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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历史的目的及功用 通常所谓历史，有两个意义：一指历史的本身，也就是过去的事实，如说“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华民国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一指历史的记载，也就是过去事实的记载，如说“我们应当研究历史”，”我最喜欢读历史”。我们要从历史的记载中，获得正确的知识，明了历史的真相，知道过去的事实是如何如何，这便是研究历史的目的。 然而，历史的记载不一定与历史的本身完全符合，我们不能说读过了历史的记载，就算获得了正确的历史知识，明了历史的真相了。如我国的历史记载——也就是历史书，并没有一部能完全正确地、具体地表现出过去事实的真相。我们要明了过去某一时期的真相如何，或某一事迹的真相如何，必须从多种历史的记裁中，去参稽考校，去探索寻绎。所以一个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懂得研究历史的方法。 在明了了历史的真相后，我们可以直接感受或间接地悟到许多知识与启发，这便是研究历史的功用。研究历史的功用，简略的说，有以下数端：（一）研究历史可以明了过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真相，因而使我们认识了现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是继续不断的演变的，不知道过去的演变，便不能了解现在的实况。也就是说，历史是告诉我们现在的由来，帮助我们看清现在，了解现在的。（二）研究历史可以看到人类文化演进的大势，国家民族盛衰兴亡的情况，使人知所警惕与勉励，更进而激发爱国家、爱民族以至爱人类的意识思想。一个国民不明了本国的历史，是不会有深切的爱国心的。犹之乎我们不晓得某人的过去情形，便不会对某人发生深厚的感情。（三）研究历史可以发达人类的合群的思想，明了群体与个人的关系。个人是群体的分子，群体的利害荣枯，也就是个人的利害荣枯。每个人健全了，这个群体自然也就是健全了。历史上国家的盛衰，政治的良否，经济的荣枯，文化的进退，都常常显示出这个道理。（四）研究历史可以多识前言往行，放大个人的知识，并使人知道注重经验，利用经验。从历史的记载里，看到明了许多事业成功及失败的道理，知道多些前贤往哲为人治事的方法与态度，获得了若干年来知识与经验的结晶，对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进步与发展，是有莫大的裨益的。人类的文化，后代比前代进步，个人的知识，后人比前人丰富，就是这个道理。 二、阅读与研究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也有卷帙浩繁的史书。即以重要的来说，如二十五史、《通鉴》、《续通鉴》、《十通》，各种纪事本末，以及近代出版各代的历史著作，已经使一个初学的人望而生畏，不知从何读起了。然而。研究历史不能专靠天才，若没有尽到阅读的功夫，是不能空谈研究的。但怎样去阅读，才能得到正当的效果，而不致枉费精力与时间呢？ 在原则上讲，一个初学历史的人，当然是要由浅入深，由简明渐趋于博奥。所以应先阅读几本近代出版的通史著作，如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钱穆的《国史大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书，以便明了我国历史大概的轮廓与简要的事迹，再读各种纪事本末，如《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这些纪事本末体裁的书，以每代重要的事迹各成一篇，首尾连贯，每篇的文字也不太长，读起来可不致感觉艰深枯涩而厌倦。此后再去读《通鉴》、《续通鉴》，及二十五史。《通鉴》是我国的历史名著，治史者必读的书。二十五史中，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必须详读的书，而且连注文都要细阅，以培植史学的根基，增进史学的修养。好好的读过前四史后，再读以次的便轻快容易，势如破竹了。不过，前四史以次的暂且不必完全阅读，只将每书中重要的本纪、列传及志读过即可，等到专心研究某一时代或某一事迹时，再去详细阅读某一部份。“十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除了《通志》中的本纪、列传外，都是记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典章制度的，最初不必全读，只将重要的流览，日后需要研究典章制度时再去查考。 读过主要的记载史实的书后，再进而阅读史学理论及批评的书，如《史通》、《文史通义》、《廿二史札记》等，与近代讨论史学方法的著作。不但要认识我国的历史，还要认识我国的历史学。 史料目录学的知识，也是一个治史者必须具备的。