来，已经使德意志民族的“大德意志统一”的组织形式，失去了任何政治上的信任和道义上的名誉。因此，当这个“大德意志第三帝国”在它自身点燃的战争之火中崩溃后，对于绝大多数奥地利人来说，“大德意志统一”方案，作为一种可以想象的政治组织形式被排除掉了。而且自从19世纪以来，这种“大德意志统一”方案在欧洲平衡体系中就几乎从未有过和平实现的真实机会，因此，“大德意志统一”的政治组织形式也被德意志人排除掉了。 六、两个德国的分裂 在德意志为夺取世界霸权的第二场战争失败后，即使想要像1918年那样维持旧式的“小德意志统一”，首先从德意志社会内部来讲就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这个社会已不再具有传统政治的连续性力量了，这支力量已经在纳粹“暴力现代化”年代里被希特勒毁灭掉了。但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并没有给欧洲局势带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同的结局，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能带来“克里米亚效应”的又一场重复。相反的是，那个被希特勒所毁灭了的欧洲国家体系中的东方翼侧大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并没有在第二场世界大战中失败和崩溃，而是在这场战争中越战越强，并成为了粉碎纳粹德国统治的主力军。而且在这场战争结束之际，苏联已成为这片大陆上占居统治地位的力量，以至于这个大陆，仅仅只能更多地通过美国对欧洲履行的“义务”，才可能维持平衡了。在一场由反法西斯盟友向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对手的转化中，对战败的德国实行占领和管制的东、西方国家“冷战”式的对立，决定了德意志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民族统一体的解体，同时也注定了比在历史上最为狭窄的德国统一版图还要狭窄的领域内东、西两个德国的分裂。因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再度成为了一个问题，即使是一种“小德意志式”的重新统一，也不可能孤立的依靠德意志人自身的力量来解决。 这两个德意志国家，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欧洲和世界均势格局的缩影。在以“柏林墙”为标志的分界线两边，西欧国家在美国的协助下，保证着联邦德国政治、经济制度与自身制度的相似性；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同样也保证着民主德国政治、经济制度与自身制度的相似性，因而两个德国的分界线，成为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阵营的分界线和“冷战”前沿。两个德国双双被集合到各自分属的由一个超级大国所维持的规模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之中，并分别成为了各自体系内部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程度最高、财政上最为富裕的国家，就连民主德国也成为了人均产值高达一万美元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联邦德国人在“北大西洋体系”内还获得了远比民主德国人在“华沙条约体系”内多得多的对外行动自由。 七、德国重新统一与“欧洲一体化” 民族重新统一的理想，无论是民主德国人，还是联邦德国人，都从来没有放弃过。双方也都在担心，民族长期的分裂会使分裂的现实永久化。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联邦德国推行的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建立外交关系的“新东方政策”过程中，无论是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纪念碑前的下跪，还是施密特总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发表的东、西方和缓的演说，都无外乎要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改变德意志民族的形象，即经济上强大起来的德意志人已经洗心革面，不再会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了，而是一支决心维持世界和平的稳定力量，他们能够充当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但是，这种民族分裂的稳定性，又是与两大对峙的军事、政治集团各自的稳定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德意志重新统一的理想，就仿佛是一只无声的海螺，要想让它再度发出声响，除非欧洲能再次出现一场“克里米亚效应”。 超乎同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想象，这样的“效应”竟然再度出现了！苏联在与美国“冷战”式的长期对峙和军备竞赛的消耗中，在向外不断扩充势力范围的过程中，经济上变得日益困难起来。特别是它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失败，作为它力量虚弱的一个信号，就像过去沙皇俄国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一样，迫使它再度退缩回去处理它内部的事务。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世界超级大国连同它的东欧势力范围，陷入了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并带来了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因而也给德国的重新统一带来了过去意想不到的良机。 联邦德国政府立即抓住了这次良机。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声称：“新统一后的德国将绝无其他领土野心，我们将把统一德国的进程纳入到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去，统一的德国将是一个欧洲人的德国。作为欧洲人的德意志人和德意志人的欧洲人，我们将在90年代与我们东、西方邻居中的朋友们一起共同走向欧洲统一之路”。在做出了“促进德国统一，完善欧洲统一，为世界和平服务”的一系列保证后，两个德国通过与美、苏、英、法四大占领国进行的“二加四”谈判，并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形式，终于在1990年10月完成了这场德意志历史上的再次统一。 1990年10月3日，一面12平方米的黑、红、黄三色国旗，在《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国歌声中，升起在柏林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上。科尔总理声称：“这是本世纪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各国元首、总理们或是临场参加观礼，或是拍来电报表示祝贺。无论怎样，在全世界都承认这是一个重要日子的同时，人们也不免有各种担忧，甚至是恐惧。尤其在那些欧洲大陆国家里，这种担忧和恐惧成为了西方记者们发布各种耸人听闻新闻的原料产地。在这些记者的笔下，有的实事求是地描述着柏林“新纳粹分子”的一场声势不小的非法游行；有的意味深长地谈论着关于两个强大的德意志国家合并之后在经济、政治上的国际影响；有的一本正经地公布了在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新德国将独占鳌头的详细指数上的预测；有的煞有介事地描写着10年或是20年后的某一天，波兰不战而降，德军空降巴黎，伦敦坐以待毙，美国束手无策的有声有色的景况。