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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文化，文明与历史。古今学人的世界文明观。文明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世界历史的中心及不断西移趋势。 现代人无不以“文明人”自诩。 那么，文明是什么呢?文明从何而来呢?文明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呢?过去的文明对现实社会又有什么影响呢?大凡真正的“文明人”多多少少都会关心这些问题。如果一个现代人对此完全漠然置之，即使他已家财累万，他仍然算不上一个文明人；至少可以说，他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文明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明与文化的含义基本一致。人类活动留下的一切痕迹都可以归入文化的范畴；而文明则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人类文化，这个阶段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虽很短暂，但却是真正有意义的时期。因此，真正的文化还是在文明时代。在中国传统中，“文化”最初就是“以文教化”的意思；在西方传统中，文化的原意也是“开发脑力”、“启迪心智”等。而文明，也正与这种“开发”和“教化”相共生，是它们的历史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高级形态。一般来说，文明包括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个大的方面。 文明的历程就是历史。“历史”至少有四种含义：其一，一切过去了的事物都是历史，无论人类还是自然界；其二，人类自身发展的历程即历史；其三，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史称“历史”，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史称“史前史”；其四，对人类活动的记载也叫历史，有时叫历史学。很明显，我们要取的是第三个层次的含义。世界上人类文明的历程也就是世界文明史，至今已有大约6000年。 不过，比起40余亿年的地球史、30余亿年的生物史、300万年的人类史来，6000年的人类文明史几乎只是一个瞬间。 因此，有人不认为人类文明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20世纪早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大地上战火纷飞．而英国牛津大学的课堂上却安安静静，一位年轻的教师娓娓而谈，正在给他的学生讲授古代希腊历史。 当讲到希腊大史家修昔底德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年轻教师好像“理解力突然得到了启发”。他体会到：修昔底德早已经历了今天西方人所感受到的经验，在哲学意义上，修昔底德的世界与今天的西方是同时代的；不仅古希腊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关系是这样，而且一切文明之间的关系都应如此，各种文明都可看成是同时代的。 此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阿尔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被西方人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其后30年，汤因比潜心苦研，披肝沥胆，穷毕生精力著述了堪称20世纪史学之最的鸿篇巨制：12卷本的《历史研究》。 在汤因比看来，将人类文明分成古代、近代、现代是毫无意义的，世界历史是“同时代”的各个文明的集体传史。他用他那一套方法进行考察，认为在人类居住的地球上，曾经出现过26个文明。 有16个文明已经死亡：希腊文明、叙利亚文明、伊朗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育加丹文明、马雅文明、拜占廷东正教文明、朝鲜文明。 有5个文明在生存中就已停滞：波利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鄂图曼文明、斯巴达文明、游牧文明。 有5个文明还在发展中：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包括中国及其分支朝鲜、日本)。这5个现存文明都是某个先在文明的第二代：西方文明是希腊文明的第二代，东正教文明是拜占廷东正教文明的第二代，伊斯兰文明是阿拉伯文明和伊朗文明的第二代，印度文明是古代印度文明的第二代，远东文明是古典中国文明的第二代。 然而，如此惊人之语并非汤因比首创。他受到了前一代的德国人施本格勒的诸多影响。施氏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中，曾提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八个高级历史文化，即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希腊罗马文化或阿波罗文化、伊斯兰文化或祆教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或浮士德文化。 施氏之前半个世纪，就有俄国先哲丹尼尔夫斯基提出了文明类型说。丹尼尔夫斯基概括人类世界已有12个文化历史型：埃及型、中国型、古代塞姆型(西亚古代各族，包括亚述、巴比伦、腓尼基等)、印度型、伊朗型、希伯来型、希腊型、罗马型、新塞姆型(阿拉伯)、日耳曼—罗马型或欧洲型、墨西哥型、秘鲁型。 他还特别指出，每个文化可受别的文化影响，但其本质特色不会变。如希腊型特色是美，欧洲型特色是科学，塞姆型是宗教，罗马型是法和政治，中国型是实用的事物，印度型是奇思、幻觉和神秘主义，正在兴起的斯拉夫型将是社会经济方面。 