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梁漱溟
    没想到, 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到木樨地寓所拜访了梁漱溟先生。木樨地寓所是新盖的高层公寓，梁先生的新房子又现代又大，空空的。大房间给了我有点孤寂的印象。
    中国恢复高考后不久的1981年9月，我还是日本东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生，以第三批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的第一批高级进修生的身份，前往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留学，直到1983年。我在东大时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谭嗣同思想》，念博士后开始研究章太炎思想，尤其是它与佛教思想的关系;在北京大学有幸师从在佛教思想及近代思想研究方面很著名的楼宇烈教授，也能够上汤一介教授的道教课，并参加了张岱年教授最后一期研究生研习班，甚至有机会采访冯友兰教授。没想到一个日本留学生会遇到这么多难得的机会！我在这个时期确实有了很大的收获，可以说是个幸运儿。承蒙楼老师的建议，我决定一边继续研究章太炎，一边准备开始对熊十力（1885—1968）的思想进行研究，尽管当时很难找到熊十力的著作及有关资料。
    1983年8月，我参加了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戊戌变法85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会上认识了北大毕业的谭恒辉先生，也就是谭嗣同的长兄嗣贻的孙子（谭嗣同本人并无子女），他告诉我不久将在湖南举办谭嗣同就义85周年纪念会，并建议我试着向主办单位，即湖南政协提出申请，去参加这个活动。同年9月我正忙于准备回国的事情时，竟然收到了湖南政协的邀请书！因此我能够参加9月28日在长沙召开的纪念会和29日到谭嗣同故乡浏阳的参观活动及扫墓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结识了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1912—2012）先生及其夫人谭吟瑞女士（她竟然是谭恒辉先生的妹妹！），还有随行贾老的民革秘书郝军女士（也是北大毕业生）。
    纪念活动之后，湖南政协副主席与贾老他们开车带着我途经常德、桃源等地前往风景名胜地张家界（当时还没公开的）参观。路途遥远，路上聊天时，听贾老讲述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令人兴奋的故事。尤其使我惊奇的是，贾老自1940年代在重庆北碚结识了熊十力先生，之后对他“一直以师礼相待的”。在1950年代他们两位先生也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一听到我不仅做过谭嗣同研究，也要开始研究熊十力思想，贾老很高兴地要我去拜访与熊先生曾有四十年友谊的梁漱溟先生。
    没想到, 我离开北京经过上海回国的前一天，我记得正是梁漱溟先生90岁生日前三天（1983年10月15日），贾老和郝女士带我到木樨地寓所拜访了他！[《梁漱溟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开头部分的插页收录了梁先生一生的照片，里面有我拍摄并赠送的一张照片，为此我感到很荣幸。]
    木樨地寓所是新盖的高层公寓。我拜访过的大学者如王利器先生，他1957年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之后还受到了多次批判, 他的一家从北京大学教授住宅区被赶出来，平反后夫妻二人仍旧住在四合院的一间房子里，甘愿住在书房兼用卧室这样的逼仄的小屋里，即便如此，王先生仍旧陆续交出了好多部质量很高的书稿，这使我惊叹不已。梁先生的新房子则跟王先生的不同，又现代又大，空空的。大房间给了我有点孤寂的印象。这也许因为梁先生的前妻黄靖贤女士1935年逝世后，他1944年在桂林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在桂林当教师的陈淑棻女士结了婚（据说两位夫人的为人对比鲜明，有点耐人寻味）,其后陈女士跟他一起经受屈辱与痛苦，去世于“文革”结束不久的1979年，到现在，他只身一人已有四年了。
    那么我听到了什么宝贵的话呢? 已经是34年前的事情了，我记得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梁先生谈到他去南京支那内学院想找一位能在北大讲法相唯识学的学者，本来想邀请吕澂，但吕先生是院长欧阳竟无先生的最得意门生，因而学院不肯放他走。结果改变计划，邀请了熊先生，不料熊先生到北大后不久就开始批评唯识学而提倡“新唯识论”，这一段故事。我听到有关佛教的话题，感到高兴。回日本之后，我在介绍1985年12月份参加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事情时提及了这件事。至于那一次所谈到的事情，梁先生在我拜访那年的4月23日，以《忆熊十力先生》为题记下了（也可见于1979年写的《补记熊十力先生之为人及彼此交游之往事》一文中），1990年出版纪念熊十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玄圃论学集 熊十力生平与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时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收录于《梁漱溟全集》第七卷）。他整理并写下自己的回忆之后，我们所期待的更多的细节也就没能被留下来。况且由于作为刚开始研究熊先生与梁先生思想的外国博士生，可能我的历史知识不够多，提问水平有限，因为后来我发现我听到的回答差不多都是他著作里提及过的，这使我感到有点遗憾。
    我开始研究熊十力思想之后，自然也想要对梁先生的思想进行研究（发表过《民国时期梁漱溟思想的定位——超出“现代新儒家”的范畴》一文，收于《连锁的中国近代之“知”》，东京：研文出版，2009年，正在准备出版其汉译本），最近又想到应该对他民国末年为反对选举而写下的《预告选灾，追论宪政》（《观察》，1947年）等文章进行研究，因为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思考乡村政治实践论与他的历史观之间的关系，以此推动研究的深化。可惜没法再去拜访他，直接向他请教了，但他给我留下了一种特别超俗的、学院之外的哲人的印象，我期待这一印象可以帮助我理解他的思想。在此，再次感谢他那时候接受了我的拜访。
    （作者为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