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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对我而言是读书上的“大跃进”，从16年的115本到17年的231本，正好翻一番。我的专业是历史，故所读书籍以历史类为主，共218本。此外，有33本历史书只是略读或者选读部分章节。能读到这个数量，除了为毕业论文做准备外，也是走上学术道路后的自我鞭策，当然还和阅读及做笔记技巧的不断改进有关。 仿用柯文（Paul A. Cohen）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近代史三调：“细节”、“脉络”和“全球视角”，是我反思全年阅读经验后，凝练出的三个关键词。我将以此串联全年所读佳作，尽力提供给读者最有趣的好书评介。  细节 首先是“细节”。历史讲求证据，有一分证据就绝不说两分话，这是区分“历史发明家”和历史研究者的第一条标准。内容枯燥、排版恶劣、难以卒读的史料往往是欲入史学大门者的必修课和敲门砖。我并不推荐类似《筹办夷务始末》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样佶屈聱牙、排版不友善的原始史料，因为近代史的史料绝非全然如此乏味，亦有读之兴趣盎然而令人不愿释卷者。 近代史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便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洋人的大规模接触。欧洲人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中国的观察与记录，为我们留下可贵而又趣味盎然的第一手资料。早期来华之外国人多为基督教传教士，如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和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2004年版）中所描绘的大清，正值版图益广、国势日胜的时代。这一东方伟大文明在欧洲引发了“中国热潮”（Chinoiserie），并在启蒙运动中大放光辉。不过中国形象在18世纪也非全然正面，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的《中国变色龙：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理艺出版社，2005年版）就回顾了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种种想象，其中既有赞许亦有诋毁，所以书名以“变色龙”为喻，可谓匠心。  随着世纪更迭，当18世纪如圣鞠斯特（Louis Antoine Saint-Just）所言的“被送进万神殿”（Le dix-huitième siècle doit être mis au Panthéon）后，中国的光辉在19世纪的欧洲黯然失色，来华外国人描绘中国的笔调也渐趋黑暗。虽然如此，如古伯察（évariste Régis Huc）这样富有仁慈之心的传教士在《中华帝国纪行》（2册，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中所载，无论是饱含同情地记录下在横断山脉生活艰辛而等待灵魂救赎的挑夫，还是满含戏谑地描绘陪同他一路回粤的风趣的四川官员，都令人印象深刻。古伯察的作品无论是情感抑或文笔都远胜前人，甚至雄冠后来者，可以说是我所读过最好看的外国人在华游记。  外国人带来的绝非只有宗教“救赎”，更多的是依仗船坚炮利的无耻侵略。“圆明园劫难译丛”（共28册，中西书局，2011&2013年版）所收录的英法联军1860年北京之役参与者所撰回忆录，就常常带着侵略者的凶光。不过这些回忆录也不见得全然面目可憎，有些人震惊于八里桥战役中勇敢的清军士兵，有的也如实记录了自己人的恶行（比如法国人吃狗肉，英国人在遗迹刻字等等），看来这些常常被今日外国人所谴责的中国恶习，在百年前正是他们自己乐此不疲的行为。  还有如杜格尔德的《奉天三十年：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阿林敦的《青龙过眼》（中华书局，2011年版）也都是优秀的回忆录作品。以上我所推荐的作品，虽然不见得每一句都是可以采信的史实，但是却提供了数不胜数的精彩细节。有时阅读这些材料，仿佛就置身于19世纪的时空之中，感受到“诶？原来百年前的人是这么想的”，或者“啊！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今人居然是一样的”所造成的时空错置感。历史学家的工作正是从这无穷的细节中提炼出历史的论述，但后者已经是冷冰冰的标本切片，不再带有前者的温度和活灵活现。所以不妨带着轻松的心态体悟这些文字，即便不是一位历史爱好者，这些回忆录与游记亦可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同样趣味盎然。  脉络 枝枝叶叶的细节虽然引人入胜，但毕竟也只是万顷丛林中的一木甚至一叶而已，研究者不仅要见得一叶，更要知悉全貌，把握历史发展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脉络。王国斌（R. Bin Wong）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两条线索，以串联比较中西历史经验，这一观察极有洞见，并有助于把握中国近代史之全局与脉络。在我今年阅读的书中同样可以梳理出这样的两条线索。  先说民族国家的历程。