不能说文化形态学派之说没有道理，但他们把有明显时间差异的各个文明都视为同时代，其偏颇是显而易见的。要是有人视今天的文明与5000年前无异，这人即使不被看成疯子，也会被认为是说了疯话。文明是发展而来的，是在不断进步和成长的，而且是以加速度前进的。即使是汤因比，也把每一个文明内部的发展分成发生、成长、衰落、崩溃四个阶段，而且还将“挑战”和“应战”这对矛盾看成是文明自身发展演变的基本动力。 此外，文化形态学派还将各个文明完全割裂开来，不重视各文明之间的交互作用，否认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内部有机联系，这也难以令人接受。总不能说，今天的“地球村”只是若干个文明的集合体吧! 事实上，自古就有不少学者认为，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是分阶段发展的，而且是从低级阶段上升为高级阶段的。 4世纪，北非的基督教神父奥古斯丁声称，人类历史有婴儿、少年、青年、壮年、半老、老年六个时期。他还认为，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上帝的信徒同恶魔撒旦的信徒斗争的历史。尽管这一看法现在看起来几近于无稽之谈，但奥古斯丁毕竟第一次试图揭示人类文明前进的原动力。 在中世纪，基督教历史学家们提出，世界文明史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四大帝国的历史。他们的视野虽然不开阔，但却指出了人类社会文明有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势。 18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在其历史哲学著作《新科学》中认为，就像人在一生中要经过童年、青年和壮年三个时代一样，每一个民族都要毫无例外地经过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神权时代、英雄时代、人权时代(凡人时代)。 稍后的德国哲学家海尔德，在维科思想的影响下，也把人类文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并且主要以文化发展形式作为各阶段的特征。三个阶段依次是：一、诗的阶段。人们用诗的歌唱来保持历史，表现为史诗、史诗时代，其特点是人类幼稚，充满幻想。二、散文的阶段。这表明人类正在走向成熟，更加聪明，语言已不是简单的诗歌，而是优美的散文。三、哲理阶段。人类完全成熟，既自由又规矩，能够选择适当词语来表达思想。 同时代的法国学者杜尔阁将世界文明大致分为神学时代、形而上学时代、科学时代三个阶段。而他的朋友、哲学家孔多塞则基本以理性和科学发展为标准，将世界文明和文化发展过程划分为十个时期，即原始部落时期、畜牧时期、字母文字发明前的农业时期、人类思想初次进步的希腊时代、科学在希腊的分工至科学的衰落时期、自科学衰落至文艺复兴的黑暗时代、自文艺复兴至印刷术（欧洲）发明、自印刷术发明至科学和哲学摆脱权势的桎梏、自笛卡儿至法兰西共和国、未来的理想王国。 法国著名启蒙学者伏尔泰甚至还指出，人类文明史上有四个灿烂辉煌的文化时代，分别是：希腊时代、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代、路易十四时代。 很明显，西方学者对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分期，基本上是从“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出发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则按照社会经济关系或经济生产状况，将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划分成五个阶段或三种形态。五个阶段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三种形态是：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产品经济社会。 中国历史学家吴于廑提出了整体世界史观。在他看来，世界历史既有这种纵向的进步，还有横向的发展。所谓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在人类社会进程中，各个文明点、文明单位诸如城市、民族、国家、区域之间所发生的种种联系。与纵向进步一样，横向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生产者（人）与外界（自然、社会）的关系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不断扩大和加强。这就意味着人类必须向更广阔的空域求生存、求发展，意味着人类生产的历史地图日益扩大，意味着各个文明单位的活动范围由孤立隔绝的存在，到彼此联系连成一片，最后到结成一体；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在生产生存过程中对自然的依赖愈来愈小，而对他人、对社会、对其他文明单位的依赖愈来愈大。 文明的横向发展包含了许许多多的历史现象，譬如各文明单位（如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相互依赖与联系、传播与交流、模仿和学习、影响和渗透等等，也包括了人员往来、交通沟连、迁徙移动、扩张侵略，甚至于双边、多边乃至世界性战争等直接横向运动。生产越发展，文明越进步，这种交往就会越广泛、越频繁，相互间的依赖性就越强，最后使世界发展为密不可分的整体。一部世界文明史，就是一部文明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史。 文明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有前后两个明显的阶段，可将16世纪作为时间上的界限。当一万年前左右农耕文明出现继而向四周传播后，在亚欧大陆上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地带，南为农耕世界，北为游牧区域。