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写得尤为真挚自然的名篇。其中讲到某一日，萧红穿了新裙子来鲁迅家，讨教先生的意见，鲁迅说她用红上衣配咖啡色格子裙显得太浑浊，继而发了一通评论：“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
    萧红于是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鲁迅答曰：“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什么时候看的……”“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此番鲜活的对话至今读来仍忍俊不禁。实际上，鲁迅对美学或曰美术颇有研究。鲁迅爱买书，据学者统计，从他到北京工作至逝世的25年间，收入的1/10都用来购书，位列家用、购房后的第三大开销。鲁迅的书账也记得格外详细，在他庞杂的书单中，美术相关书籍约占每年购藏的1/5。
    收藏家鲁迅
    周氏兄弟长大后先后负笈东瀛。明治时期的日本处于艺术西化风潮兴盛、现代美术制度确立的时期，鲁迅在日本大量接触西洋美术，开始有意识地收集画谱。鲁迅向来对图像的功能十分敏感，1906年直接触动他弃医从文的，并非文学，正是“关于战事的画片”上麻木的中国人。1908年他和周作人、许寿裳等一起筹划创办介绍外国文学和美术的刊物《新生》，虽然《新生》最后因“资本逃走了”而夭折，但那时鲁迅就计划“准备利用图画做宣传工具了”。
    1912年，鲁迅受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北上京城，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等事宜。除了有同乡这层关系，蔡元培也略知鲁迅对美学美育富有心得，他毕生注重美育，提倡“美育代宗教”，但时人能体会的非常少。蔡元培指派鲁迅到教育部暑期演讲会讲授《美术略论》，鲁迅日记中记载一共演讲了5次，不过听众多则二十几人，少则几人，有次他冒大雨赴约，结果一个人也没来。局面如此惨淡，也没让他完全挫败，鲁迅在1914年还组织开办了中国第一次儿童艺术博览会，并择优作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展。
    鲁迅的公务员生涯长达14年，过得并不很开心。他刚到北京的头几个月，蔡元培就被迫辞职，新任总长范源濂用道德教育代替了美育课，鲁迅对此愤愤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教育部的差事是个闲职，鲁迅在日记中写“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时为公务员的鲁迅
    为了不白白浪费时间，鲁迅开始搞收藏，那时琉璃厂还叫“留黎厂”，他一有空就饶有兴味地去淘宝，搜集了不少金石拓片、碑帖、版画、古钱币，甚至古砖，并辑校《嵇康集》等古籍。民初乱象发展到袁世凯决计称帝时，政治空气日益紧张窒息。抄古碑成了鲁迅逃避世事浊恶、麻醉自我的一种方式。
    设计家鲁迅
    鲁迅与美术青年交流时自谦不懂画，在给魏猛克的一封信中曾评价自己：“我不能画，但学过两年解剖，画过很多死尸的图，因此略知身体四肢的比例。”其实他不仅懂行，专业，也常亲力亲为做设计。
    1909年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教书时，画在备课笔记封面上的一只猫头鹰留存了下来，不仅被后来的传记作者用以封面装饰，还常作为LOGO出现在有关鲁迅的大型美术展览上。猫头鹰造型线条简括，极为精炼传神，如今看来仍极富现代性，有专业人士称“绝不是信笔拈来之作”。沈尹默曾描写鲁迅，“在大庭广众中，有时会凝然冷坐，不言不笑，衣冠又一向不甚修饰，毛发蓬蓬然，有人替他起了个绰号，叫猫头鹰”。鲁迅一直将这种传统文化中的不祥之鸟引为知己，用以自况，“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不大吉利的事……”
    
    1909年鲁迅画的猫头鹰
    还有两个著名的设计也出自鲁迅。民国初立，刚到北京的鲁迅便与同事许寿裳、钱稻孙一同受命设计了国徽图案，相当一段时间内北洋政府的钱币、旗帜、勋章上都使用了这一图案。国徽设计颇似欧洲古老世族的家徽，按照鲁迅撰写的说明文字，创意脱胎于《尚书》，图案包含日、月、星辰、山、龙、凤、总彝、藻、火、粉米、黼、黻等古代冕服制度中的12种吉祥物，又被称作“十二章图”，象征国运久长太平。
    1917年，蔡元培在上任北大校长的第二年，要设计校徽，没有聘请美术专业人士，而是径直找到了鲁迅。鲁迅的作品被刘半农戏称为“哭脸校徽”，其实相当简洁有力。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北”字像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有如一人背负二人，寓意三人成众，北大人肩负开启民智之重任。徽章结构紧凑，形似一具脊梁骨，又可延伸出国家民主进步脊梁之意。这个校徽一经提交即被采纳，一直用到1949年，在20世纪80年代重又启用，现在的北大校徽就是在鲁迅设计基础上丰富而来的。
    
