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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士人文化控制达到顶峰 乾隆时期，统治者在稽古右文的旗帜下大力倡导文治，不仅在文章选取方面制定了严格统一的标准，而且扩大了文字狱的范围，对士人的文化控制达到了顶峰。乾隆帝即位以后，继续搜罗学识渊博、经史淹通的学者。乾隆元年（1736），诏举博学鸿词科，选取于振等15人为博学鸿词。翌年，又补试万松龄等5人为博学鸿词。其中，刘纶、于振、周长发、朱荃后来成为文颖馆所撰《皇清文颖》的提调校阅官。 乾隆帝继续推进文颖馆的工作，并制定《皇清文颖》的选文标准。乾隆元年，命方苞编选《钦定四书文》，以规范士子的时文写作。六年，乾隆帝任命户部左侍郎梁诗正、内阁学士汪由敦为文颖馆副总裁。九年，乾隆帝命文颖馆编纂《皇清文颖》，以张廷玉、梁诗正、汪由敦为总裁。十二年，《皇清文颖》告成，共124卷，其中御制诗文24卷，臣工赋颂及诸体诗文100卷。至此，康熙朝以来《皇清文颖》的编纂终于修成正果，而文颖馆也完成了其代表作，其地位得到确立和发展。 在乾隆帝看来，编纂《皇清文颖》不仅是为了完成康雍二帝的未竟事业，还有重要的文治意义。乾隆帝认为，清朝开国已经百余年，文化日益昌盛，可以与三代相媲美。在文化上表现最明显的便是文章，如能汇集本朝优秀诗文，必能彰显文治。历数各代诗文结晶，汉代有《西汉文类》，唐代有《文苑英华》《唐文萃》，宋代有《文海》《文鉴》，元代有《文类》，明代有《文衡》，而清代独缺，这是乾隆帝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编纂《皇清文颖》势在必行。乾隆帝标榜“圣鉴之明”，强调“特崇雅正”，要求“未经乙览，概不入选”，使得《皇清文颖》所选诗文多为歌功颂德的和音，从而完成了对文章标准的统一，由此达到了控制士人思想的目的。《皇清文颖》体裁多样，有表、论、说、解、序、记等20余种，文章作者几乎囊括了清开国百年来的名臣儒士，尤其是收录了大量宗室诸王的诗文，并冠于群臣之前，这无疑是在展现清朝的文治之兴以及统治阶层良好的文化素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