南端的农耕世界以定居农业为特色，安土重迁，不必过多地依赖外部社会，因而封闭性较强。但农业生产也需要较多地依赖自然条件，譬如水源。为建造水利工程，必须联合成更大的社会力量，国家这种地域性极强的文明组织，就成了这种社会力量的体现。大大小小的国家相继产生，实际上就是农耕世界各个文明区域的局部整体化表现。而且，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各个农耕民族彼此之间也以各种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交往和交流。不过，这些交往和交流多为间歇性的，有的还是间接性的。 北方的游牧民族因其生产的流动性特点，需要视寒暑季节变化而不断更换生存场所，因而始终难以出现地域性的国家组织，故而游牧文明也始终只是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文明。由于生产水平低下，物质产品匮乏，北方地带气候又寒冷异常，所以游牧民族极为羡艳南端的农耕文明，向农耕世界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扰和冲击。虽然这些冲击有助于打破各农业文明间的闭塞状态，虽然冲击者自身也多被融入了农业民族之中，但农耕世界内部的孤立、隔绝和自守局面，却在长时期内依然故我。 16世纪前后是世界文明走向整体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样说有两重含义。首先是从地理联系意义上看，这是一个大航海的时代。先是有中国的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沟通了中国与印度、西亚及东非的直接的海上联系。继之有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发现了与旧大陆长期隔绝无联系的美洲，开辟了西欧通往印度的新航路，进行了通过海洋环航地球的创举。从此，浩淼无际的大洋成为坦荡通途，整个人类世界通过海洋连成了一片。 二是从社会经济意义上看。16世纪前后的西欧内部正发生着由农本而重商的变化。随着地理大发现的进行，世界市场体系得以初步形成，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欧洲社会经济的变革，加快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尤其是世界市场的广阔为欧洲工业品的生产提供了无限的推动力，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又为欧洲资本主义积累了大量资本。这就加速了欧洲内部已经发生着的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即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工业化。 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西欧，近代工业文明最先在西欧出现，形成了对一切传统生产方式的绝对优势，并且由欧洲向四周，尤其是向东方扩张，使世界各个地区先后卷入资本主义旋涡，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大致在19、20世纪之际，世界文明最终成了一个整体。不过，这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明体系，整个世界有“核心”地区和“外围”“半外围”地区之分。 进入20世纪后，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世界文明的整体面貌日新月异。汽车飞机等高速交通工具的发明，声光电子等现代通讯系统的诞生，氢弹导弹等热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问世，卫星航天器等远程空间技术的出现，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信息高速公路建立后互联网络世界的出现，更将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距离大大拉近甚至消除。相隔万里的人们可以借助电脑、手机用网络系统进行零距离交流，世界完全进入了整体化发展的时代。 然而，在这个整体性发展的过程中，文明世界范围内的矛盾和冲突也进一步加剧。由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争夺，引发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斗争，在20世纪较长时间里相当激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核心地区（西方）与边缘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在20世纪后期演变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矛盾。这些矛盾在20世纪前半期以冲突为主，到该世纪后半期则逐渐从对抗演变成对话，从公开冲突演变为暗中较量。虽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还是某些大国的惯性思维，但和平与发展这个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已无人可以逆转。 世界文明的整体性，又整体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前进的步伐。由于整体性，任何地区、国家或民族所创造的先进事物，都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横向地传播，都可以为别的民族别的国家所学习、吸收和利用。