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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歌谣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12月，其前身是1918年2月成立的歌谣征集处，国学门成立后，歌谣研究会并入，并创刊了《歌谣》杂志，在发表了大量各地收集的歌谣作品的同时，也发表了一些研究的文字，其中有人就提到，需要在收集歌谣的同时，也调查各地的民俗，并开展研究。 民俗不但随时而各异，亦随地而变更，处于流动性状态的。古语说：“千里不同凤，百里不同俗”。又说，“异方异俗”足见社会上，此地与彼地的民俗，一定是不同的。可是要知道民俗在社会上，很占重要势力，故不得不研究民俗学；欲研究民俗学，又不得不研究歌谣。因为歌谣完全是表现民俗的一种东西，代表各地风俗人情的特色，最为显明。所以我们研究歌谣，是为民俗学立一基础，能将各地的歌谣，收拾整齐，对民俗学就不无贡献了。 这样的认识，可以说当时歌谣研究会同仁的共识，于是，1923年5月，成立了风俗调查会，而在对各地歌谣和民俗的调查的时候，方言的问题又浮出水面，因为歌谣本来就是地方性的口头传承，不懂方言根本无法调查，因此，国学门同仁在1924年1月正式成立方言调查会，1924年5月改称方言研究会。一时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学术机构中，研究本国学问的国学门的五分之三的研究组织都和民俗学有关系，这个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事件。 从研究的成果来看，国学门中民俗学的比重也是相当大的，陈以爱统计了国学门的机关刊物《国学门周刊》从创刊到停刊共161篇来稿的内容分布，其中民俗学一类有81篇达到了二分之一。在后来1926年10月《国学门周刊》改为《国学门月刊》以后，在一共发表的100篇文章中，民俗（歌谣、唱曲、风俗、传说）依然有34篇，占到了三分之一。 源自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以及后来的国学门中的民俗学研究，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的重要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然而，这个看似轰轰烈烈的学术运动，在1927年后，民俗学的中心南迁广州之后，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突然急转直下，迅速衰退。分别由容肇祖、钟敬文、刘万章主编的《民俗周刊》，1928年3月21日至1933年6月共出123期后停刊，1936年，在中山大学主持民俗学的杨成志重办《民俗》季刊，重振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但是，这时的中国民俗学，已经处于偃旗息鼓的状态了，（中略），杨成志干脆以彻底的欧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强力注入民俗学。 对于民俗学的困境，主持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工作的刘万章对当时的状况有如下描写： 现在有些成名的民俗学者以其说他是民俗学专家，不如说他为了某种目的——他的专门研究的目的——的获求，去研究民俗学。文学家会从歌谣故事传说中得到许多他们的假设的证明。教育家也会在歌谣，故事，传说，风俗中得到他们应用的材料。历史学家会在故事，神话，歌谣，风俗中得到他们研究的对象的有力证明。社会学家也可以在风俗中得到强有力的证明社会的组织和其他。此外研究政治的也可以借助于民俗学……。你看民俗学的包含如此广阔，谁不向它着手呢？可是事实上有点不尽然。因为它给人当作“副业”般的去研究它，到了正目的达到时，或者用不着它来做辅证的时候，他就不大理会它了！ 无独有偶，当年极力提倡民俗学研究的周作人也对民俗学的未来显得灰心丧气，他甚至在为民俗学的译著写的序言中，发表如下议论： 民俗学———这是否能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似乎本来就有点问题，其中所包含的三大部门，现今好做的只是搜集排比这些工作，等到论究其意义，归结到一种学说的时候，便侵入别的学科的范围，如信仰之于宗教学，习惯之于社会学，歌谣故事之于文学史等是也。……民俗学的价值是无可疑的，但是之能否成为一种专门之学则颇有人怀疑，所以将来或真要降格，改称为民俗志，也未可知罢。 缺少独自的理论方法，满足于收集和整理资料。这个对民俗学的批评一直延伸到现在，而且，民俗学的内在危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美国、德国、日本等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国家，其民俗学在学术殿堂的地位，都逐渐边缘化。而贵为“国学”的民俗学，为什么在中国短短不到十年，就迅速衰落。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民俗”是现代民族主义建构过程中“乡土”的承载物，是政治文化建构的产物，并不等同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经验性事实。对此，岩竹美加子指出： 民俗学是从对现代化及外国的控制以及外来文化的对抗而发生的。其思想基础是文化是以民族和国家为单位来呈现的。其旨趣在于“发现”民俗中由于现代化与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丧失之后而被感知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原型或底层。创造出独特的民族性和国民性。 而当民族国家的建设告一段落，这些被赋予“民族的”、“固有的”、“本质性”的意义的生活方式，丧失了原有的价值，而忘记了原有的问题意识，把当初作为手段的“民俗”当做研究对象，以为研究“民俗”的学问就是“民俗学”，则必然导致路越走越窄的结果。 从学术本身发展的特点来看，民俗学本来是外来的学问，但是，在其发源地英国，它也不过是发育不全的一半带有对文明社会残存古老习俗好奇的学问。因此，和其他诸如哲学、社会学、法学等成熟的学科相比，可以从西方得到的借鉴并不多。而“国学”的其他部门如语言文字和历史之学，有中国自己的固有学术传统可做支撑，可以在吸收西学的方法的时候，有自己的根基。当初对民俗学感兴趣的学者，基本上都来自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学科，他们对民俗学的兴趣，一部分源自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思潮，一部分来自文学革命的实际需要，当这两个任务告一段落的时候，大家都纷纷回到自己原来的领域发展，比如顾颉刚的历史学、胡适的思想史、周作人的文学。当政治革命和新国学建设两个目的完成之后，对“民间文艺”或者“民俗”的关注迅速降温，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结语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民俗学出现了“人类学”转型，以当下的共时性调查取代了寻根追源的文化史式研究。随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则给民俗学新的影响，其利弊在学界尚无共识，但是大批民俗学家投入到非遗保护的工作中是不争的事实。民俗学所做的大量对民俗事项的调查直接服务于申遗报告书的书写。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第二次“意义化”作业，一百年前，被赋予“民族心声”、“国魂”的那些生活方式，在非遗保护的语境下，被叙事为代表各个共同体的文化传承，这个层级以行政单位划分，从县市级到国家级乃至世界级。而其价值和意义也由原来教科文组织的对文化多样性保持的初衷，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地方振兴经济的名片等多重价值。而近年来急速城镇化带来的中国人的生存焦虑和困境，又引发了诸如对“乡愁”的无限遐想。“保护乡愁”“保护古村落”“建设美丽乡村”“非遗进课堂”“非遗进社区”“非遗产业化”等观念和概念，似乎给民俗学家们又提供了无数课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民俗学对这些社会问题提出足够有影响力的“民俗学式”的解答。究其原因，我们没有摆脱固有的“民俗”当做先验性存在的思维，这种“固化”民俗的思考模式，妨碍了我们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解释的可能性，同时也无法探讨新的研究范式。为此，我们认为，民俗学的学科魅力不在于对独占某些研究对象，而是对别的学科也能研究的对象提出“民俗学式”的解读。而什么才是“民俗学式”的研究方法，有很多学者已经提出了建设性的见解，郭于华提出将口述史的研究范式延伸到民俗学传统的口头叙事中，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等概念应用到民俗学的研究之中。此外，岩本通弥、王晓葵等人提出将记忆理论结合到民俗学的“传承”研究中，开拓对战争、灾害、老龄化问题的“民俗学式”的研究。这些都对新时代的民俗学的开拓与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本文原刊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