……总之，被中断了45年的“德意志戏剧”在一个全新的、也是更为现代化的开端上又再度开场了。 这场重新开场的“德意志戏剧”的第一幕，就是新德国一次性地对不过10.81万平方公里的原东德地区投资10000亿马克，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性投资，也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投资密度最高的一次性投资。四年后这场投资便开始收效了，1995年新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高达34600亿马克，人均产值(若按8100万人口计算)约为42716马克。原东部地区的人均产值几乎翻了一番，而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经济也增长了13%。 经历了近200年之久的现代化进程，德意志才由过去的一个传统、分裂、专制、独裁、落后的农业社会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现代化、统一、自由、民主、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这近200年的历史，一再证明了欧洲局势对德意志统一强烈的制约作用，也一再证明了德意志对欧洲政局经常性地强烈干扰。因此，任何政治家的诺言，任何时事评论家的预言，都不足以使德意志的邻居们相信未来究竟是“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这个问题答案的肯定性，谁都不敢为这个拥有8100万居民、并空前现代化的强大新德国的未来打满包票。对未来良好的愿望与对过去恐怖性回忆中的担忧，在各国政治家思想天平上的分量几乎同等，越是靠近这个新德国的国家，对过去的恐惧与对未来的防范就越是显得强烈，而这恰恰又是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 对于现今的德意志民族来说，尽管这场重新统一，结束了“民主代表着分裂，专制独裁代表着统一”的德意志社会的旧时代特征，尽管这个统一的德国与整个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制度头一次变得完全相类似了，尽管这个新德国的经济又有了新的加速度发展，但是，从文化民族的统一关系上来看，一个民族，若是惟有“让所有讲同一种语言的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屋檐下”，才算是最后完成了它建立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任务的话，那么1990年10月完成的这场德意志统一，仍然称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统一”，而只是西部德意志与老普鲁士奥德河—尼斯河一线以西部分中的德意志人的统一，因为在欧洲，如今至少还有1300万以上讲德语的人是生活在奥地利、瑞士以及这个新德国的其他邻国之中的。因此，要想让所有讲德语的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屋檐下，看来最为理智的方法，就在于积极地谋求实现联邦主义的“欧洲联盟”的一体化理想。而这种理想，又恰恰是否定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民族国家”这个现代化概念的，因为它同时也得让所有讲德语的人与至少是基督教文化圈中的其他欧洲人一起，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屋檐下。 除非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所有欧洲民族，都认为“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作为一种现代化社会的组织形式已经过时了，因而必须用“新欧洲民族”的整体概念来取而代之，否则，未来的欧洲仍将不得安宁。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基督教文化圈中的欧洲人，首先是包括德意志人在内的西欧、中欧与南欧人，早已在作“欧洲一体化”运动的伟大尝试了。它的成功将能为所有这些民族提供远远超出各自民族框架范围之外的更好的信息传播形式、更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市场、更便利的资源配置、更灵活的资金与劳动力流动，并能使他们用“统一的声音”与外部世界对话，因而也无疑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现代化发展条件。在“统一货币、统一防务、统一外交”的21世纪“欧洲联盟”的道路上，无疑还有着种种无法预料的险阻，但是，这场伟大的尝试，代表了欧洲人在面临外部世界日益崛起的压力之下，对自身政治、经济、社会长期分裂状态克服的顽强努力，也代表了欧洲人避免自身沉沦命运，走向民主、统一、和平、发展的伟大时代步伐。这是一场伟大的探险，一次光荣而艰难的航程。它最终的成功是可能的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取决于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欧洲各民族政治家和人民的决心、智慧与努力。（完） 本文相关文献援引列表如下： 1， 安德雷阿斯·希尔格鲁伯：《奥托·冯·俾斯麦，德意志帝国欧洲大国地位的奠基人》，哥廷根1978年版(Andreas Hillgruber: Otto von Bismarck, Gründer der europäischen Grossmacht Deutsches Reich, Göttingen 1978)，第107页。 2，卡尔·哈默尔、彼得·克劳斯·哈尔特曼：《波拿巴主义，历史上的现象与政治神话》，慕尼黑1977年版(Karl Hammer, Peter Claus Haetmann: Der Bonapartismus, Historisches Phänomen und politischer Mythos, München 1977)，第85页。 3，约翰内斯·维姆斯：《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法兰克福1985年版(Johannes Willms: Nationalismus ohne Nation, Frankfurt 1985)，第11页。 4，约瑟夫·贝克尔、特奥·施塔门、彼得·瓦尔德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来历》，慕尼黑1987年版(Josef Becker, Theo Stammen, Peter Waldmann: Vor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ünchen 1987)，第48页。 5，赫尔穆特·科尔：《德国在欧洲中的未来》，赫尔福德1990年版(Helmut Kohl: Deutschlands Zukunft in Europa, Herford 1990)，第203页。 6，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1990年版(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 Die Deutschen In Ihrem Jahrhundert, 1890 1990, Hamburg 1990)，第280页。 7，《德国，政治、文化、经济和科学杂志》，波恩1996年8月第4期(Deutschland,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Kultur, Wirtschaft und Wissenschaft, Nr.4.1996. August)，第43页。 （本文为嘉宾在战略圆桌“近代西欧大国的战略与兴衰——世界千年战略经验”的论坛的发言，经过嘉宾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