任何民族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成果，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为全人类所共同享有，任何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都能转变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这样一来，后发地区跟进民族便可通过大量接受外来先进事物而加快自身的发展速度，原本处在完全不同发展水平线上的各地区各国家，便可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前进。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在一个世纪前还处在愚昧蛮荒状态的原生态民族，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跳跃好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行列。 一方面，文明世界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文明在世界各地区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中心和边缘之分。从很早的时候起，历史学家们就有意无意地按照自己心目中的“世界中心”来构建“世界史”。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所记叙的，就是以希腊本土为中心，包括了地中海地区、西亚、黑海沿岸、波斯及其以北草原地带的他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中国古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天下”的历史。这个“天下”，就是司马迁和汉民族已知的世界。这个世界，以中国为中心，还包括了朝鲜、越南、印度以及中亚、西亚各已知国家如大夏、安息、大宛等。 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家看来，世界就是基督教传播所达到的范围，其主体或中心是欧洲，在此之外，除了圣地耶路撒冷外，其他都是应受到上帝抛弃的异教徒的地方。因此，他们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就是起自上帝创世，以希伯来为序幕，以欧洲为主体的基督教世界的历史。这种观点，在欧洲一直持续到17世纪—18世纪。 16世纪法国的人文主义学者博丹在提出文明世界史三阶段的同时，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到各阶段都有一个中心：第一阶段是东方各民族(埃及和两河流域)占优势；第二阶段是地中海各国（希腊、罗马）占统治地位；第三阶段是北方各民族（西欧）领先的阶段。 而两个世纪后的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则看到了中国、印度、波斯、日本甚至美洲的文明。他所写的文明史，不是从基督教传说的诺亚方舟开始，而是从中国讲起。 至于黑格尔，则在博丹和伏尔泰的基础上也阐述了世界文明的中心问题，而且重视东方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他依照世界文明中心的演变，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东方世界，中国是世界历史和文明的发端，再经过印度、波斯到埃及；第二时期是希腊世界，这是世界文明史的青年阶段；第三时期是罗马世界，为世界文明史的壮年时代；第四个时期是日耳曼世界，这是世界文明史的老年时期。 随着19世纪西欧文明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日益明显，“西欧中心论”很快占据上风，并且得到了最完整、最系统的论述。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被现代西方历史学界奉为祖师爷的德国人兰克。他的研究工作、他的著述都是围绕西欧六大民族展开的，即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英格兰、西班牙、斯堪的那维亚。兰克的世界史实际上是以西欧六大民族为核心的历史加以扩大而已，是最典型的西欧中心论，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西欧中心论无疑是错误的。但是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各个历史时期确实有人类活动的中心舞台。而且很巧的是，世界文明中心呈现着不断向西移动的趋势，甚至连各个时期中的小阶段也是如此。 古典文明时代是从东方开始的，包括了近东的两河流域、埃及、波斯、小亚，南亚的印度，远东的中国。公元前5世纪时，古典文明的中心西移到了欧洲东南部的希腊。公元前2世纪至5世纪，更西边的罗马成了文明的中心。 中世纪里，除了西亚的阿拉伯、东亚的中国文明继续独立发展外，欧洲文明的中心也是不断西移：中心区依次是东南欧的拜占廷帝国、南欧的意大利城市国家、西北欧的佛兰德斯地区。 16世纪起，随着西欧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形成，西方世界长期成为世界的“核心”地区，而这个核心的重心也不断往西移动：16世纪—17世纪是大西洋沿岸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称雄；18世纪是英吉利海峡两岸争霸的英法两国；19世纪，有“世界工厂”及“日不落帝国”之称的英国可以算世界的中心；20世纪上半叶，不妨将北大西洋两岸的欧洲和北美看成主宰世界的中心；到了20世纪下半叶，越过大西洋，西半球的美国无疑占据了世界中心的位置。 随着最近几十年亚太地区经济的腾飞，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2l世纪将以亚太为中心”的预言似乎正在变成现实。恰好这也是文明重心从美国再向西移动。人类文明6000年历程，文明的中心区差不多从东往西绕地球转了一圈。奥秘究竟何在？难道真如那位西方大哲黑格尔所言，是人类追逐“光明”——太阳的路线吗？ 人类文明四阶段。上古世界：原发性农业文明。中古世界：农业文明＋宗教文明。