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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民族主义建构过程的“乡土性”承载物，“民俗”与“民俗学”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理论，对这两个概念的形成过程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进一步反思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问题所在。从国际民俗学发展的实例中可以看出，民族国家的知识精英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发现维系民族国族认同的民间文化资源，并以此寻求民族国家振兴的力量源泉；而从中国的民俗学建构过程来看，作为“新国学”的“民俗”也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它并非是什么先验的存在物，并且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民俗”也正在被重构。 关键词：中国民俗学；乡土；民族主义；想象；共同体 作者简介：王晓葵，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 一 绪论 民俗学的产生与民族主义的关联，已经有很多成熟的研究，刘晓春在《民俗与民族主义———基于民俗学的考察》一文中，分析了德国、芬兰、日本等国民俗学的兴起、发展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刘晓春指出，德国的民俗复兴、芬兰史诗《卡勒瓦拉》、日本的“一国民俗学”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现象，上述三国的民俗学史显示，当一个民族国家迫于外来压力时，本民族国家的知识精英会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发现维系民族国族认同的民间文化资源，寻求民族国家振兴的力量源泉，因而作为传统文化的民间文化成为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民族主义将民族、文化、国家、国民等现代理念赋予民间文化，使之成为具有现代性本质的公共文化，这些超越地方的公共文化，由于其生成过程的建构性特征，促使人们反思其本真性。上述论点提醒我们，民俗和民俗学并非是一个先验性的存在，它是一个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并且被建构的概念。而且，它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被重构。这个过程，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和诞生的过程中也不例外，我们在这里希望通过梳理中国“民俗”和“民俗学”概念的流变史，揭示民俗学这门学科的当下困境产生的学理根源。 二 民族主义、“乡土”与“民俗”想象 安德森在1983年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出了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历史性和非本质性的讨论，引发了学界对民族、国家、民族文化、民族主义这些固有概念的反思。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论，是对民族的本质主义和超历史的存在这样一个过去的民族主义的认知的批判，安德森命题的核心在于，当人们处在诸如传统村落这样的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面”的状态下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认同是通过体感和直觉建立并强化的，其特征是本质主义的。但是，民族国家则不同，一个“国家”无论面积多么小，人口多么少，也无法向村庄这样，建立一种面对面的本质性的关系。那么，如何让一群没有血缘、地缘关系的人相信，他们之间同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并为之狂热甚至牺牲呢？安德森给我们的答案就是“想象”。他说，（民族）“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甚至听说他们。” 那么，民族国家这样的共同体，应该如何“想象”。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了若干个“想象”民族的媒介，比如纪念碑、语言、出版物等。对于纪念碑，他说，“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这些纪念物之所以被赋予公开的仪式性的敬意，恰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可以塑造的，或者是根本没人知道到底是哪些人长眠于其下。这样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 “树碑立传”是自古以来人类彰显和记忆代表了某种价值的人物与事件的方式。安德森认为，近代出现的无名烈士纪念碑，是世俗化社会建构民族国家记忆的重要手段。这些纪念碑的下面并没有埋葬任何人，因此，它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可能，它是作为一个意义生产装置被建构的。在这里，纪念碑彰显的那些和我们并不相识的烈士“偶然”的战死，被转写成为了我们“共同的国家”的“必然的牺牲”。那些“牺牲的烈士”与我们这些参观者、追悼者在纪念碑前相遇，通过纪念仪式将无名战士的“死”与参观者、追悼者的“生”联系起来。而“为民族而死”，“为国家献身”这样的碑文或悼词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民族国家“想象”的有力媒介。 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媒体，除了纪念碑之外，安德森还强调了“语言”，语言所具有的“原初性”（primordialness），也就是说无人能够定出其诞生的日期，很容易给人以本质性的，根深蒂固的特点。就像用英语说的话，往往会让英国人感到似乎是“先祖所传递下来的“英国性”（Englishness）。 其实，和语言同样具有“原初性”的还有“风俗”，或者“民俗”。我们在本文的绪论已经提到，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尤其是后起的民族国家如德国，芬兰，日本，对“民俗”的想象和“民俗学”发生，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虽然相关的环境和语境有所不同，但是，从清末“中国民俗”的发现到民国时期歌谣收集运动，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后的“新民歌”运动到近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都难逃民族主义的文化魔咒。虽然民俗学界整体上依然把民俗学当作研究“民俗”的学问，而无视其发生时代的特定的问题意识，但是，近年也有学者开始反思民俗学的困境产生的原因，提出用“日常生活”来取代“民俗”概念，用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的概念反思民俗学的学术范式。我们认为，有必要从民俗学的发生重新讨论这个概念的本质特征，来反思中国民俗学发展过程的概念的误读导致的方向性的错误。 “民俗”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用“风俗”或者“风”“俗”来称呼。在对古文献中的风俗观进行分析的论文中，都指出了风俗的地域性差异。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就是指各地有独特的习惯存在。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前提是“一致性”或者“同一性”。日本学者吉泽诚一郎用“国土的一体性、国民的一体性、通时的历史的一体性”来表述清末“中国”同一性想象的内涵。 吉泽举例指出，1905年美国排斥华工，国内各地开展了抗议活动，广东、上海、天津各地虽然组织形态不同，但是，超越出身地的“乡土意识”的“中国人”意识得到普及和强化，另外，当时的革命派的报刊大量登载中国地图或分省地图，来向读者展示中国国土的空间图像，将国家的疆域概念可视化。强化了国土的一体性和国民的一体性。 另一方面，在清末，“乡土”的概念成为当时民族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中，对地方“乡土性”的强调，不但没有阻碍对国家的“一体性”的认识，反而成为养成国民爱国之心的出发点。当时的地方史志教材的广告有如下说明：鄙会认为，小学阶段当培养国民之基础。西洋各国的教育，皆重视乡土史志之教科，在喜闻乐见中教授身边的最为有趣之事，既可提高学生的记忆力和感受力，又可激发热爱乡土之心，由此知爱国者也。上述言论，和日本早期提倡民俗学的芳贺矢一有共同之处。芳贺矢一在创建日本民俗学时曾说： 德国之乡土研究极为盛行。通过乡土的口头传承来开始进行国民教育。这也是教育的基础所在，通过民俗研究、进一步发挥乡土的趣味、涵养爱国精神。 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能够体感和直接认知的绝非抽象的国家观念，而是自己生活的现实空间———乡土。唯有通过这个可以感知的部分着手，才能让爱国这一情感有着落之处。 有学者认为，20世纪前期的这场对“乡土”的关注，是“期望以地方风俗文化的挖掘，来为现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寻找到一种可以确认的精神特质和价值传统，从而落实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政治”。 这个观点还认为乡土建设和文学界“乡土文学”的兴起，民俗学界“歌谣运动”的发起，以及社会学界“乡土重建”与“乡村教育”的实践，都体现了“乡土”在现代性的国族建构和社会转型中的重要意义。而与之相关的“地方”、“民间”、“基层”、“民众”、“民俗”等概念，也在这一话语体系中获得新的价值确认与意义表征。 这种从“民间”走向“民族”的文化逻辑，体现在对“乡土性”的构建，杜赞奇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在20世纪的中国，地方话语在诸如人类学、民俗研究、地理学、地方史以及乡土文学这样的学科中，而且部分地在诸如乡土重建运动和毛主义的群众运动这样的政治实践中，被生产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