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写 《倾听台静农》时，自己觉得搜罗的资料已较完备、详实了。然，非也。最近听到陶英惠先生述说他亲力亲为的有关台静农的一件往事，深为感动，现写出与大家分享。
    陶英惠，史学工作者，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64年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曾任第五任院长钱思亮、第六任院长吴大猷秘书组主任和胡适纪念馆主任，直至退休。陶先生腹笥丰盈，著有 《中研院六院长》 《蒋介石冯玉祥交往实录：蒋冯书简新编》 等。笔者近年专事“民国文化人背影”系列写作，常向陶先生请益，先生平易近人，有问必答，常为拙作匡误，受惠良多，遂结亦师亦友之缘。
    台静农 (1903—1990)，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肄业，先后执教于辅仁大学、山东大学和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自1928年后六年间，他先后三次无辜被捕入狱。他是鲁迅的学生，1932年他全程陪同鲁迅在北平作五次演讲，鲁迅对其厚爱有加。台静农每次下狱，鲁迅都竭力援救。1946年为抗议教育部对白沙女师风潮的野蛮处理，愤而离职。迫于生计，应许寿裳之邀赴台湾大学执教，担任台大中文系主任，一做二十年直至退休。他的治学严谨，待人宽厚与人生追求的执著，影响了台湾一代学人。1960年《自由中国》 被判“罪”停刊，雷震等被捕，编委聂华苓被监控；他人躲之不及，台静农却亲自出马，把聂华苓请上台大讲席。台湾学界因此赞他：
    “学问、襟抱、道德、文章，尤令后人敬仰。”
    台静农对民俗学、书法史和中国百年思想史有独到的研究。他多才多艺，工书、善画，亦能治印。他追慕晚明书家倪元璐，张大千称他是“三百年来写倪字的第一人”。他的书法以草隶见长：草书奇逸，隶书端凝。启功形容他的字错节盘根，玉质金相。台静农亦喜欢收藏，鲁迅的讲稿 《娜拉走后怎样》 即为其一。据资料，他生前珍藏倪元璐五幅真迹，于去世前三个月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静农还收藏了蔡元培先生题赠张目寒的条幅。在他病危期间，家里人问他这幅字何从得来。他说是以五幅自己的字向人家换来的。台静农之所以珍爱这幅字，除了对蔡元培的崇敬外，还因为受字者张目寒是他的同学，他与鲁迅的相识也是经张目寒介绍的。1989年9月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访台看望台静农，回大陆后在 《团结报》 发文，谈访台见闻时，披露台静农家有一幅蔡元培墨宝。蔡元培的四子蔡怀新，时在复旦大学任教，读到这篇文章后，就写信给陶英惠———还在一年前，陶英惠访问上海蔡元培的故居，蔡怀新与其姐蔡睟盎曾迎送、接待过他。蔡怀新信中问能否得到一张台公馆提供的父亲手迹照片。陶英惠入台大时读中文系，虽是台先生的学生，但无过从，二年级时就转入历史系师从历史学家姚从吾，与李敖同班。他接信后，于1990年7月9日径致书台先生，说明蔡先生的后人想得到那幅墨宝的照片，敬请惠允。是时台静农患食道癌，病势沉重，由他的学生、台大张亨教授代复陶英惠，同时寄上一张台先生与那幅字的合影。信中又说，台先生有意物归原主，如果蔡先生的公子来信写个收据，便无条件璧还。台先生的义举令陶英惠十分感动。当时，蔡怀新家无电话联络，陶只能致函蔡怀新，请他火速回复并把收据寄来，以便他持条去领字。可这封信偏偏走得很慢很慢，久久不见复，而台先生的病越来越重。台先生的公子台益坚对父亲说：“蔡家既然到现在没有回信，这幅字就留给我们做纪念吧!”时台先生已不能言语，但用手示意：“不可以! 我已经答应送还蔡家，你们不能留下!”台家人想在老人还在世时了却他的心愿，通过“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庄申庆转告陶英惠，台先生恐来日无多，强调台先生愿意将那幅字送还蔡家，这比将字留在台家要有意义得多。因迟迟得不到蔡家回复，最后商定先由陶英惠代蔡怀新出具一纸收据，把字领走，再转蔡家。陶英惠觉得这是一件成全老人心愿的好事，便写下收据领了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如此贵重物件，陶英惠唯恐有失，不敢邮寄。适1992年4月29日，上海社科院汤志钧教授到台北作学术交流，陶英惠遂托请汤教授将那幅字带回上海交给蔡怀新。
    就蔡元培墨宝完璧归赵这件事，陶英惠先生十分感慨地说：“台先生珍藏的蔡先生的这幅墨宝，蔡家人只希望得到一张照片，而台先生不仅先送照片，而且坚持完璧归赵。在世风浇薄的今天，这种事太少见了。”
    这也印证了台先生常书赠友人的一句名言：“于玩世中恭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