近代世界：工业文明。现代世界：信息文明。前景：生态文明 有必要阐述一下本书作者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总的看法。 作者以先师吴于廑先生的整体世界史观为指导，从世界历史有“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辨证统一认识出发，认为纵向发展的结果是文明不断进步和发展，这也是横向发展的前提；横向发展是纵向发展的必然产物，反过来又推动了纵向发展，同时也使世界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对人类文明历程进行分期，可将纵向发展的直接结果及文明的进步，与横向发展的直接结果即世界格局变化这两者结合起来考量。也就是说，可将“文明形态+世界格局”作为世界历史或人类文明史发展的主线，并以此作为分期标准。这两者本身又是一种辩证关系，即文明在各个时代的不同形态是文明进步的内涵，是各个时代的内驱力；不同时代的世界格局演变则是文明进步的一种外在表现，是文明发展的自然结果。由此出发，可将人类6000年文明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古世界，时间自文明诞生到476年。 这一时代的世界史，是人类第一批文明从诞生到衰亡的历史。习惯上把这一时期叫做上古时代。第一批文明主要出现在亚欧大陆以及紧邻的非洲东北角，包括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公元前3500年左右乌鲁克时期苏美尔人迈入文明门槛至前539年新巴比伦王国被波斯人灭亡）、古代埃及文明（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化Ⅱ型出现至前525年波斯人征服埃及）、古代印度文明（公元前23世纪印度河流域哈拉巴文化出现至3世纪贵霜帝国衰亡）、古代中国文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至5世纪南北朝时期）、赫梯文明（公元前19世纪国家形成至前8世纪赫梯王国被亚述所灭）、腓尼基文明（公元前3000年代末形成若干城市国家至前331年被亚历山大占领）、巴勒斯坦犹太人文明（公元前11世纪末形成国家至前30年左右被罗马人征服）、古代波斯文明（公元前550年建立国家至前330年被亚历山大灭亡）、古典希腊文明（公元前2000年左右克里特岛出现最初的国家至前334年马其顿统一希腊）及希腊化文明（公元前334年至前30年罗马屋大维灭亡埃及托勒密王国）、古代罗马文明（公元前8世纪罗马建城至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等。古代罗马文明是第一批文明中最后出现的一个，因此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第一批文明的终结，可以作为世界文明史第一阶段的结束年代。第一批文明的出现，时间上有先有后，但绝大多数都是原生态文明、原发性文明，是各地或各部族社会发展自然行程的结果，只有个别文明的产生受到了外来文明传播或扩张的影响，属于次生态文明或派生型文明。 就社会发展看，第一批文明都是农业文明。由于农业生产的地点是固定的，生产条件主要受自然因素影响，不需要与外界有太多的交往，因而农业文明的本质特征是孤立的、闭塞的。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扩张性和外向性，原因在于，其一，农业文明的发展，使文明区内人口愈来愈多，人口在激增的情况下便有可能离开文明中心而向四周迁徙。其二，农业文明物质资料手段的先进性和可靠性，极易为文明周边原始部族所了解、所模仿，从而发展农业。其三，农业的先进性使生产出现了剩余，从而使一部分人能脱离农业而从事工商业，而工商业在本质上又是需要与外界交往的。因此，各个文明出现后，大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从城邦到王国到帝国是很常见的一种发展趋势。文明的这种内在发展势必要同其他文明展开交往，因此文明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着的，尤其是相邻各文明之间；但联系也不是普遍的，特别是相距遥远的文明之间。譬如，古代中国人很难想象自己所在的这个“天下”之外还“别有洞天”。文明间联系的极端形式是扩张战争。早期农业文明区最有影响的扩张战争是波斯帝国的扩张、亚历山大东征和罗马对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征服。 第一代文明在发展中突出的表现之一，是人类开始由物质文明转向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因此从公元前8世纪至2世纪这段时期，被有的学者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人类开始对自然、对社会、对自身进行较为深入的哲理性思考，各种学派林立，思想观点纷呈。中国春秋战国形成的诸子百家，印度列国时代的“六十二见”，古典希腊文化，希伯来犹太教文化等，是“轴心时代”人类最为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 从总体上说，上古农业文明在维持和发展中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和破坏。这一时期亚欧大陆所形成的南部农耕世界和北部游牧世界之对立，可能是最突出的世界格局。按照吴于廑的研究，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文明国家发动了三次冲击浪潮。虽然农耕世界是先进的，游牧世界是落后的，但当农耕世界因内部矛盾而出现力量弱化时，当游牧民族因驾驭战车或马而具有较强的机动性时，两者之间的优势就有可能转换，游牧民族往往能成为胜利者。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从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开始，断续绵延到前1000年代，包括喜克索斯人征服埃及，赫梯人、迦喜特人、米丹尼人、胡里特人、乌加尔图人等冲击两河流域，雅利安人毁灭印度河流域哈拉巴文化，希腊人（阿卡亚人、爱奥尼亚人、多利亚人）南下迁入希腊半岛等。