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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地区的佛教寺院中供养有各类佛教造像，现在所能看到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对它们进行综合研究，可以感知唐代宗教艺术等方面的杰出成就。 国外对于唐代长安地区佛教造像的研究，主要以新中国成立前流传出去的传世品为主，这方面的研究以日本为代表。他们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主要以传世品为研究对象，所以，研究过程难免有所欠缺，而且对唐长安地区出土佛教造像的总体特征把握尚显不足，对于新发现的资料也注意不够。 几十年来，唐代长安地区出土了大量佛教造像，也发现了为数不少的与佛教相关的遗迹、遗物。虽然国内已有学者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总的来看，国内有关唐代长安地区佛教造像及寺院的研究，仍然以资料报道和简单分析为主，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佛教造像的类型、艺术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等进行综合研究方面还比较薄弱，尚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对于长安地区的佛教造像，历来为学界所关注，如中国台湾学者颜娟英女士于1986年，以长安七宝台造像为题撰写的博士论文，就是对唐代长安地区佛教造像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此后她还就七宝台的造像问题不断地进行过探讨，着重探讨了七宝台造像的流失状况、象征意义，并对七宝台进行了复原研究。1998 年，常青先生在其所著的《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一书中，不仅公布了彬县大佛寺的基本资料，而且专辟一章即第四章，以“西京长安造像艺术的展望”为题，对彬县大佛寺石窟与唐代长安的造像样式、洛阳龙门唐代佛像艺术的形成、中国石窟造像艺术中的长安因素等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后来，常青先生又专门撰文，对唐代长安地区的佛教艺术样式及其渊源进行过探讨。常青先生的这些论著是至目前为止，对唐代长安地区佛教造像艺术最为深入而且是较为全面的研究成果了；王建新先生撰文对长安佛教造像的模式及盛唐时期造像的风格进行过论述；罗世平先生对四川的佛教造像与唐代长安佛教造像的样式进行过探讨；丁明夷先生曾对陕西临潼邢家村出土的金铜佛教造像艺术进行过专文论述。日本学者冈田健先生曾对长安地区初唐佛教像艺术进行过探讨；日本学者肥田路美先生在其《初唐佛教美术の研究》这部探讨初唐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的专著中，也涉及唐代长安地区佛教造像的问题，其中的“关于玄奘请来的释迦七躯像”“西安出土砖佛的制作及其意义”等章节，均涉及唐代长安地区的佛教造像问题。金申先生也曾对西安安国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进行过探讨，并在日本学者松原三郎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安国寺的白石造像，不仅有来自于幽州地区，也有曲阳一带的因素。裴建平先生在其《从关中出土的北魏佛造像看长安模式佛造像的形成》一文中，对长安地区的佛造像的长安模式问题进行了论述，这篇文章虽然论述的是北魏时期佛造像的长安模式问题，但对唐代长安地区出土佛教造像的探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白文先生的博士论文《关中唐代佛教造像的图像志研究》，对关中地区的唐代佛教造像进行了深入探讨。董玉祥也曾以《唐代佛教造像“长安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为题，进行过探讨。杨效俊女士的《武周时期的佛教造型——以长安光宅寺七宝台的浮雕石佛群像为中心》一书，对武周时期（680—712 年）的佛教造型进行了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武周佛教造型的代表作品——长安光宅寺七宝台的浮雕石佛群像进行了个案分析，其中第一章是对武周时期佛教建筑与造型的综合研究。第二章分析研究了武周风格的形成过程、特点及传播。第三章研究了和长安光宅寺七宝台浮雕石佛群像相关的两个图像学问题——降魔印佛像和十一面观音菩萨像。第四章是对七宝台浮雕石佛群像的风格和复原研究。第五章从武周时期的佛教造型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入手，分析了武周时期两京地区的佛教视觉文化。陈悦新女士对西安地区保存较好的 39件单体石立佛的佛衣进行了考古类型学分析，并根据造像纪年结合其他地区年代较清楚的造像资料，将西安地区单体石立佛造像分为三期：第一期主要在北周时期（557—581年），第二期主要在隋代（581—618 年），第三期大致在贞观时期（627—649 年）至开元（713—741 年）初，对进一步深入探讨西安地区北周至唐代佛像的年代等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上述论著之外，文军女士根据《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寺塔记》《长安志》《图画闻见记》等文献中保存的一些有关长安寺院壁画的文字资料，对长安城内寺院中的壁画题材进行过分类研究，为深入认识当时长安地区宗教信仰状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常青先生的一篇书评《浅谈石窟寺考古断代方法与样式研究——〈慈善寺与麟溪桥〉读后》，该文虽然属于书评性质，实际上行文中以读后感的形式对石窟寺考古研究中的断代与样式研究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对于佛教造像的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至目前为止，虽然长安地区的佛教造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都很少或者没有采用类型学方法对各类造像进行总结，给出一个总的判断标准。拙著在研究与论述过程中，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采用类型学方法，对唐代长安地区的主要佛教造像首先进行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根据佛教造像的细部变化，来探讨唐代长安地区佛教造像的发展演变规律，从而为各类造像提供一个判断年代的标尺。为什么要在观察佛教造像基本样式的基础上，以细部变化来探讨其发展演变规律呢？众所周知，在石窟寺的研究过程中，在同一个洞窟中，形制、造像、壁画等因素构成了洞窟的整体内容，而这些内容的变化经常是不同步的，往往是交错进行。这就得注意细部所产生的细微变化，而不只是体现在造像主尊的变化这一个方面。在注意发现并找出变化最快的项目的同时，还必须明白的是，洞窟之中越是主体的内容往往在很长时间内变化不大；相反，越是次要的内容变化越迅速。这是因为开凿洞窟的工作，在大的方面容易受到制约，而在一些小的次要的方面则可以加入工匠自己的设计，或表现一些新花样。所以，既要注意大的方面，也要注意细小的变化，而且细小的方面绝对不能忽视。对石窟寺的调查与研究如此，在对其他单体佛教造像的研究中，这一基本的原则仍然适用。 唐代佛教造像的研究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对这些造像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人的宗教信仰、审美观等，特别是唐代长安地区佛教造像作为当时佛教造像的典型代表，对它们进行研究更有学术意义。 唐代社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中外文化交流异常活跃，为佛教的兴盛和繁荣提供坚实的外部条件和物质基础。例如，唐代都城长安作为当时丝绸之路的起点，从长安到河西有南北两路：南路经扶风、天水、兰州至武威；北路经彬县、平凉、固原至武威。出武威或安西，在新疆境内分南、北、中三路西行：南路经若羌、于田、和田至喀什；中路经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至喀什；北路则自哈密、经吉木萨尔、伊宁西去。从河西到新疆是汉唐以来通西域的主要路线。与此同时，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也是畅通的。作为唐代文化中心与佛教中心的长安地区，由于其得天独厚的条件，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考古发掘的各类唐代资料来看，唐代艺术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大胆吸取，兼容并蓄，表现在佛教造像上，就是把传统的线刻艺术和立体造像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唐代佛教造像艺术达到了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的顶峰。通过对长安地区及其周围佛教造像进行研究，可以把握住唐代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脉搏，对于探讨唐代造像艺术的发展规律有积极意义。 （本文由孙莉、闫广宇摘编自 冉万里 著，《唐代长安地区佛教造像的考古学研究》之“前言”。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