史料目录学告诉你“有些什么书”，“书的内容如何”，“价值如何”，“有哪些版本” ……等，使你阅读与研究的时候，知道哪些书是应当阅读，应当参考的。因为一个人很难把所有的书都收为己有，把所有的书都先看过的，如果你具备了史料目录学的知识，便可以晓得哪些书需要找来应用，在研究某一问题的时候，晓得哪些书里有关于这方面的材料：你虽然没读过这本书，或没见过这本书，也可以晓得它的内容与价值如何。 读过了重要的史书，知道了研究历史的方法，具备了史料目录学的知识，便可进一步做研究工作了。在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阅读的范围便不仅限于历史的记载，而须扩展到各方面的书籍。譬如研究宋朝的历史，除了阅读记载宋朝史事的全部史书外，还要博览那时代的文集、诗集，以及笔记小说之类的作品。要从广泛的记载里，研究探讨，才能求得历史的真相。一篇文章，一段笔记，一首诗，甚至一句话，几个字，有时都会成了研究历史的有力的资料。当你解决了疑难的问题，求得史事的真相后，不禁乐由心生，欢欣鼓舞，而感到研究学术最高的趣味了。 三、史料与著作 最简明的说，史料是片断的记载，著作是系统的叙述；史料是著作的资据，著作是史料的结晶。 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在史料上费深长的功力，如鉴别史料的真伪，评定史料的价值，会通史料的关系等等。对史料完全认识清楚了，才能明瞻历史的真相，才能从事历史的著作。 然而，鉴别史料，批评史料，整理史料，是很不容易的工作。如司马光修撰《通鉴》，集合数位专家的力量，费了十九年的工夫，而最艰巨最费时的还是在于史料的采择与剪裁。研究历史，从事历史的著作，主要的便是处理史料，处理史料得当，才能有良好的著作。 在著作之先，第一步的工作是搜集史料。搜集史料，要力求齐全完备，钜细不遗，凡是对于你的著作或研究范围有直接及间接关系的材料，都尽量搜集。第二步便是对于史料的审査工作。那些是有问题的，待考证的，鉴别评定之后，再加以分类排比，会通整理。然后再去其重复，删其芜杂，作系统的贯通，条理的叙述，才成为著作。从前司马光作《通鉴》，便是先将史料整理为“长编”，再删定写成的。 对于史料与著作的看法，往往因时代的递变及历史学的进步而定。如司马迁采取《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楚国春秋》等书撰著《史记》，若《史记》为著作，《尚书》、《春秋》等书是史料。班固作《汉书》，陈寿作《三国志》，范晔作《后汉书》，他们所根据的典籍是史料，《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则为著作。后来司马光作《通鉴》，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记载，于是《史记》等书又变成了史科。现在又把从前看做著作的书，如二十五史、《通鉴》、《通志》等，认为是史料了。 我们研究某部著作的价值，须先研究它所根据的史料。如果它所根据的史料就不可靠，或者著作人对于鉴别、整理史料没有精当的处置，那末这部著作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如《晋书》好引芜言杂说，稍具史学修养的人便辨认出哪些史料是不可靠的，因而它的价值也比不上前四史，《宋史》在一年内仓卒修成，其中重复、芜杂、错谬的地方很多，足见修《宋史》的人没有对史料好好的下过鉴别、整理功夫，所以不成为良好的著作。 四、考证与叙述 考证是求得历史真相的方法，是确定史料价值的手段。没有精密的考证，便不能真切的评定史料的价值与洞悉史事的真相，也就不能有正确的叙述。有些人认为考证是支离琐碎、没有意义的工作，是迂阔无聊的事，又有些人认为考证便是治史的目的。二者的观念都是错误的。 从事考证的工作，除了有精当的鉴别、批评史料的技术外，还需要“校勘”与“训诂”的能力。往往有人费了许多功夫，找了许多证据，为一段历史的记载作考证，求得了结论，辩解他的说法是对的。但后来经别人告诉他，或者他自己发现了他所根据的版本不好，文字上根本有了错误，或他根本把这段文字的意义弄错了。那末，不但他的考证没有一点价值，他所费的功力也完全冤枉了。 史料经过精密的考证后，才能有正确的叙述。历史的叙述，是治史的人将研究的结果，忠实的写出来，让读者得到正确的历史知识。在叙述史事的时候，有几点应当注意的:（一）要尽忠于史事真相的叙述，勿过重于文学的描写。有些叙述历史的人，往往逞现他文学描写的技术，而忽略了事实的本身。固然，文学的描写，是历史家应备的技术，能将历史的事实叙述得亲切动人，自是可贵，然而，却不能让文学的描写掩没了史事的真相。（二）叙述史实的态度，应当是客观的，公正的，不要让主观的心理上的偏见，妨害了史实的原形。我国过去的史官，常有因为私人的好恶，在修史时对某人或某事加以修饰或贬抑，便是不忠实的历史的叙述了。（三）要能融会贯通已撰定的史料，另成一种新的著作，使其有系统，有条理，让史事的真相，活泼地具体地呈现在读者脑际，不要使读者感觉堆积破碎，芜杂矛盾，而得不到正确的认识。（四）须注意材料的支配，详略的得当。不要把无关重要的事多占篇幅，以免累赘烦浮。在叙述一件复杂的事实时，要提纲揭要，眉目清楚，予人以明晰的印象。（五）在叙述的本身以外，可将史料的来源与考证史料选定史料的原由，择要列举作为附注，以便读者参考明了。