第二次冲击浪潮也开始于上古时代，晚至 7世纪。发动冲击的有匈奴人、突厥人，进入黄河流域的鲜卑拓跋诸部，进入波斯和印度的白匈奴人，冲入罗马境内的日耳曼各族和斯拉夫各族，在西亚、中亚、北非和西南欧征战的阿拉伯人。 第一批文明中有的是被游牧民族直接消灭的，如埃及的中王国，古希腊克里特文化，印度河流域哈拉巴文化，西罗马帝国。有的是在游牧民族攻击下衰落了再被其他文明征服的，如古巴比伦王国是在游牧民族打击下衰落后被亚述征服的。有的被游牧民族打断文明进程并改变其发展方向，如雅利安人、贵霜人、大月氏人、白匈奴人等对古代印度的破坏和侵扰。有的在游牧民族打击下文明出现弱化趋向，如中国的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欧洲的拜占庭帝国等。游牧民族在军事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但在经济文化上却大多融入了农耕世界。 第二阶段可称之为中古世界，时间起自476年，直至16世纪。 这个时期在习惯上被称为中古时代，可以看成是亚欧大陆第二代文明繁荣、其他大陆出现文明的时期。亚欧大陆第二代文明的繁荣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在第一批文明已经衰亡的地区，要么新出现第二代文明，如欧洲基督教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要么是第一代文明衰弱后再次中兴，形成又一次文明发展高潮，如中国和印度。其二，在亚欧其他地区，又诞生着新的文明。这些新诞生文明也是原发性文明，并非原有中心区文明传播的产物，但受原有文明的影响较大，因此发展较快。如日本受中国文明影响，俄罗斯受拜占庭文明影响，东南亚受印度文明影响。在亚欧以外的其他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出现了原生型的文明和国家，即东非的埃塞俄比亚、苏丹、索马里和桑给巴尔，西非的加纳、马里和桑海，赤道以南的刚果和津巴布韦。美洲印第安人则形成了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三大文明中心。不过，美洲和非洲的文明同先进的亚欧文明隔绝或几乎隔绝，自身的各个中心之间也很少联系，因而发展缓慢。可以说，上古世界的历史是亚欧大陆的文明史；中古世界的历史仍以亚欧大陆为主角，但非洲内陆和美洲也应列入世界历史范畴。 中古世界仍然是农业文明，游牧地带和农耕世界的南北格局依然存在。游牧民族在中古后期发动了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冲击，以突厥人西移为前奏，以蒙古成吉思汗扩张为高潮，以帖木儿征战为余波，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然而，落后游牧文化的冲击不可能提升农耕文明的水平；由于缺乏有机的内在动力，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也不可能随着游牧民族纵马驰骋而走向整体发展。此后，游牧民族冲击的历史影响逐渐减弱，冲击浪潮逐渐平息，农耕文明则因其自然经济的固有特性而在各地依然故我地、孤立缓慢地发展着。另一方面，各文明之间的联系有较大加强，除了相邻文明有更多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外，东西两端文明也通过陆路商道和航海贸易而取得了接触。 中古时代农耕文明缓慢发展，还与受到宗教文化因素的影响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中古世界社会经济发展踯躅徘徊的时候，文明特征更凸显在思想文化方面。可以说，中古时代是宗教文明时代，宗教的大传播并占据主导地位是这个时期人类文明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整个欧洲是基督教（又分裂为西欧天主教和东欧东正教），西亚北非是伊斯兰教，印度是新形成的印度教，后又传入伊斯兰教，中国是外来但又本土化了的佛教、本土生长的道教、以及正在宗教化的儒家思想——儒教，日本是外来的佛教、本土的神道教，东南亚是外来的佛教和伊斯兰教，撒哈拉以南接受了外来的伊斯兰教，美洲也有原始形态的宗教。虽然宗教最早产生于原始时代，并在上古时代有一定程度发展，但文明之初人们头脑对杂乱的意识和观念还有个筛选过滤、逐渐认可的过程，因此宗教作为主导文化的地位是到中古时代才确立的，也是唯有中古时代才有的。不论现代人对宗教的评价如何，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即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人们接受现实，接受现有秩序，为了达成某种社会和谐而放弃进取。宗教的功用在于使人们相信现实社会的完美性、平衡性，在于维护现存社会秩序，拒绝改造和进取观念。宗教的这一基本思想，是与农耕文明内敛守成的基本特征相适应、相一致的。由于受到宗教观念的束缚，经济和思想本身便难以产生更高要求，从而导致社会和政治难以进一步变革。在宗教求稳（守成）求善（和谐）思想的影响下，稳定成为人们的既有观念，因而很难刺激农业文明勃发新的生气。 总之，中古世界的文明特点可概括我“农业文明+宗教文明”。其实，所谓世界四大文化圈，都是以宗教或宗教化思想作为基本特征的，即欧洲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东亚儒教文化圈。这些文化圈都是在中古时代形成的。 中古时代的结束，并不是文明内部原有因素的不适应性所导致的，因为这种不适应性早已被宗教或宗教化思想的宣教布道所掩盖了，不适应性所可能造成的冲突也被宗教灌输的观念所预先化解了。农耕文明内部产生的新因素要想成长，首先必须冲破宗教的禁锢，历史事实也表明了这一点。这些新因素出现并成长在西欧这一局部地区，造成了先是对本地区、再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冲击和挑战。