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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馆修书是历代统治者重要的文化政策，清代尤甚。一般来说，清代官方修书馆分为常开之馆、例开之馆和特开之馆。所谓常开之馆，即持续开设、书成不闭之馆，如国史馆、起居注馆等。所谓例开之馆，即定期开设、书成即闭之馆，如实录馆、玉牒馆等。所谓特开之馆，即特旨纂修某书、书成即闭之馆，如明史馆、三通馆等。就文颖馆（又称皇清文颖馆）而言，学界有两种观点，一说文颖馆属于例开之馆，一说属于特开之馆。事实上，从文颖馆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例开之馆还是特开之馆，都与文颖馆不甚相符。文颖馆的立废凡四次，康熙朝初设，虽撰成《皇清文颖》，但因体例未备而未能刊行。雍正朝复设，续辑《皇清文颖》而未成。乾隆朝再设，撰成《皇清文颖》并刊行，文颖馆的地位得到确立和发展。嘉庆朝又设，完成《皇清文颖续编》一书后并未闭馆，又继续编纂《西巡盛典》《治河方略》《明鉴》等书，可谓盛极一时，却因一场大火而急剧衰败并退出历史舞台。文颖馆作为清代前期和中期文化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清代文治兴衰休戚相关。 通过严密文网控制士人思想 文颖馆的诏开与清初统治者在文治上实行教化和控制的政策密切相关。清入关后，连年战争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部分明朝遗民对清初统治者也极为不满。于是，统治者为收买人心，开始施行教化与控制的文治政策。一方面，统治者致力于延揽名儒开馆编刊书籍，以宣扬文治；另一方面，在编刊书籍时制定严格标准，以“钦定”名义将不符合专制统治要求的文章排除在外，大兴文字狱，通过严密文网控制士人的思想。 顺治帝即位后，提出“兴文教、崇经术”口号，意在招揽儒学淹通的人才，以佐文治。康熙帝认为“治道在崇儒雅”，标榜文治。终康熙一朝，康熙帝对诗文词赋非常重视，不仅广搜人才，而且编成了多部重要文学典籍。康熙十二年（1673），命翰林院官员进呈所作诗赋词章。十七年正月，为展现其求贤右文之意，谕令吏部，要求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及在外督抚、布政使、按察使等推举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的人才。十八年，博学鸿儒科正式诏开，由康熙帝亲自面试各地推举之人，最终延揽一大批饱学之士。二十四年，命徐乾学编校《古文渊鉴》，通过规范文体、文风以加强文化建设。不久，又谕令各部院广为搜求善本典籍，以副稽古右文至意。四十一年，御制《训饬士子文》，提出“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的规绳。四十三年，命张玉书等人纂修《佩文韵府》。四十四年，彭定求等人奉敕编纂《全唐诗》。四十五年，陈元龙奉敕编纂《历代赋汇》告成。四十八年，康熙帝在武英殿设文颖馆，命陈廷敬、王鸿绪等人纂辑《皇清文颖》。五十一年，《皇清文颖》告成，共140卷，其中御制诗文60卷，臣僚诗文80卷。这部《皇清文颖》因选择不够精当，未能刊印发行。但是，这种通过钦定诗文控制士人思想的方式得到了后继统治者的认同。 雍正帝即位后，多方延续康熙帝的文治主张。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在给礼部的谕旨中称“文章之道，与政治通，所关巨矣”，要求礼部取士时，所选文章务必“雅正清真，理法兼备”，这与康熙帝的标准一脉相承。十一年，雍正帝效仿康熙帝开博学鸿儒之举，谕令内阁，要求在京满汉三品以上官员及在外督抚、学政等保举宏通博雅、淹贯古今的学者。十二年，刑科给事中黄祐奏准，派员遴选臣工诗文，刊布直省。同年，复设文颖馆，以重修《皇清文颖》，馆址在翰林院衙门内的清祕堂西斋房，任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工部尚书徐本为文颖馆总裁官，兵部尚书魏廷珍、刑部尚书张照、吏部侍郎邵基、刑部侍郎杨超曾、内阁学士方苞和励宗万为副总裁官，大多为雍正朝重臣，足见雍正帝对文颖馆的重视。对于《皇清文颖》的编纂标准，雍正帝曾面谕张廷玉等人，一再强调选录文章务必谨严，以音律和平、词义正大为标准。不久，雍正帝驾崩，重修《皇清文颖》一事未能完成。文颖馆的诏开为清代文治建立了一个新的阵地，而对文章选录的严格要求也成为清代君主实行文化控制的手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