就近代的开端，我比较赞同的观点是始于明清之际，而现代中国脱胎自清帝国，那么自然应从满清建国入手。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的《洪业：清朝开国史》（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以史诗般的语言和动人的叙事风格描绘了明清之际扣人心弦而又极具张力的历史大戏，是不可多得的兼具专业性和可读性的佳作。不过《洪业》以清人为视角，若以司徒琳（Lynn A. Struve）的《南明史：1644-166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为补充，则可从南明诸政权视角弥补《洪业》所遗忘的故事。  清人的百年“洪业”到了1840年代时已是千疮百孔，有关鸦片战争的研究除了茅海建那本有名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之外，我想推荐的是蓝诗玲（Julia Lovell）的《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中国建构》（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和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华南的社会动乱》（时英出版社，2004年版）。  前者的文字功力不输于茅海建而更优于英国方面史料的运用，而后者对鸦片战争之于华南社会影响的考察更令人击节赞叹。《大门口的陌生人》以英法联军制服了广东的反洋人活动作结，但这并不意味着日益武装化的中国停止了与各种企图宰制自己的势力顽强抗争，这一趋势到20世纪已趋极端，以至于在组织能力上的优势已经被自然资源的瓶颈所抵消。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即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苏区因为之前的苦斗而达到了生态承受能力的极限而“反围剿”失败，不得不放弃江西开始长征。这项研究颇为引人瞩目，获得不少好评。  顺带一提的是两本有关国家建立与思想—教育主题的书籍。杨瑞松的《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政大出版社，2016年版）探讨了“病夫”、“黄祸”和“睡狮”三个原本源自西方，但内涵于今有所不同的有关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是如何被中国人“自我东方化”并用于国族想象的构建的。值得一提的是冯客（Frank Dikötter）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从种族主义角度探讨同一问题，很有趣味。李中清等著《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则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展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在建国之后的变迁——教育正是建构国家最为稳固的基石。  再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准确地说，应是中国经济与世界。不过首先要理解何为资本主义，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这个薄薄的小册子，揭露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  把时间拨回新航路开辟的时代，自那时起，商业化的浪潮就不可阻挡地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明太祖那严苛而苦行僧式的社会规范被纵乐之声无情嘲弄，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即对此有了极为生动的描绘。推动晚明商业化进程的无疑是贸易的力量，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贸易打造的世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用一个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世界的版图如何被贸易的力量所形塑。  然而贸易主导的“斯密式增长”和原工业化却都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生态瓶颈。马立博（Robert B. Marks）的《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和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巨流图书，2004年版）就论述了中西共同面临的前工业时代的环境瓶颈与二者不同的解决之道。后来的历史也表明西方凭借煤炭和殖民地这两个颇为偶然的因素，成功突破了环境瓶颈和“马尔萨斯陷阱”而迈入高速增长，而中国却陷入环境灾害中不可自拔。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的《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饥馑的文化反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就描绘了“丁戊奇荒”时中国人的痛苦记忆。