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中我们知道，这里有五个守墩军人的家庭，国家配备了相应的火器装备，负责守备20号墩到21号墩的一里多长城防线，但关于他们的生活，除了需要自己做饭烧水之外，就没有什么信息了。可想而知，在陕北的长城脚下，墩军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不过，在同时期的其他文献里有这样的记录：“墩军多与零贼交易，以斧得裘，铁得羊肘，钿耳坠得马尾，火石得羔皮。”（郑晓：《皇明北虏考》）说明墩军为了改善生活，常与关外的蒙古人交换一些衣食用品。更有甚者，“虏待命边外，屡向墩哨卒问进止。一日，邀守墩百户李宝下墩，以虏酒席地饮之，载以马拥入俺酋营，与之欢饮”（《明世宗实录》卷251）。蒙古人不仅向墩军打探明朝情报，还邀请明军小头目去其营寨喝酒。这在许多人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但却说明双方的军人、民众之间，并不希望隔绝和战争，他们想要的是和睦相处和互通贸易。这就是王崇古、方逢时等地方大员推动高拱、张居正做成“隆庆和议”的群众基础。
    历史的走向往往并不按统治者的意愿，而是按普通人的普通需求前行。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因为惧怕蒙古的通商要求，统治者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修筑长城，却导致长城沿线出现了许多新的机会。我们知道，明朝的商人可以通过向边塞输送粮食或于边塞屯垦，获得买卖食盐的凭据；修造和驻守长城引发了大量的物料需求；石匠、铁匠、砖瓦匠等手艺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以军人及其家属为基础的聚落在长城以内逐渐扩展。在今天山西大同德胜堡的南城门洞东墙上，留有一块石碑，碑文中说：“……因其人稠地狭，原议添军关城一座，东、西、南三面大墙，沿长二百二十八丈，城楼二座，敌台角楼十座，俱各调动本路镇羌等七堡军夫匠役共计一千一百八十八名。原议城工俱用砖石包砌，于万历三十二年七月起，三十五年八月终止”。人口的增加催生了新的堡城。同时，沿边的农业也获得了发展。兵部官员、著名文学家唐顺之写过给总督翁万达的《塞下曲赠翁东涯侍郎总制》一诗：“湟川冰尽水泱泱，堡堡人家唤莳秧。田中每得鸟兽骨，云是胡王旧猎场。”
    从“隆庆和议”到入清之后，在长城以内，各地不断兴修的军堡、民堡显示了一种在军事对峙的表象之下的区域发展；而在长城以外，15世纪以后大批汉人移居塞外、逐渐造成定居聚落，称为“板升”。随着清代边塞地区商业的发展，这里的景象已然大变。民国时人曾在对张家口北六县进行调查后感慨：“终明之世为边防重地，清由满洲入关，奄有北国，乃设张家口、独石、多伦额尔三理事同知，以听蒙古人民交涉之事。自此烽火不兴，商农聚集，情势与古大异。盖明为屯兵之地，至清以政治统之也。”
    在戚继光蓟镇总兵衙署所在的河北迁西三屯营的背后有座景忠山，虽因由山上纪念诸葛亮、岳飞和文天祥的三忠祠而得名，也有很重要的佛教传统，但这里最有影响的神祇却是碧霞元君。当地民间还流传碧霞元君与她哥哥玄武大仙争山的传说，据说碧霞元君使计胜了，气得玄武只好担着景忠山的水，跑到北面的玄武山去住。玄武即真武，在北方防御蒙古城堡的寺庙中，他往往是塑于北阁的最高神。碧霞元君是女性神祇，其保佑生儿育女的神格特别受到强调，但她在明代还属于民间信仰。在这个传说中，把碧霞元君信仰地位的树立，与真武信仰地位的消退并立，一个日常生活的象征取代了一个战争的象征。
    无独有偶。河北蔚县城上的玉皇阁本是明正德时由军事将领主持建造的，但在清康熙五十五年到五十八年再度重修时，出资出力的人除了地方官员、士绅之外，最多的是本城的“铺行”，碑记题名中有95个，另外还有吉家庄和白乐这两个市集的铺行20个，而到乾隆年间，参与重修玉皇阁的商铺数达到两千家以上。玉皇阁终于变成了一座商人的庙宇，而蔚州也终于完成了它向一个商埠的转变。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使长城从军事壁垒转变为文化象征的真正动力。
    （作者：赵世瑜，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