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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国名很早就存在，它既是一种中国人延续下来的国家称谓习惯，更蕴含着丰富深厚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意义。以往学界以“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而成为正式的现代国名的观点，现在看来未必靠得住。据笔者考察，民国以来，并没有哪个正式颁发的宪法乃至草案型的宪法，有过类似的“简称”规定。其实它是数千年王朝国家通称“中国”的某种历史延续。这一点从1911年11月11日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成立谋略处后，公开声明的五项决定中“称中国为中华民国”的说法（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见《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可以得到集中体现。由于辛亥革命时，王朝国家因“中华民国”的建立而根本转型，“中国”或“中华”也就从王朝通称转而变成与新建的“中华民国”可对等互换的另一个习惯性国名。笔者以为，与其说“中国”是“中华民国”的简称，不如说“中华民国”是以否定帝制之王朝国家的新的形式，再次确认了“中国”这个历代王朝共享之通用国名，从而实现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延续。 一 实际上，作为各朝代通称的传统国名之“中国”，不仅被入关后的清朝统治者和一般臣民用为与“大清”对等的习惯性国名，明末清初以降也得到西方列强的了解和使用。应该指出，China、Chine和Cina等成为欧美流传至今的对应汉字“中国”国名的相对固定称谓，有一个历史过程。早在明末清初，这一过程实际上就已逐渐开始。明末时，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将《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整理后在欧洲出版，风行一时。书中明确告知欧洲人：这个古老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马可波罗称之为Cathay，“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而葡萄牙人之所以称之为China，则是由交趾人和暹罗人称这个帝国为Cin而来。利玛窦还告诉欧洲人，“除了新王朝一来就取一个名字以外，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各个时代一直沿用的称号，有时候别的名字就和这个称号连用。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Ciumquo）或中华（Ciumhoa），第一个词表示王国，另一个词表示花园。两个词放在一起就被翻译为‘位于中央’。我听说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页）。 在当时通行的汉语词汇中，作为人们熟知的国名，唯有“中国”或“中华”具有可与China（Chinese Empire）、Chine、Cina等古今相续之内容相互对应的历史纵深。各具体王朝之名如汉、唐、明、清等，均无一能够胜任。事实上，明清以降的中西历史上，可以说China、Chine、Cina 等与“中国”或“中华”的国名之间，具有某种相互对应、规约、彼此互动的特性。无论中国是改朝换代还是建立民国，西方都仍习惯保持不变地称之为China、Chine、Cina，与此同时，“中国”或“中华”的贯通性国名，在国际舞台沿用并实现其一定程度的意义转换，最终成为通用的现代国家名称。 正如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康熙时代开始，“中国”作为与“大清”同义且更为西方人所熟悉的延续性国名开始进入近代国际条约（如《尼布楚条约》）。尤其是清中叶以后，“中国”或“中华”作为与“大清国”含义相同并可互换的另一个主权国家国名，更是直接与China等词对应，与西方列国在表面对等的主权条约国意义上使用，并得到各种国际条约的中外对照本之习惯性运用与“承认”。如1842年中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南京）条约”的汉文文本中，就是“中国”和“大清”混用不分的；中法“黄埔条约”亦然。而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的汉文文本开头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结尾签字处则注明“大合众国钦差全权大臣驻中华顾盛”。十余年后的中美“天津条约”里，也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称大清皇帝为“中华大皇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最主要的西方强国在与中国签署条约的本国文字条约文本中，有时干脆就直接将“大清”二字译成China。如前面提到的中英“南京条约”的英文本里，大清皇帝的对应词就写作Emperor of China；大清国也直接写作Chinese Empire。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再以1868年《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又称“蒲安臣条约”）中首次涉及中外“国籍”问题的条款文字，来进一步加以说明，因为现代“国籍”问题通常都与“国名”称谓紧密相关。该条约汉文版的第五款和第六款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为了显示其有别于其他西方列强，美国还在条约第八条中特别表示：“凡无故干预代谋别国内治之事，美国向不以为然。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催问之意……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该条约的英文版，无论是“大清大皇帝”还是“中国大皇帝”，一律都译成Emperor of China，完全不加区分。 1869年，特别看重《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在中美关系史上之重要地位的美国传教士倪维斯（John Livingston Nevius），特将该条约作为附录收进其英文名著《中国与中国人》一书。同时，该书关于中国的国名部分明确指出：“中国人讲起自己的国名，最常用的是‘中国’（Chung Kwoh）Middle Kingdom；另一个名字是‘中华国’（Chung Hua-Kwoh）Middle Flowery Kingdom；……此外，统治王朝的各朝代名称也经常被用，比如目前就又称作‘大清国’（Ta Tsing-Kwoh）。”可见，当年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王朝名和历朝通称国名的混用，就已然十分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汉字文化圈内野心勃勃的东亚国家，日本对作为国名的汉字词“中国”和“中华”字面上体现的某些内涵十分敏感和反感。1871年，中日两国在商讨立约标题时，日方就认为题头与日本并称的“中国”称谓有失妥当，“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约内两国相称，明书国号为正”。对此，中方强硬地回应道：“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来笺谓己邦边疆荒服而言，似属误会，未便照改”。显然，中方认为“中国”乃是与“大清”对等、对外亦可使用的国号，不能改变。但深谋远虑的日方却并未就此罢休，在条约付署之际，又再度重申了不可用“中国”作为条约起首处国家之称的理由：“中国，东起满洲、朝鲜，西至西藏、后藏、昆仑山，若将其域内称作中国，那么其域外之地岂不是要被视作外夷？说到底就是要以‘中国’自居。”最后，主持中方修约的李鸿章作出让步，商定条约起首处以“大清（国）”和“大日本（国）”并称，而中文文本内是否与“大清”同等使用“中国”之称，则随中国之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