工业化的道路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西方有殖民地可以转嫁，而中国却只能剥削自己。如果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过去，才能真正了解和享受当下的工业化所带来的福祉。  全球视角 抓住了国家构建和经济两条线索便可观中国近代史之“林”，但是若欲得更为广阔之视野，则需与世界之“林”相互参看，即拥有全球的视野并与中国史相互对照。本年度所读的他国历史相对较少，但就国别史而言，亚洲所读的有马来西亚、伊朗、阿富汗、越南和印度的国别史；欧洲部分则阅读了意大利、法国、英国、西班牙和波罗的海三国的国别史。这些著作除了芭芭拉·沃森（Andaya.B.W.）的《马来西亚史》（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11年版）颇有可读外，其他都比较无趣。所以以下推荐的四本是我认为优秀且对形成广阔视野有所助益的书。  首先是吉拉德·霍恩（Gerald Horne）的《种族战争：白人至上主义与日本对大英帝国的挑战》（远足文化，2017年版），本书从种族战争的角度对太平洋战争做出全新的诠释，若以种族歧视和殖民帝国的角度出发，日本在二战中的角色将发生颠覆性改变，从帝国主义侵略者变成了“有色人种代言人”。作者虽然并不是想为日本的侵略罪行翻案，但是读者却不能忘记英、美白人的种族主义是如何为一场“人类的胜利”抹黑的。  同样令人难以接受的还有托尼·朱特（Tony Judt）在《战后欧洲史》（共4册，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中指出的，欧洲的和平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希特勒等人的种族屠杀。一方面，种族屠杀抹去了欧洲混杂的民族而造就了相对单一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清晰界限；另一方面，种族屠杀也削平了残存到一战之后的旧欧洲所有的特权阶级。这两个“成就”是欧洲得以重建福利社会的根本基础。历史在此竟是如此讽刺。  若对此有一丝疑虑，那么参考乔弗里·瓦夫诺（Geoffrey Wawro）的《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左岸文化，2014年版），就可对旧欧洲混杂的民族所构成的国家面临的内外挑战略知一二。  再把视角切换回亚洲，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的《视差：美国与东亚的关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同样对二战及战后的东亚世界给出了与常识大异其趣的解读，例如重新评价日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从属地位，并为朝鲜政权翻案。  以上四本书都从不同角度颠覆了原本的话语体系，为我们提供了看待历史的全新视野，而这正是一位良好研究者必备的素质。 如何做读书笔记 最后，我想谈谈有关做读书笔记的话题。 读书笔记重要吗？绝对重要，因为以自己的读书速度来看，若没有做笔记，或许读完合上书页时，内容已忘却大半。但如果做好读书笔记，那么几乎等于重读一遍，记住的内容就会大大增加。这是在阅读速度和质量之间取得平衡的一个有效方法。 读书笔记需要大段的摘录吗？视情况而定。我原本的读书笔记确实是有大段摘录的习惯，以至于一年下来笔记有80多万字（一百多本书的笔记）。后来我觉得这样不仅浪费时间而且似乎没有必要。于是我做出了如下改变：阅读时随手圈出体现论述逻辑的关键词和关键句而非整段划线，若没有明确的关键词句则每章读完后，自己思考总结出一个章节主题并写在纸条上夹入书中，阅读完毕之后，再根据圈出的关键词回想章节乃至全书的逻辑。在做笔记时用尽量简短的话做概述，这样就能省时省力。 也就是说只要摘录关键词然后自己串联即可？也不一定，一个最显著的例外就是当写文章需要引用某段话的原文时，那是要一字不动的将全文摘录。当然也有很多“投机取巧”的办法，比如找到电子书的PDF文档，然后笔记上只标注“见第XX页”，需要时再翻看PDF文档原文。但是必须要说的是，老一辈学者用手抄写档案是有原因的，抄写的过程即是一种记忆过程，现在少有人用手抄录，但在电脑中亲手录入一遍，也比简单的标出页码要记得牢固。如此才能真正消化史料而非读过即忘。过程虽然痛苦，但是却是必要的训练。 做读书笔记时还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绝对不能忘记出版信息。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日期一个不能少，若是外文翻译作品最好把外文原名也记录。其次，摘录的页码一定不能忘记，不然在使用时会因为找不到原文追悔莫及。最后，可以在末尾或开头简短的对书籍的逻辑、文笔和关键内容等做简要评价，逐步培养自己的读书品味。若能认真写出书评，当然更好。这里我推荐葛剑雄等著《谁来决定我们是谁》（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这是一本书评合集，可以作为初学者学习如何写书评的一个很好的范本。  另外，别忽略了正文后的参考文献，其中所给出的参考文献是研究中进一步研究的方面门径，也是作者辛苦的作学术史回顾的成果，应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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