    1917年鲁迅为北大设计的校徽
    鲁迅爱书如命，他的平面设计才华，同样辐射到书籍装帧领域。他是作家中最早关注书刊设计的人，早在1909年的日本，他就为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设计了封面；一生设计的书刊封面多达六七十种，堪称中国现代书刊装帧设计的先驱。他给自己的小说集《呐喊》设计的封面，暗红底色上压着扁方的黑色块，压抑之感袭来，中间是书名和作者名的阴文。“呐喊”两字也有用心，两个“口”偏上，喊字的“口”刻意居下，很像人在高声喊叫时的口形，也正契合了集子“铁屋中的呐喊”的主题。
    
    鲁迅设计的《呐喊》封面
    鲁迅甚至画过建筑设计图，早年归国后即为表弟郦辛农家设计了一幢屋子，据亲友回忆，造型功能都颇有日风；1923年兄弟失和后，鲁迅购得西三条胡同的房子，亲自设计改建、监督施工，著名的“老虎尾巴”即出于此。
    
    鲁迅设计的《萌芽月刊》封面
    鲁迅还被尊为“毛边党”党魁。鲁迅曾表白，“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但毛边书边裁边读的闲情雅兴，难为大众接受，影响销量。鲁迅曾在文章中霸气地写道：“与李老板（即北新书局李小峰）约：别的不管，只是我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不过随后他就沮丧地发现，除了送他的几本样书外，书铺里售卖的还是“毫无‘毛’气、四面光滑”的书，继而感叹改革社会之不易。
    艺术赞助人鲁迅
    有学者称“鲁迅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位通人”。鲁迅在日本时就通读当时所能读到的西洋文艺史，后来亲自编译了《近代西洋美术史潮论》，他很早就评议过高更、蒙克、梵高等画家，私藏的画册里各流派无所不及。
    上海繁荣开放，现代书店林立，买西洋画册比在北京容易多了，除此之外，鲁迅还请托留洋的徐梵澄、曹靖华等晚辈替他在欧洲、苏联搜购版画，他也买漫画大观与时人的画集，并保持着一贯的趣味，继续购藏佛道墓志的拓本。鲁迅的美术视野无疑异常开阔，而他在1929年选择发起新兴木刻运动，不单是雅好的驱使，更着眼于对现实的影响。
    鲁迅对美术作品质地不肯苟且，往往很挑剔。施蛰存回忆鲁迅翻译的《文艺与批评》排印时，曾请他加入一幅苏俄文艺家卢那察尔斯基的肖像，叮嘱要做成三色铜版。因为鲁迅一直不满意，最后反复重印4次才获首肯。施蛰存虽被折腾得够呛，但也感慨鲁迅对于艺术“从来不随便”，而那张插图画像，“是当年上海所能做出来的最好的三色版”。
    许广平说鲁迅每每亲手做信封，有时用别人寄来的信封翻转面来重做；平日里一切包裹纸、纸袋摺得平平整整，绳子也卷好，随时可以应用，就是如此节省物力。曹聚仁回忆鲁迅除非万不得已，最不愿意借书给别人，一部新书到手，连忙依分类急急包裹起来，连用绳子都有讲究；有时还自己拆散修理线装书，重行装订。
    但对木刻青年，为了他们能开眼界、汲取各家之长，鲁迅热心自费出版本国、外国的版画集，连送带寄。早期常和他合作书封设计的陶元庆，36岁病故，是鲁迅出了300大洋为其置坟。逝世前一年，鲁迅在病中自费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扉页印着“有人翻印，功德无量”，鼓励“盗版”，只愿该书能广为流传。
    萧红回忆鲁迅病重时，“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画是一张苏联画家着色的木刻，小得和纸烟包里的画片差不多，“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的花朵”。萧红问为什么鲁迅先生有那么多画，独选了这张放在枕边，“许先生……也不知道”。无人能知晓。死亡轰然降临的前夕，纯粹的美与空宁，占据这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