新因素包括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关系、思想上的自由、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平等、人性的解放、人类潜能的发掘和释放、人类的追求和进取心、人类思想和行为的理性化等等。西欧这些新因素产生并形成一定的力量大约是在16世纪，这个时间适宜作为中古时代的下限和近代的开端。 新因素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因此它们也在同样是农耕文明的非西方地区出现过。在中国，明末清初产生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出现了激烈抨击儒家教条和传统道德的启蒙思想家。在日本，15世纪—16世纪兴起过类似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那种工商业自治城市。但新因素能够发展的条件却只在西欧具备了，其他地区则没有显现出来。 第三阶段为近代世界，从16世纪一直到1945年。 这是西方居于统治地位的近代世界体系逐渐形成但又很快终结的历史。这一特定意义的世界体系开始形成于16世纪，终结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毋庸讳言，近代是以西方为世界中心的，西方国家主导着近代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 16世纪起，在亚欧大陆西端产生的文明新因素（文化新因素、思想新因素、宗教新因素、经济新因素、政治新因素等）不断成长，壮大，它们在本地区不断战胜和取代旧因素，不断促使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同时，还促使西欧势力不断向全世界扩张。 西欧向世界的扩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6至18世纪。那时的西欧主要借助社会制度和思想精神优势，一方面在地球上广大的陌生地域和海域探险，通过航海、贸易和殖民活动，将整个世界连成了一片，并将中南非洲沿岸、美洲大陆、大洋洲以及太平洋岛屿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它们也发动了对亚洲和东方文明的攻击，但由于并不具备对古老帝国的绝对优势，因而这种攻击尚只停留在边远地区，只有印度等极少数国家陷入了西方人之手。与此同时，西欧从东方掠取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筑建自己的物质文明大厦；也从东方吸吮了丰富的思想文化养料，滋润正在成型的近代精神文明。 内在的变革动力与外部的世界市场条件相结合，加速了西方社会前进的步伐，推动了社会改造和革命，也引发了科学革命和技术飞跃。18世纪—19世纪，西方世界历经两次工业革命，大大提升了经济水平，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在具备经济和技术优势的前提下，19世纪的西欧再次形成对东方古老文明的强烈冲击，同时还瓜分了非洲大陆。西方扩张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全世界的整体化，19世纪—20世纪之交，以西方为核心结成了近代世界体系，也可称之为西方世界体系。 在西方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有瓜分世界过程中西方列强相互之间的矛盾，也有西方同非西方的矛盾，还有西方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因此，在形成西方世界体系的同时，也引发了世界性的矛盾和冲突。非西方地区对西方侵略和扩张的反抗贯穿于这个强权时代的始终，苏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将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体系切开了一道缺口，而由列强纷争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则是西方世界体系矛盾和冲突的最高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宣告了西方对世界统治地位的丧失，除美国外的几乎所有西方列强都遭到了战争的重创，东欧和东亚出现了与西方完全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非洲各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也由此开始，以西方为核心的那个特定的近代世界体系走向崩溃。因此，1945年可以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下限年代。 从历史发展的内涵说，近代世界是工业文明时代。从16世纪开始成长的新因素，导致了工业革命发生；工业革命使西方世界具有了其他地区无可比拟亦难以抗拒的绝对优势。工业革命将人类导入一种全新的生活状态，工业化和近代化成为社会潮流，人类社会发生飞跃性的质的变化，整个世界的面貌开始彻底改变。但是，在接受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成果的同时，世界绝大部分地区成了西方工业国家的依附者和从属物。近代历史，在西方可以其社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并开始向世界范围扩张的16世纪为起点；在非西方地区，则可以受到西方冲击、被动卷入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的时间为开端。譬如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被卷入西方世界体系，这一事件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从历史的另一面看，非西方地区在受到西方冲击而遭受无尽苦难的同时，也被动或主动接受来自于西方的器物文明和思想精髓，有的还力图结合自身特点进行本土化改造，从而开始了艰难曲折的近代化进程。