如司马光写成《通鉴》后，另作《通鉴考异》，以明剪裁去取的道理，近代的历史著作，更多加有附注。但这种附注不要太凌乱，不要把没有需要的都添上，使读者厌烦。像近年某先生写的一本历史著作，附注竟比正文还多，便难免招受讥笑了。 五、历史与文学 一般的看法，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似乎是很密切的。如“文史”两个字常常用在一起，从前的人把《史记》、《汉书》当做历史读，也当做文学来读，近代出版的文学史，多把司马迁、班固二人以专篇叙述，并称他们的著作为“史文”。然而，在本质上，历史与文学是绝不能相混的。历史注重在事实的叙述，文学注重在情感的发挥。文学可以凭个人的主观渗入丰富的想像，历史则须纯粹以客观的态度把握叙事的根据。 文学的修养，是历史家应备的条件，但不是惟一的条件。一个历史家，能运用文学描写的技术来叙述史实，当然更能使他的著作生色，如果能忠实的叙事，而没有巧妙的文学描写的技术，仍然不失为一部良好的历史。但若仅知注重文学的描写，而忽略了叙事的真实，便不成为历史了。所以文学描写的技术，只是历史叙述的手段而不是历史的叙述的目的。不能因为某书的文学手腕高妙，就认为是优良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沈约、欧阳修等，都是史书的作者，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不过，在读《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宋书》、《新五代史》的时候，就不能以文学的眼光来评判其著作的价值。他们的文学修养是一回事，他们的历史著作又是一回事。譬如说，我们读班固的《两都赋》及欧阳修的《秋声赋》，是用文学的读法，而读《汉书》及《新五代史》的时候，则必须是历史的读法，着重在他的叙事是否真实，不能为文章的笔调所迷惑。 六、史评与史观 史评有两种，一种是史书的批评，如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其中评论文学的部分除外），一种是史事的批评，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及《宋论》。 《史通》及《文史通义》是我国最重要的两部史学批评的书，研究历史的人必须阅读。《史通》注重在讲史法，《文史通义》进而讨论史识与史意。二书都有真知卓见，实在是我国研究史学方法和理论的宝贵的作品。 王夫之《读通鉴论》及《宋论》，是依据《通鉴》与《宋史》中所叙述的事实，加以分析评论，往往有深远透辟的见解。对于历史的事实的看法与感想，常常因人类知识的进步和时代环境的更换而有殊异。王夫之的评论，在现在看来，就不免有许多是不正确，或已不令我们感觉兴趣了。所以这两部书的价值及对于研究历史的需要，便不能与《史通》和《文史通义》相比，《史通》和《文史通义》我们非读不可，而《读通鉴论》和《宋论》则可以不读。 史观是对于历史的看法或观念，在欧洲，演进为历史哲学。我国旧日学者的历史观，大致都以鉴往知来、垂训后世为主，也可说是实用的历史观。如司马迁所说“夫《春秋》（其实即指历史而言）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司马光所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至于欧洲近代的历史观，派别很多，其主要的有神权政治的历史观、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唯物的历史观、实证主义的历史观及表象主义的历史观等。 七、研究历史的基本工具 历史的范围是多方面的，研究历史所需要的知识也应是多方面的，所以，每个研究历史的人对于有关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等的常识都应该具备。不过，这些还可以等到历史知识充实了之后，再逐渐的培植。而研究历史最主要的基本工具还是语言文字。 历史的记载是一代一代留传下来的，没有语言文字上的修养，在你阅读史书的时候，就不会完全理解，因而无从谈到研究。现在有许多人虽然有志研究我国的历史，但在阅读史书时，首先遇到文字上的困难，尤其是那些没有标点没有注解的线装书，简直没法了解，只好望史籍而兴叹了。至如研究西洋的历史也是一样，如果不通欧洲各种重要的文字，如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徳文、俄文等，就不能做精深的研究。即使不做精深的研究，只是获得历史的知识，也须通晓两国以上的文字，如英文，法文等，才能阅读重要的历史记载。所以要打算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先要奠立语言文字的基础。这是对普通研究历史的人而言。若是专门对某一时代，国家、民族的历史做高深的研究，则又须了解其特别需要的文字，如研究元史应通晓蒙古文、土耳其文、波斯文，研究清史应通晓满文，研究印度史应通晓梵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