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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对东夷这一部族群体多有记载，构成了后世研究我国上古乃至远古时代的主要材料。近年来，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学科对东夷文化的研究互鉴互补，逐渐形成研究视域的融合，东夷文化谱系越发清晰完整。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张富祥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史前部落联盟的重要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五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就此而言，东夷族人和东夷文化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张富祥：中国古史上所称的东夷族是个集合的概念，泛指上古乃至远古时代中华本土东部地区的部族群体，其分布地域大抵在今豫东到渤海、黄海沿岸地带及其附近岛屿。古夷人的称呼是相对于古代中原人而言的，在商代甲骨文中普遍被写作“尸方”，偶尔也见到“东尸”一词。“尸”字本指一种正规的踞坐姿势，即席地而跪、两脚向后、上身挺直、双手放在膝盖部位的坐姿，即“跠踞”。直到春秋时代“尸”才被置换为“夷”字。从先秦历史文献来看，夷人的称呼在夏代就已流行，如战国中叶成书的《竹书纪年》中就已有关于夏代“九夷”的记载。《后汉书·东夷传》概括为“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实指众多的东夷部族。传说中的“太昊”（“太皞”）、“少昊”（“少皞”）原为东夷集群的总名，分指东夷族先后兴起的两大部落集团。在被司马迁列为中国正史开端的“五帝”时代，东夷集群已分化为许许多多不断重组的部落集团，如著名的蚩尤部、颛顼部、帝喾部、帝舜部、皋陶部、伯益部等，都源出于更早存在的太昊、少昊两大集团。在五帝时代的大规模部落战争中，代表东夷集群的蚩尤部与非东夷集群的炎帝部、黄帝部发生激烈的冲突，最终蚩尤部被打败，各大集群相互妥协，建立起最早的、以黄帝部为主导的中原部落大联盟，大大促进了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民族融合。 在史前中原部落大联盟的演进过程中，东夷集群始终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如颛顼部、帝喾部、帝舜部都曾上升到盟主的地位。新石器时代，东夷文化的底色是定居的农耕文化。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五帝时代，东夷文化创造出一系列灿烂的早期文明成果，在当时中华全域的地域文化中居于先进的行列。 夷夏融合形成华夏文化早期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夏王朝建立后，其与东夷部落的关系是怎样的？在探讨中华文明起源视域下，应该如何认识上古时期的夷夏关系？ 张富祥：五帝时代末段，即传说的尧、舜、禹相继为盟主的时期，黄河流域各大集群间的关系相对稳定。到夏王朝建立前后，由于原始的“禅让制”（即各大集群轮流执政）开始向新兴王朝的姓族体制过渡，各大集群间的利益冲突再次凸显，其间最重大的事变是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夷夏交争”。禹正式在位的时间不长，在他去世后，东夷皋陶部没有能够依规则继位，与夏人抗争的东夷伯益部也告失败，禹的儿子启取得王位，禅让制被改变，肇开了同一家族父子相传的姓族统治局面。启死后，崛起的东夷后羿部驱逐夏王太康而“代夏政”，后来寒浞又取代后羿并弑杀夏王后相。后相的遗腹子少康长大成人后，带领夏人部众反攻，灭掉寒浞，恢复了夏王朝，史称“少康中兴”。严格地讲，直至少康之子后杼在位时期，夏人进一步向东扩张征服东夷，夏王朝才算真正巩固下来。这些在《尚书》《国语》《左传》《史记》等书中都有一些记录。夷夏交争前后持续百年左右，可以说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成立阶段的最后一次大事变。《竹书纪年》中记载后相时“征风夷、黄夷”，少康时“方夷来宾”，又记夏代中后期“九夷来御”、“命九夷”、“六夷服从”、“诸夷入舞”等，反映了当时夷夏关系。所以后世以王朝定义的夏文化，实质上已是以夷夏融合为基础的华夏文化的早期形态，不再是单纯的部族文化。夏文化包含着浓重的东方文化因素，如禹贡对舜贡的传承、夏历与东夷“火历”的衔接、夏代礼器的形制多来自东方、夏乐源出于夷乐、夏后氏尚黑的风俗反映出东夷黑陶文化传统等。 中国古史上所讨论的夷夏关系，是在中国上古集群分布的大框架之下，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分析的。如东夷文化，现时一般用考古的大汶口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作界定，宽泛地理解就是指黄河下游流域的文化；相对而言，那时的西夏文化主要是指黄河中游流域的文化。老一辈史学家研究古史，虽对上古族系与文化界域的划分不同，但都有具体的规定。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学说，把中国上古文化分为六大区系，与文献史学的族系研究和地域文化研究是相通的。傅斯年着眼于夏、商、周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的历史，强调那时政治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因而提出“夷夏东西说”，认为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这一看法的核心是承认华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演进曾长期以东西向的黄河流域为轴心。夏胜夷是自西徂东，商胜夏是自东徂西，周胜商又是自西徂东，这些都是明显的历史大势。华夏文化是在四方文化集中指向黄河流域的碰撞、交流与凝聚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其构成因素不止于夷、夏，核心地带在中原，这与华夏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并无冲突。对华夏历史的追述，仍应重视《尚书》按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辑的体制，这一体制深刻反映了先秦学者对早期华夏历史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认识。“华夏”一词来源于“虞夏”，原是时代名词，而同时灌注了民族、地域、文化的含义，秦汉以后逐渐与“中国”一词合称而有“中华”之名。 文献史料与考古史料需要相互补充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上古时期的东夷文化记载都带有神话性，应该如何看待这类文献的研究价值？ 张富祥：关于上古神话的研究，文学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切入的角度不同。在政教合一的时代，“神话”和“史话”本来就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所谓“历史化”未必是由于后人的加工造成，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商人的图腾祖先神话，但商人记录本族的历史也一定会首书必书，因此也可说是“史话”。神话和传说难以用史学方法考实，但史学考证有时也需要一些想象。譬如传说中的太昊、少昊、炎帝、黄帝、蚩尤等名号，作为一种人文符号来看，我以为应具有三重含义：代表部族或集群神灵、代表部族或集群实体、代表部族或集群领袖。过去有学者认为诸如炎帝、黄帝等都是神而不是人，而尧、舜、禹则是人而不是神。其实，神话传说中的“古帝王”都是既有人性、人格，又有神性、神格的，对这类“元符号”的具体含义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只用简单的人神两分法对待。神话传说是反映古人信仰观念和社会生活的口传资料，现在研究古史和古文化，关键在如何运用各方面的知识和方法，合理地整理、发掘和利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东夷文化的研究，不同学者往往立足于不同学科背景持不同的观点。您如何看待不同学科对于东夷文化研究的相互影响？ 张富祥：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献史料与考古史料的积累都非常丰富，以两种史料相互印证与综合分析的学术工作，可说是中国古史与古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一般地说，考古资料是“死”的、静态的、直观的，文献记录则是“活”的、动态的、经过选择和加工的，二者性质不同而有内在的相关性，虽不能相互代替但可以互补。具体就东夷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山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已建立起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的完整谱系，夏、商、周三代考古也成果丰硕；当今山东地域的范围，与海岱古文化区的界域差别不大，所以时代越靠前，本地区考古文化归属于东夷文化的可靠性也就越强。东夷文化研究的中心任务，应是系统梳理古夷人文化的渊源及其演进过程，描述其不同阶段的基本风貌和重大成就，深入探讨其独具的特色、特质和发展道路等，以便为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这需要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各方面学者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