所谓艰难，是因为它们在走向近代化时还须破除本国既有历史传统的桎梏，清理其深厚而又顽固的积淀；所谓曲折，则是因为它们的近代化进程常常被西方势力的不断侵扰而扭曲、中断或反复。而非西方国家近代历史的终结，当以它们取得政治独立、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和支配为标志。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从此中国以崭新的面目迈进了现代社会。 第四阶段即是1945年以来的现代世界。 之所以认为20世纪前期的整体世界仍属近代，1945年以后的整体世界才叫现代世界，是因为这两个整体世界有着本质的区别，并不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二十年里，由于东欧东亚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也由于一大批亚非国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而走向独立，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体系彻底崩溃。这个时段的世界格局，实际上由三大块构成：一是西方世界；二是社会主义阵营；三是亚非拉美独立的民族国家。在西方世界，中心已从西欧转移到美国；在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则是群龙之首。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东西方对立和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的争夺。作为第三种国际力量，第三世界的逐渐崛起以及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已不再为大国强国所小视。东西方冷战随着1989年以后的苏东剧变而骤然结束，世界进入了多极化时代。 冷战时代东西方对峙对抗，双方的直接交往较少，个别国家如中国还被西方世界置于孤立隔绝状态。冷战结束后，多极化世界内部仍然千差万别，参差不齐。尽管如此，1945年以来世界的整体性是无可否认的，全球各部分已无法分割隔离，牵一发而动全身。虽然在经济上各个国家（即这个整体世界的各有机部分）有富有穷，虽然在国际舞台上各国发出的声音有强有弱，但它们的法理地位是一样的，是谁也不依附谁的，因此这个整体世界是各国在名义上基本平等的世界。这就是1945年后的整体世界与1945年前的整体世界在本质上的最大不同。虽然西方国家在现代世界占有极大优势，甚至还在许多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但它已不再是这个整体世界的统治者。那种西方人主宰世界、统治世界的历史已经成为过时状态，只能归入近代历史的范畴，它和现代世界格格不入。1945年前，世界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这是旧有世界体系内部各种矛盾所导致的；而现代世界的主题无疑是“和平与发展”，这是当今时代潮流所推动的。在和平的呼声中，任何企图统治他人的霸权行径都要遭到国际社会的抨击和反对。而人类在发展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等，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 20世纪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尤其到了20世纪下半期，科学技术的进步催生了信息时代的到来，因此，信息文明是现代世界的突出特征。信息文明使地球各个地方之间几乎变为零距离，世界成为真正的“地球村”。信息时代的到来，也为后发国家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机会。这个跨越能够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越，它可以省去第一次工业化进程的许多摸索，直接从信息产业入手来发展信息主导的经济。抓住这一机遇，发展中国家中也开始形成强势力量（如金砖五国），从而打破西方国家的优势地位，减弱其主导地位，使这个整体世界的内部发展更趋一致。在另一端，近些年西方经济和社会世态频频出现窘境，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开始凸显西方制度的缺陷与颓势，以及社会的惰性。不过，在当前这种貌似公平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 还是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分享应有的资源，有可能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要在这个整体世界内部彻底消除不平衡状态，任重道远。 当世界发展到21世纪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问题，引起了更为普遍的重视。倡导生态文明不但成为全社会的呼声，而且开始成为政府的行动准则。可以相信，努力建设美丽家园、美好世界，一定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目标。 当然，上述四分法仅是作者近几年来对文明世界发展体系的一个思考，本书的写作基本循着这一思路进行。在时段上并非截然划分，不强求绝对一致，历史不可能按照一成不变的时间表发展，世界历史行程的实际也表明了这一点。 本书主要是作者30多年来学习和研究世界历史的体会及认识，同时也有对中外史学界研究成果予以推广之意。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史学著作，也包括不少专业刊物资料。由于体例关系而不能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世界史前辈齐世荣先生、学长钱乘旦教授欣然为本书作序，令作者备受鼓舞。许多朋友关注和关心本书的写作及修订，作者谨表诚挚的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