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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文颖馆实施文化统治 嘉庆帝继位后，秉承乾隆帝文治之风，拓展了文颖馆的功能。终嘉庆一朝，文颖馆参与了诸多书籍的编纂与增修，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如《皇清文颖续编》《全唐文》《西巡盛典》《钦定明鉴》《治河方略》等，文颖馆的地位由此达到顶峰。 嘉庆十一年（1806），御史叶绍楏奏请续编《皇清文颖》以光文治，得到嘉庆帝批准。十二年，在咸安宫后殿的原实录馆处设立文颖馆，命董诰、戴衢亨、曹振镛、潘世恩、觉罗桂芳、英和、秀宁、周兆基、陈希曾为文颖馆总裁官，按照“文则清真雅正为宗，诗以《国风》《雅》《颂》为本”的标准，续编《皇清文颖》。十五年，《皇清文颖续编》告成，共164卷，其中乾隆帝御制诗文38卷，嘉庆帝御制诗文18卷，诸王臣工诗文108卷。嘉庆朝《皇清文颖续编》与乾隆朝《皇清文颖》交相辉映，成为展现清代文治之兴的重要著作。 十三年，嘉庆帝为展现其重农务本之至意，命文颖馆臣增修乾隆年间刊刻的《授时通考》一书，在耕织图卷内附上嘉庆帝所题诗文，并交武英殿补刊。同年九月，又命文颖馆臣编辑《授衣广训》，收录康熙帝御制木棉赋、方观承所呈棉花图、乾隆帝御制诗章以及嘉庆帝御制诗文等，以彰显嘉庆帝轸念民依之心。同年十月，嘉庆帝鉴于康熙帝钦定的《全唐诗》风行海内，有裨于诗教，于是效仿康熙帝，命文颖馆臣将内府所藏《全唐文》详加校勘，进呈刊行，以展现嘉庆帝崇文讲学、嘉惠士林之意。不久，文颖馆设立《全唐文》编修处，阮元、徐松等学者参与其中。十九年，《全唐文》纂辑完毕，嘉庆帝作《御制全唐文序》，阐述其纂辑《全唐文》以彰文治的用意。他认为“文章为政事之大本，从身心性命中发出”，“正文风以端士习，端士习以厚风俗”，因此需要对《全唐文》进行重新纂辑，以正人心，从而昌明正学，使士庶归于正道，“共登右文盛世”。 十六年，嘉庆帝命文颖馆臣续辑《清凉山志》，以接续康熙、乾隆年间所修《清凉山志》。同时，又命馆臣将巡幸五台山时皇上启銮至驻跸清凉山等大典纂为《西巡盛典》，以补充《清凉山志》。十七年，续编《清凉山志》和纂辑《西巡盛典》告成。同年，御史王泽奏请刊刻《治河方略》以重河防，得到嘉庆帝批准，并由文颖馆负责此事。文颖馆总裁曹振镛等人积极筹备，行文在京各衙门及河道总督，咨取康熙以来有关河工的圣谕、臣工条议等资料。至嘉庆二十四年，已纂辑《治河方略》正、副本。然而未及刊刻，便毁于当年的文颖馆大火之中。十八年，嘉庆帝偶阅宋代范祖禹所著《唐鉴》，认为该书考镜得失，其议论有裨于治道，于是命文颖馆臣仿《唐鉴》体例，纂辑《明鉴》。对于《明鉴》的纂辑，嘉庆帝十分重视，多次审阅，并对馆臣所犯错误严加处置，总裁官曹振镛、戴均元等人因此被议处。在嘉庆帝的严格审核下，文颖馆臣几易其稿，最终于嘉庆二十四年撰成《明鉴》24卷。 所谓“成也嘉庆，败也嘉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却终结了文颖馆的历史使命。嘉庆二十四年十月，文颖馆不慎着火，虽经全力扑救，仍有多间房屋被烧，《治河方略》等资料也毁于大火之中。火灾之后，烧毁的房屋未再修造，《治河方略》也改由翰林院纂辑。不久，嘉庆帝驾崩，文颖馆随之退出清代文治舞台。 对于文颖馆而言，初设者给予了其专门编纂《皇清文颖》的使命。但是，随着清代文化的日益发展，统治者的文治需求日益增加，后继者又赋予了其更多的政治任务，使其在清代文治舞台上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的实质便是文颖馆日益成为清代君主规训士子、巩固政权的文化统治工具。正是文颖馆长跨度、多功能的特点，使得其发展命运与清代文治兴衰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清代君主的文化统治中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