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定会战的敌我伤亡人数差距惊人，日军方面伤亡5500人左右，至于我军的伤亡人数不会更少指挥更多。保定会战的失败原因是多样的，包括准备的缺乏、指挥思想的落后、指挥系统对作战的不适应、派系林立不团结等等。 保定会战敌我伤亡情况 这次日军进攻保定，共动用3个师团，140余辆坦克、装甲车，260余门火炮，60余架轻、重轰炸机，向我守军阵地进行猛烈的进攻。我国守军为了抵御侵略，与之进行顽强的战斗，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日军自承参战兵力为88500人，被我守军击毙1488人，重伤4000人以上。我参战部队伤亡约两万余人。其中第二十六路军和第五十二军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伤亡尤为严重。在南撤时，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战斗兵员所剩不满3000人。其战况之激烈，正如《大公报》记者所说：“(保定城垣保卫战)抗战之激烈，牺牲之悲壮，在平汉线为最甚。” 保定会战失败原因 保定会战的失败，给人们留下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论其失败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国民党最高军政当局缺乏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无法应付急剧变化的形势。地处抗日最前线的河北省没有必要的军事设施。当平津失守后，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根据参战部队的要求，准备把国民党中央空军用于河北，但河北境内竟然没有一个军用飞机场及所需的油弹准备。华北地区只有太原一个飞机场，而根据当时的飞机性能，无法从太原飞往这一地区作战。国民党部队武器装备十分落后，被视为杂牌的原西北军、东北军等武器装备则更加落后，一般只配备步枪、刺刀、手榴弹“三大件”。保定会战开始以后，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曾把配备有先进火炮的炮七团和战车防御炮两营派往河北前线，但蒋介石又于8月3日明确指示“炮七团位置应在保定或高阳附近，切勿置于最前线”，而战车防御炮部队“令其暂时集中于石家庄附近地区，但须疏散为要”。此时，战事正在房山、琉璃河一线激烈进行，这些先进武器放置在远离前线的后方，能发挥什么作用? 其次，作战指导思想保守陈旧，指挥系统层次重叠，不适应作战要求。在这次会战中，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不是充分利用我守军在地理、人数上的优势，机动灵活地与日军展开阵地战，而是沿用了过去内战时期的做法，以单纯的阵地式防守为主要作战手段。在8月20日制定的《第一战区作战指导计划》第七条“部队配置与工事构筑”中指出：“各部队无论其任务为防守或机动，务求疏散之配置，必须利用地形构筑工事，以达到步步为营能攻能守之要求，而增强国军之强韧性。”依据这一指导原则，战役指挥者把10余万大军分成3条防线，部署在东西近200公里，南北100公里的广阔地域上，与日军集中优势兵力，突击一点，穿插迂回的作战方法相对比，失败是无疑问的。《大公报》记者在评论中指出：“在战略上，也非变更不可。过去，各军奉到的命令，只是死守。但因敌人之长，长在炮火，而我之弱，弱在炮火，我军死守，敌军正可以发挥其所长，其结果遂使我军死守变成了守死。” 第三，参战将领各有各的想法，部队内部派系林立。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争由来已久，明争暗斗无时不在。国民党最高当局是这样，各参战部队长官也是如此。在军政部长何应钦7月22日致刘峙的电报中，明确要求“旧东北军系以军为单位分割使用”，防止其成为新的军事集团。在平津失陷前夕，各路大军云集保定准备北上，而平津最高军政负责人宋哲元却怕被中央军抢了自己的地盘，多次致电南京，要求“可否转请暂令准备北上各部，在原防集结待命”。负会战指挥全责的刘峙则秉承蒋介石“排斥异己”的一贯做法，把西北军旧部第二十六路军等放在最前线的房山、琉璃河一线，把川军的第三军等放在涞水、高碑店、新城一线，却把中央军放在远离前线的满城、保定、漕河一线。当第二十六路军在前线与日军苦战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刘峙却坐在保定视而不见，不派一兵一卒增援。8月22日，日军一部2000余人突破我军漕河防线，此时保定城内外有第五十二军，满城方面有第十七师。如果刘峙能立即组织部队围歼，此股敌军即可被消灭。而刘峙不但没有作出任何有利战局的决定，反而于第二天率先离开保定南逃。而防守固安一带的东北军旧部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为保全自己的实力，擅自撤离防区，使日军在无人抵抗的情况下渡过永定河，对前线守军造成腹背受敌的困难局面。 另外，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落后，不能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把握消灭敌军的机会。如日军第六师团渡过永定河陷于大片积水区后，其对外联系中断，重武器无法发挥作用。此时若能及时掌握这一情报，完全可以组织部队将其歼灭。 保定会战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其中不乏值得人们深思之处。那些在保定会战中流血牺牲的爱国将士，用他们的热血唤起了民众，浇灌了民族之花，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正所谓“民族之血，铸就民族之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